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载过去——东西方比较视野下解读当代建筑遗产保护和设计创作中的东方思维

汪晓茜

摘要：建筑在当代已成为日益重要的“承载过去”的载体：传统建筑和街区的保护更新，结合传统的现代设计等皆是面大量广的任务，但如何以恰当的建筑语言导引一条“诚载过去”之路，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既往的实践中我们往往引入和复制了大量的西方模式，造成水土不服和诸多破坏性的建设。而事实上涉及如何面对历史传统时，东西方建筑是有着跨文化的差异。文章剖析了东西方建筑文化发展中关于建筑记忆，物质和精神统一性的不同态度，以及所引发建造观念的差异，探讨当代中国能够真诚表达东方思维和审美的创作思路。

关键词：东西方；比较方法；遗产保护；建筑设计；东方思维

当一位曾沐浴过雅典卫城千年荣光后的外国游客来到以悠久历史著称的中国时，常常会落入“中国谎言”或是“中国伪装艺术”的陷阱。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有2500多年建设史的苏州，我们依旧很难在保存尚好的古城形制中寻觅到真正千年建筑物的踪影。这种物质见证的缺失对植根于视坚固建筑为“记忆”载体的欧洲文明的异乡人来说无疑是令人困惑的。然而对于土生土长的人们而言，并非不迷恋“过去”：沿用至今的地名、盘根交错的宗支、长久练习的书法，皆是抹不去的历史烙印。“中国文明的历史不存于建筑物当中。即使是最宏伟的宫殿或城市建筑都更强调盛大的布局，空间的使用，而不是楼房本身。当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倒塌或被烧毁时，只要还能恢复或是被替代，在中国文化里，似乎就不会将其视作对历史的侵害或侮辱。”这种文化自信甚至催生出完全由文字虚构的“乌有园”，因为在古人眼中一个不曾存在过的园林和一个存在过又消失了的园林拥有相同的归属——都将只存于文字的投影和后人的想象中。彼时，建筑对于展现“过去”的地位是明显次于精神性传承的。

对于成就里程碑式的不朽，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持有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讨论当代设计如何面对历史传统话题时，首先要明白对建筑记忆或建筑承载“过去”的重要性理解，东西方是有着跨文化的差异，这样才能明确我们自己的应对策略。

一、东亚和西方文化圈面对建筑记忆的倾向——物质与精神同一性的讨论

严格来讲建筑记忆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建筑的外在记忆和建筑的内在记忆。前者是指透过建筑展示出来的记忆，比如我们看到圆明园遗迹会联想到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等历史记忆；后者是建筑本身包含的记忆，比如一个建筑如何设计建造、风格样式、经历过怎样的使用和修缮都属于建筑的内在记忆。MIT教授Stanford Anderson将建筑的外在记忆称作社会记忆，而将建筑的内在记忆称作规律记忆。进一步讲外在记忆存在一种精神性的特征而建筑的内在记忆则偏向物质性。中国和欧洲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承载人群集体记忆的建筑遗迹。然而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围绕建筑遗迹的记忆传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1．欧洲建筑的传统姿态：物质与精神同构

欧洲人传统上对于建筑物质性的追求淋漓尽致，当看到帕提农神庙的时候，会被它坚实的体量、宏伟的气质、精美的雕饰所震撼，在他们心目中不由自主地勾勒出古希腊文明气势恢宏的形象。当走在威尼斯古城古老的街道上，你会经不住赞叹这里和百年前并无二致，似乎这里的建筑获得了永恒。“但是深究下去，它（帕提农神庙）其实是小心保存的18世纪图像，而非希腊古典时代的帕提农本身。对帕提农神庙的重建被普遍赞同，而这种赞同屈服于一种集体的健忘症，似乎这个现代的替代品就是原来的那个帕提农一样”，这样的描述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方人对于建筑记忆的价值观。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到的“坚固、实用、美观”建筑三要素，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对于建筑的看法：建筑不灭的肉身似乎就预示着不可磨灭的精神（图1）。显然，欧洲人对建筑物质性的内容有着多么殷切的崇尚与渴求，对于建筑永恒的追求促使他们将建筑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与时间抗衡，欧洲人使用了最坚固的材料来维护建筑的永恒，并不断修缮维持它的形态以延续文化记忆。石头坚固耐用的特性满足了这种需求，石头建筑代替了自然。因此，西方的文化中，建筑是超越自然的，建造就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也是对自然时间的抵抗。简言之，欧洲建筑呈现的是物质与精神同构的姿态，追求真实与持久。

