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时代

北平出生（1909—1918）

江苏句容是杨槱的故乡，句容市地处苏南，紧邻南京，是南京的东南门户，素有“金陵御花园”之美誉。可是这一切在杨槱的记忆中比较模糊，1917年在北京出生的他，关于故乡记忆是父亲给他讲的故事。

杨槱祖上并非名门，祖父之前世世代代在句容务农，到了祖父杨声远这一代终于有所改变。祖父从小家里非常穷，无法读书，年纪轻轻就要放牛，帮家里维持生计。放牛时候要路过私塾，听到私塾里有人读书，他就扒在窗户边上看，边听边记。后来老师发现，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听课的。又问他懂不懂他又点头。后来老师又问了他几道问题，杨声远居然都答对了。老师大为吃惊，不但没责怪他“偷学”，反倒觉得杨声远勤学聪颖，就让他继续来学习。结果他学得很好，老师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倾囊相授。后来，杨声远也就成了一名私塾先生，开始在句容县华阳镇寨里村的私塾教书。因为他教授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因此在当地获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就跑到当时江宁县土桥镇（今南京市江宁区土桥镇）做私塾教师。

到了杨槱的父亲杨宗炯出生时（1888），杨家的情况就要比祖辈们好了一些，起码可以不像乃父杨声远一样边放牛边“偷听”先生讲课。杨宗炯，别字仲杰。从这个名与字中可以看到，为他起这个名的人（或是其父杨声远）甚为喜爱“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希望这个孩子富有文采。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杨宗炯就到了句容县里的初级中学和省会南京高中读书。虽然后来杨宗炯并没有从事文学，但料想他国文也相当不错，因为他于宣统元年（1909）考取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第一类。按当时的大学堂章程，报考预科第一类只考国文和英文，毕业后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学等分科大学（相当于本科），但分科大学延至1910年3月方才开办。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辛亥革命。消息传至北方，震动极大，京师大学堂的教员、学生纷纷请假回籍，无心上课，后来更至停办，杨宗炯因而失学。年轻的他在停课期间是淹留北京，还是返回江苏句容老家，现在并无证据确定。但估计到当时南方的战况，杨宗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较大。在求学期间，杨宗炯与同为京师大学堂预科第一类的学生、同盟会会员孙炳文（1885—1927）成为好友，并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两人一同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孙炳文比杨宗炯早一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却因在试卷中写有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话语被开除。对于武昌首义，杨、孙二人应当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1912年（民国元年）5月，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下令，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1854—1921）。孙炳文也因为严复复查试卷，认为开除无理，学籍得以恢复。然而，在恢复上课后，却因为经费紧绌，北京大学一度面临停办。教育部更提出对原有学生和外国教师的“结束办法”，令原来分科学生于民国元年年底前毕业，引来学生的极大不满。同年10月，杨宗炯预科第一类毕业。然而，杨宗炯并未直接升读本科，原因亦在于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如走马灯一般换了一任又一任，加上教育部朝令夕改，校务一塌糊涂。1913年1月，何燏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5月，他竟宣布“凡预科毕业生欲入本科者，须经过入学考试”。北大预科毕业生一片哗然，认为与“大学令”中持预科毕业文凭者可升入本科的承诺相违背，发生了预科生集会请愿的学潮。这次学潮，最终以何氏开除为首学生8人，以及教育部暂时解散在校预科生而被压制。9月初，本科开学又被教育部勒令叫停，后者提出要把北京大学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但亦因校长学生反对而不了了之。

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直到1914年下半年，杨宗炯才入读北京大学法本科法律门。在预科毕业后的两年间，他靠打零工赚取生活费。档案显示，杨宗炯曾于1914年（民国3年）3月，在北大预科班临时担任过一个月的英文书记，月薪金30元。

