第二章 青春岁月

移居广州（1932—1935）

离开了广州5年多，杨家已经不在之前芳草街住处，改在东山居住。《新广州概览》称：“东山本为郊外一村落，以广九铁路经此入市，欧美侨民有在铁路附近卜居者。民国以来，建筑西式房舍者日众，遂成富丽之区。”当时有很多像杨宗炯一类的政府官员在此居住，如离杨家不远的寺贝通津42号，就是国民革命时任海军造船总监、现为第一舰队司令部技正伍景英的府邸——隅园。

杨槱刚刚读完金陵中学初中二年级，寒假一过他就要升读初三，但因为淞沪战争的耽搁，他错过了“春季始业”，亦即春季学期的开始。不久，暑假来临，杨槱准备直接考高中。恰好，离杨家不远的培正中学办了一个初中毕业会考培训班，把初三的主要课程重点梳理一遍。杨槱于是前往学习，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三的课程，然后就去参加毕业会考。由于基础较好，杨槱最终的成绩还不错，考上了培正中学的高中部。

与金陵中学不同，广州培正中学从一开始就是华人自办的学校。1889年（光绪十五年），浸信会开明人士廖德山、冯景谦、李济良等倡议并筹措资金，开办了一所私塾，即培正书塾以倡新学，并可使学生入学时无须拜孔子。1903年，书塾改称为“培正学堂”；1907年，学生人数日增，乃于广州东山购地建新校舍。1918年，留学美国的教育学硕士黄启明（1887—1939）任校长，他多次前往南洋、美洲募捐，学校规模日益增大。1928年，培正正式改名为“私立广州培正中学校”，并设有附属初小、附属高小和附属女小。杨槱来到培正中学读高中时，黄启明校长正在任上，他对黄校长印象颇深：“他每年一定要花时间到海外去募集捐款，所以培正一个很主要的教学楼，就是美洲堂。有个宿舍，叫澳洲宿舍。”1929年10月，“美洲华侨纪念堂”建成；1932年2月，“澳洲华侨纪念宿舍”全部落成。两座建筑均新建成不久，因而多年以后，杨槱对此记忆犹新。

早在黄启明任校长之前，培正中学便引入国外较先进的教材，聘请留学生为教员，用英语授课。据杨槱回忆，培正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课程，都是采用美国大学一年级的课本。教杨槱英语的是一位美国女教师，她常请杨槱和他的同学们到她家用英语交谈。这也是杨槱后来到英国留学时，对语言和阅读教材没有很大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给毕业生的就业打下基础，培正高中部设教育和商业两个学科，分班上课。杨槱一上高中就选读教育科，选修课程有：教育学、图书馆学等。而商科学生则选学会计学和零售学等课程。高中二年级时，他也作为一名老师前往“贫民小学”实习，担任国文老师。这所贫民小学，也是培正为失学儿童而开办的。选读教育科的高中生，正好可以来这里锻炼讲课。杨槱自觉组织讲课没有当时他们班的班长好：第一堂课，学生们顽皮，不听杨槱讲课。班长一来，严肃地训斥他们说：“我很不容易请到杨先生来教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认真听？”全班就都乖乖地不吭声了。除了教课以外，杨槱还和同班同学观摩了几所著名的小学。

上高中期间，国文老师陈黄光（1904—1935）是杨槱很敬爱的老师。他是当时广州较有名气的左翼作家、剧作家，共产党员，1934年11月被当局逮捕，次年被害。对于这件事，包括杨槱在内的培正师生都感到十分悲伤。培正学生著名木刻版画家唐英伟，更创作木刻画以悼念陈黄光先生。

培正中学虽是一家由两广浸信会徒开办的学校，且校长黄启明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作风民主，学生是否到教堂参加宗教礼拜，悉听其便，且在教学上也给教师以自主权，所以像陈黄光这样的左翼教师也能在学校里带领学生搞剧运、上演左翼题材的话剧。所以，除了国文、算学、英语等几门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外，杨槱亦因此而开阔了眼界，增广了见闻。他回忆道：

 

学生们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演话剧是其中突出的一项。那时正是世界经济萧条的年代，多生产有时反而是灾难。例如我国就发生“谷贱伤农”，粮米价格大跌，伤害了农民的现象。这方面题材不少，演出感动人心，演员们也就感到“如醉如痴”了。

