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江湖的变迁

中国传统上，江湖是作为一个和庙堂相对的概念提出的。而由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也就尤其突出江湖在整个社会版块中的附属地位。梁羽生、金庸等人开始所谓“新武侠”的写作后，第一个功绩就是把庙堂引入江湖，使武侠小说的题材，不再局限在那一个狭小的特定的圈子里，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打破了武侠的传统写法的，但他们也因此很自然的就掉进另一个更大的传统里面，那就是江湖从属于庙堂。

金庸早期的小说里，只有《雪山飞狐》是写的相对单纯的江湖恩怨。其余的几部小说的重心，其实仍在庙堂之争。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几个主人公的共性：陈家洛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的总舵主，袁承志甚至当上了武林盟主，郭靖的江湖声望更是无人可及。可是，他们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人。对江湖来说，陈家洛和袁承志都是外来者，陈家洛尤其保持着强烈的公子哥习气，他们居高临下地排解江湖恩怨，而他们的事业则是把武林中人从卑微的江湖中带领到历史主流当中去。郭靖是来自江湖的（赛仁贵郭盛之后，开蒙师父江南七怪是典型的来自市井的江湖人），但他一生的事业是死守襄阳，他获得尊敬的原因似乎是来自江湖而能在江湖之外建立了功业，这就为整个江湖赢得了荣誉。这就似乎反映了整个江湖本身的自卑心理。

江湖从属庙堂的更明显的表现，是那个时候金庸作品里的“好人坏人”实质上就是以政治立场来划分的。但是即使是这个时候，金庸也还是显示出了高梁羽生一筹的地方，那就是，他对笔下比较纯粹的江湖人的态度还比较善意和宽容，而在梁羽生那里，江湖人根本是被当作“第三种人”来写的，并且梁的立场总是和当时流行的政治评判保持一致，江湖恩怨成了自私和目光短浅的代名词。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倚天屠龙记》在金庸的小说里都有特殊意义。金庸小说后来许多重要的转变都在这部小说里初现端倪。在这部小说里，江湖恩怨开始不是围绕着历史，而是围绕着它自身充分展开。尽管它仍然有强烈的庙堂背景，但是，至少江湖和庙堂这两条交织在一起的线索，地位看来已经显得均等了。接下来，《天龙八部》里大理段氏的朝廷已经完全呈现出一派帮会特征，庙堂反而倒成了江湖的一部分，再往后，才有《笑傲江湖》的没有任何历史背景。

很显然，金庸重新把江湖作为小说的主体，并不是对老武侠的复归，因为不知不觉中，金庸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江湖的印象。在比较优秀的旧武侠里，江湖中人尽管也可以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是却也明显的表现出来自背景相似的阶层的共性（比如说，他们当中就不可能出现知识分子的性格）。而在金庸笔下这种共性就已经很淡了。举一个例子，民国时的武侠作家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说少林方丈海空和尚一日心血来潮，便到北京去找“名扬海内”的教师王东林比武。比武不胜，就此还俗，后来竟“钻了门道，割掉下阴，进宫当了太监”。老的武侠可以这么写，但是我们都不能想象金庸或金庸以后的武侠作家笔下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因为在现在的武侠作品里，少林方丈是最崇高的身份，他身上肯定应该表现出一种领导者的气质，而不能像一般的江湖武人那样由着性子办事并且甘充贱役。也就是说，金庸以前，整个江湖大体是一个阶层，而到了金庸这里，江湖内部也变得阶级分明。少林掌门大致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华山派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翻开书前读者心里就基本上有数了。

根据一般的说法，《笑傲江湖》是被当作一部“政治寓言”来看的。武侠小说要成为政治或者生活的寓言，那当然要有好几个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作者提供的江湖世界自身要有多样性，否则它就无法和纷繁复杂的生活相对应。

金庸在自己创作的中后期，才完整地拿出一个自己的江湖，原因显然是双方面的。主观上，金庸不可能一开始拿出一个独立的江湖世界来。开始的时候，他只能依傍着民国时武侠作家甚至《水浒传》里给出的江湖世界写下去。从客观来讲，如果金庸一开笔就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式的天马行空，当时的读者很难有可能接受得了。金庸就是在他写那些看来仍以庙堂为主的小说的时候，一点点让他自己的江湖成熟起来，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替代了原来的那个江湖。

如今，年轻一代的江湖概念，基本上都已经是金庸化的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笑傲江湖》的时候，互联网上骂声一片。很多网友指责说：片子拍得太像《水浒》，江湖味道不足。其实历史上江湖的本来面目，可能恰恰倒是《水浒》里那个样子的，所谓的江湖味不足，其实也只是金庸味不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