除了孙炳文以外，杨宗炯还结识了比他晚一届预科毕业的郭定保，以及他的哥哥——从留学日本回来的著名律师、同盟会会员郭定森。郭氏兄弟的籍贯也是江苏句容，与杨宗炯有同乡之谊。其父郭业庸，以经商起家，在句容县开“泰和生”布店，兼营百货；后在城郊购地百亩，又在天王寺镇开设“祥和”分号，家资万贯。郭家大宅纵贯句容县城西门大街路北，共七进四十多间房屋。郭业庸亦善于结交马相伯、康有为等当时有名之士，因此句容郭家在当地成为有名的大户人家。

杨宗炯原来有位原配夫人，还生育有3个孩子，但后来因为霍乱流行，妻儿都不幸染病罹难，他也因此而独身了。杨宗炯的才华深得郭定森赏识，就有意把自己的小妹介绍给他。一天郭定森对小妹说：“有一个人（杨宗炯），在历史革命的转折时期，会有一番作为的。你嫁给他怎么样？”妹妹过惯了郭家的锦衣玉食，不大愿意嫁给这个家境一般的人，说道：“那我就是从米缸里跳到糠缸里了。”但她姐姐郭定权倒欣赏这位北京大学的青年才俊，表示愿意嫁给杨宗炯。于是，杨、郭两家的亲事也因此而定。后来杨宗炯携家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在当地也算是知名人士，广州某小报也不知从何处得知此事，将之刊登，名为“姐代妹嫁”。

估计杨宗炯是在北京完成了他的“小登科”的，因为他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法律门学习。到了1917年（民国6年）10月17日，郭定权诞下麟儿，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杨槱，但这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家里人都唤他的小名——大林。因为家中添了新成员，杨宗炯从北京附近的三河县请来了一位王姓奶妈，把还在襁褓之中的杨槱交给她照顾。小杨槱对这位奶妈的感情非常深。由于杨宗炯前面3个孩子都夭折了，他怕这个新生儿也会养不大，因此让小杨槱自会说话起就称这位奶妈为“妈”，而把亲生母亲郭定权唤作“大孃孃”——这是杨槱表兄、表姐对郭定权的称呼。

虽然这位奶妈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据杨槱称，他自己受她的影响相当大。有两件事给杨槱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吃饭，他不小心把一粒饭掉桌上了，奶妈一定要他吃掉。同时她说：“一粒米也不能浪费！”并吓唬他：“不吃你以后会被这粒米饿死的！”从科学角度这当然很无稽，但却使杨槱一生养成了节约、不浪费的性格习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为国家工作、研究中。

奶妈有时候会拿点零食给杨槱吃，一看到有别的小孩在旁边，她就会嘱咐他：“大家分着吃。”渐渐地，杨槱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从来不自己一个人独自吃东西。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心里也始终想着别人，自己不会独自一个人享受。

1918年（民国7年），杨槱出生后的第二年。经过4年的本科学习后，杨宗炯以平均成绩79.5分毕业，在北京大学法本科法律门中排行并列26名。按照不久之前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本科毕业可授予进士头衔和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杨宗炯亦可算作“登科”了。

然而，就在北京求学的数年里，杨宗炯看到了中国国内形势巨变：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却在出任内阁总理过程中遭到暗杀，背后主谋指向袁世凯，从而引起反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推行“洪宪帝制”，更妄图通过加官晋爵来收买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和教授，幸而校长胡仁源与诸教授“意持不可”，北大“独未从贼”。蔡锷等人发动了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因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发生矛盾，引起“府院之争”，督军团团长张勋借口调停带辫子军入京，于1917年7月1日为溥仪复辟，解散国会，是为“张勋复辟”。段祺瑞又将张勋打败，成为“再造共和”的所谓功臣，黎元洪引咎辞职，总统之职亦由冯国璋取代。

北洋政府的腐败，杨宗炯一一看在眼里。他已决定，等毕业之后就到广东去，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杨宗炯毕业后，便辞别在北京当律师的妻舅郭定森，携同妻儿举家迁往广州。他放弃在北京工作定居的这个决定，对杨槱一生的影响亦不可谓不大。