 

杨槱当时所看的，应该是著名剧作家洪深创作的话剧《香稻米》。1934年冬，陈黄光请来导演黄凝霖为培正同学排演这出三幕剧，一切经费全由学校赞助，培正女小也有同学参与演出，连演三天，获得好评。当时不仅有左翼剧作家创作的、反映当时资本主义不公的剧作，更多的是“抗日剧联”等剧社公演的抗日剧目。这些话剧感动了广州的市民，也使杨槱等一众青年学生感到，自己现在的学习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考试拿高分，而是真正地学好本领，将来能更好地为国家、民族的自强而服务。

在培正中学，令杨槱印象深刻的还有好几件事。第一件是校长请专家做报告：

 

每年校长都会请1—2位专家来校做报告。记得有一次请来的一位是汽车专家。他讲了汽车的性能、构造和如何鉴别汽车的优劣等。还有一次，一位音乐家来讲“交响乐”，他当场播放“贝多芬第5交响曲”，一段一段地加以说明。这些报告，我们都是很感兴趣的。

 

注重美育是培正一向的传统。1920年代，黄启明校长从国外募捐，带回一套二十余件管乐器组成了一支银乐队，这支乐队一直延续至1957年，其中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曾担任过指挥。1933届奋社毕业的十余位音乐爱好者，自发组织了一支名为OPM的小型管弦乐队；英文教师梅荣光也是小提琴的好手。杨槱自己也跟着“学习拉小提琴，也能拉几个极简单的曲子，可惜没有能坚持下去”。在这种环境下请来音乐专家讲交响乐，也绝不是校方领导一时的附庸风雅。

杨槱读高中时，父亲杨宗炯和他的朋友们请到当时的太极拳名师杨澄甫到广州教授太极拳，杨槱就在旁边看，看得多了，也就学会了。培正高中的体育教育在当时的广东乃至全国都相当有名。自1919年马尼拉第4届远东运动会起，每届均有培正学生参加，一直至抗战前夕。培正同学们对体育运动很有热情，杨槱同学中有七八个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一定要拜杨槱为“师”。这样，他也就成为一个小太极拳师傅了。

培正中学规定，高中学生每学年写一篇题目自定的论文，或者翻译一篇英文名作。初上高一的杨槱自觉功夫还不足以撰写论文，但英文还算可以，就翻译了一篇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英译本。高中第二年，他就以“广东造船史”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到了高三，杨槱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感到好奇，决心要弄清楚这个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就到图书馆和博物馆搜集资料，并撰写了一篇名为“论法西斯主义”的论文。

从这几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当时杨槱所在的培正中学有其教育理念：为学生打好基础，并适当培养他们的各种兴趣，以为国家育人成材为第一要务，而不是单纯追求“升学率”等指标。

结缘船舶

由于淞沪战事，杨槱一家在去年南下广州时十分匆忙，因而尚有一些衣物书籍留在上海。1933年暑假，趁着杨槱有空闲时间，杨宗炯夫妇便让他跟一个同乡到上海，把几箱衣服和书籍运回广州。此时的杨槱对于船已有很大的兴趣，每次坐船都会特别留意。这次去上海，杨槱坐的是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Canadian Pacific Steamships）的“亚洲皇后”号（Empress of Asia）。这艘船由英国格拉斯哥著名的费尔菲尔德造船工程公司（Fairfield Shipbuilding and Engineering Company）制造，1912年下水，次年完成处女航行。这是一艘万吨级的豪华客船，能载客1100余人。然而，旅客中有半数是住宿在四等舱——专门为亚洲人设置的最低等的铺位。在这艘豪华客船上，杨槱看到的却是其污浊的一面：