寄寓革命（1919—1926）

就在复辟与“再造共和”闹剧上演的同时，孙中山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展开护法运动。海军总长程璧光、盘踞广东的老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表示支持护法。于是，孙中山便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1917年9月，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然而，因为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本意只在借孙中山先生的名声以扩张地盘，军政府人心不齐。孙中山于次年1918年5月，即辞去大元帅之职，指出“南北如一丘之貉”。他本人亦避居于上海法租界。同年9月，北京安福系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倡议召开和平会议，南北弭兵。国内名流熊希龄、蔡元培等亦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表示支持。12月13日，孙中山派身在广东的胡汉民为南北和平会议代表，与北军议和。此时，杨宗炯正在胡汉民手下做事，因而也一同前往上海，担任秘书。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3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鉴于全国反段气氛高涨，南方乘机提出8项条件，北方不能接受，和议破裂。胡汉民则辞去议和代表一职，留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0年10月，孙中山的亲信军队——陈炯明援闽粤军从福建漳州一直打回广州，桂系军阀逃回广西。年底，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估计此时杨宗炯亦跟随胡汉民等人回粤。次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任非常大总统。因为杨宗炯的法律学本科背景，可能担任过大理院推事，即最高法院审判员。

1922年6月，陈炯明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乘永丰舰脱险，转往上海，随后胡汉民亦跟从。杨宗炯可能并没有跟随前往，但在此期间，他也会带同杨槱前往江苏句容老家探望老父杨声远。杨槱回忆，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把他带回了江苏句容寨里村，当时祖父杨声远已经瘫痪了，不能讲话，但能写字。见到自己的孙儿，祖父自然很高兴。当时同在他身旁的还有杨槱的一个堂兄，属兔，比他大两岁，祖父之前唤他做“小兔子”。两个小孩子在打闹，祖父杨声远就写：“小兔子会骂人，大林会打拳”。

由于各路军队讨伐陈炯明，1923年1月，陈被迫逃往广东惠州。次月，孙中山回广州就任大元帅，成立陆海军元帅大本营。次年4月，孙中山大元帅特设法制委员会，并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杨宗炯为6名委员之一。或许是工作原因，杨宗炯一家住在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芳草街，旁边是原来广东三大学宫之一的番禺学宫。与番禺学宫连同附近的广东贡院一带，一向为广州城的文脉之地，当时的名人大多愿意在此安居卜邻。

事有凑巧，其时杨宗炯好友、共产党员孙炳文亦住在此处，与杨家为邻。1924年5月，孙中山一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地点正在广东贡院。恰好，杨槱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杨宗炯便安排他前往广东大学的附属小学读书。按当时惯例，小孩在上学前都要取一个学名，杨宗炯便请在人品与学识上都令人佩服的孙炳文，给自己的这个长子起学名。孙炳文用《诗经·大雅·棫朴》中“芃芃棫朴，薪之槱之”一句，给杨槱起了一个“槱”字的单名，别字君朴。按照传统《诗经》学者的解释，芃芃是茂盛的样子；棫和朴都是树名，分别指白桵和朴树；薪是把它们砍成柴；槱是指（把柴）堆积起来。比喻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而孙炳文则有更深一层的引申：其时，孙中山已经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展开合作，意在打倒北方军阀。鉴于大革命的热烈形势，而恰恰杨槱的姓——杨也是一种树，这就是希望这棵“杨”树也要跟棫和朴一样成材（柴），然后积聚到中国热火朝天的革命和建设之中来。

这样，杨槱便带着孙炳文的美好祝愿，每天到附近的广东大学附属小学上课。这所小学当时规定，小学生要学习文言文和用毛笔练习书写，这给杨槱的中文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据杨槱回忆，在广东大学附小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二是亲身经历了沙基惨案后的游行示威。

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东大学的礼堂演讲，因杨槱就在大学的附小就读，就和全班同学一起被老师带到礼堂听演讲。杨槱回忆说：“我们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因为个头小，大家看不清讲台上的人，很多同学都索性站着听孙先生演讲。”“常听他演讲的观众都晓得他有个习惯，他刚开始演讲时，声音往往比较轻，后来随着演讲内容的变化，会越讲越响，越讲情绪越高。”让杨槱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在广东大学礼堂的演讲，孙先生却没有沿用这个老习惯，他的声音一直很响亮。“当年没有什么扩音设备，孙中山先生在台上讲话，我们在最后几排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1925年6月24日，沙基惨案发生后翌日，广州市民组织了示威大游行，作为小学生的杨槱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在将近到沙面时，他们被劝说回校解散。然而，在傍晚时分，他和同学们在小学门口看到了很多人推着载有遇难者尸体的板车。他们很受冲击，却只能以沉痛的心情望着队伍缓缓离去。第二天，体育老师就对同学们说：“为了抵制英国货和日本货，我们罢买他们生产的皮球，所以也不能进行球类运动了，大家还是学游泳吧！”从此，杨槱便学会了游泳。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有资料称，杨宗炯亦作为孙中山的侍从秘书随行。然而，等孙中山北上抵京时，已经身染疾病。第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杨宗炯于是返回广东继续任职。

1925年6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东征军平定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在中国共产党提议下，原称为“大元帅府”的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改为委员制。汪精卫被推举为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恺、许崇智、林森5人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属粤、桂、湘、滇、闽等地部队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被任命为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其余各军，则仿照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普遍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并彻底打垮陈炯明的同时，又进行南征，击溃了军阀邓本殷军，12月攻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至此，广东全省实现统一，政权也得到巩固。此时，北伐战争即将打响，杨宗炯也将在此大时代中，扮演其角色。

随父北征（1926—1929）

1926年4月，直奉战争以直系的失败作结，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吴佩孚退守两湖、河南三省，控制京汉铁路。直系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则占据着长江中下游地区。1926年7月，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战争自此打响。

北伐开始时，杨宗炯在总司令部，任少将经理处长。随后，杨宗炯被调至第四军第十师，担任后勤工作。第四军的前身为粤军第一师，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杨宗炯长期在广州国民政府的法务部门工作，当时的上司是国民党元老、广东人古应芬。加上之前也跟粤系大佬胡汉民打过交道，所以杨宗炯跟国民政府里的广东系的关系比较亲密。来到第四军这支广东系军队后，他跟陈铭枢师长也颇有交情。据杨槱回忆：“（父亲）跟陈铭枢是常有联系，陈铭枢家他也带我去过的。一直到解放前不久，在上海，父亲还带我到他家里去过。”

1926年8月，在“钢军”第七军等友军的配合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于湖北咸宁境内的汀泗桥、贺胜桥两处军事要隘击败吴佩孚守军，赢得“铁军”称号。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陈铭枢部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杨宗炯因有法律学背景，便被任命为卫戍司令部执法处长。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亦迁往武汉，杨宗炯觉得局势已稳，便就写信给杨槱母亲、尚在广州的郭定权，让她带家人到武汉去。当时中国的铁路很少，公路也很不发达，交通工具以船舶为主。于是，郭定权决定先从广州坐轮船到上海，然后转乘内河船前往武汉。杨槱当年刚满9周岁，这也是他能记事以来所记得的第一次乘船，这次经历，给他的印象很深，以至于他还记得当时的细节：

 

我们全家搭乘了三北公司的“飞虎”轮，从广州去上海。这是一艘兼载旅客的货船。刚刚出航时天气晴和，大家都走上甲板，观看珠江两岸景色。水面上空气清新，人们互相谈笑，十分愉快。

……

在海上的第一天船行平稳，大家有说有笑，一位青年妇女忽然问道：“我感到很奇怪，船是铁制的东西，怎么能在水中不沉呢？”一位老年妇女训斥她说：“不要瞎说这不吉利的话！”一位青年人就来解释说：“铁脸盆不是也能漂浮在水面上吗？盆中多装些物品，脸盆只是下沉一些。只要脸盆的边缘高于水面，就不会沉没。”这可说是我听到的关于船的浮沉道理的第一课。

 

除了上了关于船的浮沉原理的第一课以外，处于儿童阶段的杨槱由于好奇心的驱使，还会注意沿途景物，当然也少不了去看船员们如何驾驶船舶。“飞虎”轮到达上海，杨槱一家休息了几天后，便转乘日本日清轮船公司的“凤阳”轮，沿长江而上，直到汉口。当船驶近至九江附近的一个江中岛屿时，杨槱回忆道：