同搭这艘船的大多数是回国华侨。他们不拘小节，往往在洗脸盆里洗脚。上百人挤在一个住舱内，舱内虽有机械通风设备，但因在甲板下面，人又多，空气仍然污浊、气味难闻，于是大多数人就走上甲板透透空气。四等舱有一间较大的餐厅，每天晚餐后，几张大桌子上就摆好了赌钱用的“番摊”。每桌有一个摊主，都是满脸横肉的大汉。他们手抓一大把围棋棋子，随即用一只大碗盖上。然后叫赌客下注，把钱压在桌子上画的1、2、3、4四个格子的任一格内。然后摊主用一根筷子，每次拨出4粒棋子，最后剩余几粒，就是那一格中彩，其余几格就输掉了。这样的赌博，一直到深夜。有些老华侨一生在异国辛苦劳动所得，就在船上挥霍殆尽。船上还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妇女，听人说她们是妓女。在这样大的豪华客船上，居然也有这些勾当。我听说烟（吸鸦片）、赌、娼是华人的三害，也是华人的耻辱。

 

除了看船以外，杨槱还很喜欢听别人讲船上的见闻。来自三河县的王奶妈从1910年代末起就跟着杨家东奔西跑，只因她丈夫是当地农村的二流子，人人都看不起。但毕竟家在河北，杨宗炯夫妇也让她每隔两三年回家一趟。1934年秋，王奶妈回老家省亲后从海路回来，就给杨槱跟他的弟弟妹妹讲一路上的见闻。她说这一次在南海海面上，居然遇到了海盗抢东西。“我以前听说，其实这些海盗的主要目标就是海外华侨”，王奶妈说，“有些倒霉的华侨遇上他们，一辈子积蓄就被他们抢去了。”但这一次，海盗们没有抢到华侨们的财物。“那几个华侨可能知道海上不平安，钱都提前汇回去了，身上现钱都没多少。于是那些海盗说：‘那大家只好委屈一点了，我们出来走这一趟也不能一无所得。所以大家的东西都留下来吧！’”所有这些海上的和跟船有关的种种事情，还有别人的许多亲身经历，杨槱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当他到佛山古镇去游览时，还特别留意了停在河边的武装客船：在船两舷的每个窗口都伸出了一尊土炮。

除了看船的外在、听有关船的故事外，高中时代的杨槱，也开始跟同学们探讨船的一些内在性质问题。有一次，他和一位高中同学在谈论到从香港岛过海到九龙半岛的“明星”号渡轮，后者介绍其特点说，“船的稳性非常好，当船将要靠岸时，即使旅客都拥向一侧，船身也仅有微小的倾斜，原因是这船的宽度很大。”他的这位同学还对杨槱说了一段这个轮渡公司的一个掌故：“轮渡公司曾委托船厂新造一艘渡船，要求新船的航速要高一些。船厂设计了新船，并制作了一个木质船模，请轮渡公司总经理审查。这位老总认为船体还可以瘦削一些，因为船体瘦削对提高航速有好处，所以他信手用木刨把木船模刨了一层，船体的确是瘦削美观了。然而船造好后，立即就发现船很容易倾侧，这表明船的稳性不够。于是就想办法加宽船体，以提高稳性。结果在船的两侧加装了两个鼓出的附体，但这样一来，船的航速反而降低了。”杨槱这时接触到了关于船舶的几个特性：船型、稳性、航速。这几个性质之间相互有作用、相互有影响，不能一味追求其中一个，必须结合船的功用综合考虑，找到最优的方案。如何综合考虑？这将是杨槱接下来要学习、面对和解决的最基本问题。

出洋求学

中日甲午海战，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加强北洋海防，准备重建北洋舰队。1896年，总理衙门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著名造船公司——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 Mitchell & Company，一译阿摩士庄公司）订造了2艘巡洋舰，分别为“海天”号和“海圻”号。其中，“海圻”舰属二等巡洋舰，是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只之一，长129.2米，宽14.2米，吃水6.1米，排水量4300吨，1898年下水，次年开始服役。“海圻”号在其服役期间充满着传奇色彩，经历的管带有江南船坞督办萨镇冰（1859—1952）、护法将军程璧光、张作霖手下东北海军总司令沈鸿烈（1882—1969）等。当反沈鸿烈部于1933年夏挟“海圻”号南下广州时，这件事情似乎对青年杨槱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青少年时本想以科举走入仕途，但考试失意后遂投笔从戎。适逢已任湖广总督十余年的张之洞在湖北大办海军，兴办兵工企业，在向日本购置军舰的同时又选派一批青年到日本学习海军，沈鸿烈即为其中之一。北洋政府时期，他通过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之关系，靠上了张作霖，成为奉系军阀创办海军实际上的操作人。1926年，沈鸿烈又强夺了“海圻”号，并把直系的渤海舰队全盘接收。