 

（船）减慢了航速，船员在船边的一个小平台上，抛下带索的铅锤，据说是测量水深，这是我在船上唯一能看到的与驾驶船舶有关的操作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上海被害，好友杨宗炯在南京得知消息，悲痛不已。同时又发生了“宁汉分裂”事件，杨氏家属仍然留在武昌，等待局势明朗。其时，杨槱入读武昌模范小学。在武昌期间，杨槱曾到汉口和汉阳游览，对长江上的蒸汽机船、木帆船和舢板亦时时留意。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不久，杨氏一家由母亲的带领下，搭乘英商怡和洋行的“宜昌”轮前往南京。杨槱还记得：

 

“宜昌”轮就锚泊在江中心，上船就是靠木帆船摆渡的。木帆船在江中受波浪冲击，摇晃不稳，大家也就谈到“长江真是无风三尺浪！”这次航行，我家住的是统舱，而且是船员们让出的床铺。船行三天，到了南京，停泊江中，再次换乘木帆船上岸。那时南京附近还处于战争状态，盗匪多。我们所搭乘的木帆船进入秦淮河后，见到一些壮汉在岸边注视着我们的船，大家胆战心惊，直到夫子庙附近下船，住进旅社，才安下心来。

 

到了南京以后，杨槱就在家附近的一所简易小学就读。说是小学，但实际上是一所私塾。该校6个年级约20名学生一同在一间教室上课，常见的景象是老师叫一名学生背着他背诵课文。如背不出，轻则用手敲背部一下，重则被竹板打手心。有一天，老师突然对学生们说：“明天师母过生日，要吃寿面的，每人交4角钱”。他回家后，把这事和王妈妈说了。奶妈说：“老师应该请学生吃寿面，还要交什么钱，不交”。当然，他也没有去吃寿面。不久，杨槱也就退学了。

第二年春节后，杨槱进了当时著名的南京中学实验小学高小一年级，也就是5年级。该校正在探索美国的“道尔顿制教学法”，强调因材施教和学生的个性发展，对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于是，该校除了设有完备的高小课程外，还开办了一些“特班课”。大部分女生选的特班课是：“家事（即家政）”和“舞蹈”。杨槱先后选修了“自行车”“风琴”“摄影”和“化学制品”4门课，学会了骑自行车，在风琴上弹几首简单的曲子，还有简单的照相洗印技术和肥皂制造。

在高小的第一年，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杨槱获“品学兼优奖”。第二年即1929年6年级时，他又当选为班长。不久，学校组织文艺会演，每个班级要拿出一个节目。杨槱所在班的表演主题已经确定。但身为班长，他威信不足，没能抓紧排练，到时未能演出，受到批评。这件事对他的教训是不小的。因他不善言辞，也不作过多的辩解。但意识到要办成大事，必须有得力助手和众人的支持。

当时南京中学实验小学的校长名叫马客谈，别的学生曾跟杨槱讲他的逸闻：以前孙传芳还占领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要打过来，战术上受了些挫折，他就尽讲蒋介石坏话，说“蒋介石快死了”。但蒋介石一来南京，他就又捧蒋介石了。杨槱对这些说法也不以为意。

金陵求学（1930—1931）

1930年，杨宗炯正在南京市土地局局长的任上，并于此前加入了中国经济学社。这年春，杨槱考上了南京著名的教会中学——金陵中学。金陵中学全称是私立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地在南京干河沿前街，本由西方教会主理。1927年春，因北伐战争，“西人集议，宜将校务移交华人”，刘靖夫遂为金陵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1928年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的南京人张坊接任校长。据此年资料，报考金陵中学初中的357名学生中，有206名被录取，入学率为57.7%。应该说，杨槱能考上金陵中学，学业应该具有一定水准。

然而，让初上中学的杨槱最感到吃力的科目，应当算是英语了。根据金陵中学当时的课程设计，由初中一年级至三年级，每周英语课逐渐增多。这在诸科目中绝无仅有，其意在集中训练学生的英文能力。按照规定，初中生每周必须用英文造句一次。考试以百分制，但70分以上方算及格，教学可谓相当严格。

据杨槱回忆，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和印度中学的课本《纳氏文法》。然而，此时杨槱还没有学过英语，跟不上班上的课程进度。父亲就给他请了一位金陵大学毕业生，每周两个晚上为杨槱补习英语。加上杨槱也颇为勤奋，学习进步很快，半年以后，就能够顺利跟班学习了。

金陵中学的教师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们的教学给小杨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英语。校长张坊很有口才，英语翻译水平很高。学校规定，每周六有学生会或名人前来讲演，学生一律报到聆听。杨槱记得有一次，张坊校长请了一位中文基础很好的美国学者来校用英语做报告，张校长翻译。结果这位美国人说：“张校长的翻译比我讲的还要精彩。”张坊校长还在校内开展各种竞赛。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杨槱已经能够熟背一篇文章，参加学校的英语演说竞赛了。这说明，杨槱的英语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了。

当然，除了紧张的学习以外，杨槱也有儿童顽皮的一面。比如当时还不到30岁、来自湖南的算学教员向培豪，杨槱私下跟同学们叫他的绰号——橡皮猴，其实是南京话“向培豪”三字的近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各地学生纷纷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学生也就住在金陵中学。金陵大学校长与全体教职员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请国府移师抗日”。金中的学生也就自发地上街宣传抗日。由于杨槱的不善言辞，只能摇旗呐喊而已。

这一年年初，意欲独揽大权的蒋介石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大起冲突，后者被蒋假意约见后被囚于南京近郊的汤山。胡汉民于是暗中授意古应芬、孙科等，让他们去广东，依靠粤系军阀代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联合汪精卫及新桂系李宗仁等，在广州另立中央，讨伐蒋介石。5月，广州方面的反蒋势力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杨槱的父亲杨宗炯与粤系素有交情，便到老上司、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麾下任职。杨槱母亲郭定权和奶妈则领着弟弟妹妹，暂时居住在上海。杨槱准备完成金陵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业后离开南京，于1932年初寒假期间到上海，与母亲一道，到广州和父亲团聚。然而，一到上海，就遇上了“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吴淞一带进攻，企图占领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得到上海全市人民的积极支持，重创日军。随后日军增援，而中国军队未获支援只能孤军奋战。由于实力悬殊，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后来，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战争才告一段落。

广州方面，鉴于蒋介石下野，已于本年元旦时把“广州国民政府”的名号取消，转而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处理西南政务。有资料显示，杨宗炯后来成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全国的党政表面上复归于统一，但事实上，两广仍然维持半独立局面。

3月份，淞沪战事平息，杨槱一家便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当时，他们得先搭乘一艘美国船——“麦金利总统”号客货船去香港，杨槱还计算了这艘船的航速：历时48小时，航速18节。到了香港后的当晚，杨槱一家转坐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省港班轮”——即广东省城广州至香港的往返航线——“东安”轮去广州。在船上，杨槱上了一堂经济课：

 

人们谈到这家轮船公司的利润丰厚，拥有“东安”和“西安”两艘客货船，它们各载重几百吨。船上所载货物可在约半天的时间内装卸完毕。每艘船两天可完成一个往返航次，所以只需要两艘船就可使省、港两地每天都有船开出。当船日间在码头停泊时，“大菜间”还对外营业到晚上9点。这两艘船的“大菜间”供应的西餐美味可口，因而生意兴隆。

当时英商太古公司拥有的“龙山”“太古”等较大的客货船，虽然航速较高，夜航一晚后，过早到达，对旅客反而不方便，因此并无优势。船的货舱内装载的千吨货物，全靠人力装卸，足足需要一整天的时间，这样就需要3艘船才能保证省港两地每天都开出一班船，反而不经济了。这也算是我对经营航运和选择船型的一个最初认识吧！

 

稚气未脱的杨槱由此也就知道：船，并不是越大就是越好；航速，也并不是越快就是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