1931年春，“海圻”等舰到青岛崂山训练，各舰舰长则在“海圻”号上开会，计划胁制沈鸿烈，意图发展海军陆上势力。当沈来崂山视察时他们便将他扣押，但被亲沈的下级官兵救出，是为第一次“崂山事件”。但事件并未真正平息。1933年6月，在“崂山事件”中救沈立功的关继周等人，因不满沈鸿烈未能满足他们在政治和金钱上的要求，于是经密谋后，欲趁沈鸿烈到舰上检阅训练之机将他置于死地，与此同时，停泊在薛家岛海域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的东北官兵也派代表齐集“海圻”舰上商讨对策，认为事已败露，急需保命，决定三舰反沈南下。25日，“海圻”等三舰驶泊崂山湾海域，通电迫沈去职，并拒绝三舰舰长回舰，遭到沈鸿烈等人的坚决拒绝。当晚，在“海圻”舰副舰长姜西园的率领下，三舰悄悄驶离青岛，南下投奔粤系军阀陈济棠，接受改编成为粤海舰队。

“海圻”号等舰变节，这对于广东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这几艘舰就停在广州珠江口，杨槱也看到了这个情景。当时，他在家中父亲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摞资料。杨槱好奇，便翻开一看，原来是关于“海圻”“海琛”“肇和”三舰和一些海军资料。估计是父亲杨宗炯因在政府中工作而获得的相关文件。

杨槱把这几艘舰艇和海军的相关资料都认真地读了一遍，对于船，他更加感兴趣了。而就在这个学年，在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之后，杨槱就以《广东造船简史》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学年论文。文章梳理了广东造船发展的历程，尤其是近代从广东制造局、黄埔船局、黄埔船厂、到海军广南造船所发展演变的历程，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称赞。

到了三年级时，培正高中改设文、理两科分班上课。杨槱因为志在学造船，于是就选择了理科。其时杨槱的班主任为冯棠，比较要好的同学有梁宗岱之六弟梁宗恒。

既然杨槱的志愿在于造船，那么就得考虑下一步高中毕业后的去向。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还没有真正的造船系，同济大学要到1936年8月才有造船组。而与船舶相关的学校只有上海的吴淞商船学校，但学校仅设驾驶一科，造船科也要等到1939年内迁重庆并改名为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时才增设。于是，杨槱把目光投向海外。

事实上，杨槱决心留学海外，也受到了父亲杨宗炯的影响。当时杨父在广州地方法院任职，但他大概想更上一层楼，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却被陈立夫等留洋派瞧不起，颇受压制。于是，杨宗炯便把出洋留学的希望寄托在长子杨槱的身上。

既然杨槱决定出国学习造船，那么要去哪儿呢？在亲友的劝告和指导下，杨宗炯安排杨槱前往英国留学。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到了1930年代，英国的船舶产量只占全世界的45%，比战前的60%大跌15%，但英国造船业仍然位居世界第一。英国的几个造船中心——利物浦、纽卡斯尔、格拉斯哥和贝尔法斯特的大学里，都开设有造船系。特别是利物浦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中国留英学生要是学造船的，基本上都进入这三所大学深造。杨槱根据这些信息和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位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作为他人生旅程的下一站。

当然，在此之前，杨槱还有好一些事情要完成：比如高中毕业会考，办理成绩证明和签证等。1935年7月，以平均成绩71.64分完成毕业会考的杨槱，获得了毕业证书和国外留学证书。于是，杨槱就成为培正中学1935届“觉社”的毕业生，怀着报国的觉悟，出洋深造。

另一方面，由于前往英国时要路过多个国家，父亲杨宗炯便派他的一位部下陪同杨槱，跑了广州多个领事馆，办理各国签证。杨家家境殷实，此番出国所需费用均为自筹，签证办理还算顺利。之后，杨槱便假道香港，拿着三等经济舱的船票，登上了意大利客船“康梯·凡尔地”号的甲板，开始了前往大不列颠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