2．东方建筑的传统态度：物质与精神分离

然而事情到了中国和日本却有所不同。在中国人记忆中，建筑的物质性大都变得虚无缥缈。人们对于建筑的印象，常常只是停留在文人墨客所留下的诗篇之中，而那个虚无的建筑，则被赋予了文人彼时的情怀。提及枫桥，我们很难描述其具体形貌，油然而生的却是种漂泊在外游子深切的羁旅之忧，这是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为我们留下的情感寄托；说到醉翁亭，我们亦是难以想象它与其他亭榭的区别，然而，欧阳修的篇章将这样一个山间小亭推上了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于是，一座亭借由文字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座精神丰碑。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也大多遵循着这样的准则。Pierre Ryckmans在《中国人对过去的态度》（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一文中这样总结：“中国建筑基本上是由易腐坏的脆弱的材料建造的；它体现了一种内部的衰退，快速腐烂和必要的周期性重建。”从这些实际的观察中，他得出了一个哲学上的结论：“中国人实际上转移了矛盾，不朽不应该存在于建筑物当中，它应该存在于建造者之中，他们保证了精神永世不灭。”中国木结构建筑营造的最初目的为现世所需而非为获得永恒不朽，在不断更新再创造之中，建筑才得以恒久发展。这进一步看出中国文化对精神性的重视和所体现出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日本文化其实也有类似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将一个东西理解为事件，而非事物，由此建筑的物质性被打散，而价值主要依托于建筑承载的仪式、生活等。伊势神宫是日本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其“式年迁宫”仪式传统则将日本人对于建筑的态度传达得淋漓尽致（图2）。伊势神宫几乎每20年就会重建一次，从7世纪起已持续了1300多年时间，它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式年迁宫”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通向永恒，用以保证神社的身份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不被历史与时间的潮流冲垮的策略，这里，物质本体的真实性并不重要，而保留其形式使其永远如新才是关注的重点。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对于伊势神宫的认同感却没有改变。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日本现代建筑史上诞生了新陈代谢派，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等正是在日本传统的建筑文化中汲取了灵感。

二、文化差异下的建筑永恒性追求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东西方在建筑的精神与物质同一性的取舍上走上了不同道路。不难看出，西方文化圈中建筑的外在记忆和内在记忆是被统一对待的，物质与精神同构。可以说，“不变”才是欧洲建筑存在的意义和精神延续的基础。只有确定的、原本的建筑才能承载记忆、见证历史。在物质稳定与建筑永恒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往往将建筑永恒寄托于材料延续之中，如古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便曾下令大量以“最优质”的建筑材料——石材替代砖改造或新建极度宏伟的公共建筑。此种替代虽然更改了遗迹的原貌，但其本质却仍然是通过更加坚固的材料来建造更持久的建筑。对物质性和永恒性的追求是西方建筑遗产保护思想产生的本源，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可识别性等原则皆来自这一本源。

而在东亚文化圈中建筑的物质和精神性则被认为没有必然的联系，直译过来就是精神性和物质性相分离，并且更注重建筑的外在记忆，也就是精神性的延续。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通过重建达到永恒，重建不是保留过去的建筑，而是修正，将其中固有的本性作为一种性格融入当代文化中。重建仪式、宗教活动和源源不断的信徒，让伊势神宫始终保持了最初的文化内涵和意图。以伊势神宫这种重构再生为代表的东方式建造策略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永恒。“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不是实际物体，而是思想记忆。因此历史价值并不因建筑实体的“变化”而消失，而更多的将形制、法式、营造习俗、象征意义等的延续作为关注核心。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西安的钟楼建筑，如今西安钟楼并非历史古物，而是一座流淌在时间中的建筑：建筑物在800年里不断更替变化，甚至焕然一新。但作为城市地标和背景，不同时代的钟楼成为连贯整体，融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它的位置、高度、意象都还在，我们便能见证这种文化的传承，而非追求与800年前建筑形式上的一致性（图3、图4）。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下的建筑永恒性追求导致了历史上对东西方建筑文化遗产认知的不同，现代的欧洲倾向于保护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与物质的真实性，东方文化则更加重视无形文化财产的传承。

东西方对于建筑永恒性理解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不同文化的本质差异，东方文化重人，对于人和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精神肉体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讲究道德与礼数，相信顺应天道，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文化重物，重视科学与宗教，相信人定胜天，试图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原本建筑衰减是自然规律，没有永恒存在的建筑，但是对于这种自然规律，欧洲选择与之抗衡，用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更久的存在，而东亚选择顺从，既然物质上达不到永久，就用精神传承达到延续。这种建筑行为差异的背后是文化的差异。

永恒性差异导致了对建筑传统性认知的差异，建筑师始终在与传统欲罢不能的情愫中苦苦探求，但是由于与传统建筑文化在形式和材料的种种割裂，又导致了这种探求的难度，在与传统靠拢的路途上，什么才是符合传统的建筑？这个问题是始终绕不开的，思考建筑的永恒性的意义在于影响我们对于传统建筑保护的理念与认知以及为后人保留曾经的记忆。

三、诚载过去——东方意识对当代建筑遗产保护和设计实践的启示

建筑在当代成了日益重要的“承载过去”的载体：传统建筑和街区的保护更新，结合传统的现代设计等皆是面大量广的任务，但如何用恰当的建筑语言导引一条“诚载过去”之路却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在当代建筑实践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有对西方遗产保护理论照搬照抄，囫囵吞枣，水土不服的；有缺乏对东方文化认知的，对历史的片段截取、对文化的笼统概括、对传统的媚俗解读、对建筑的符号堆砌等诸多问题，例如泛滥成灾的马头墙、媚俗的元宝塔等。诚然，迄今我国对于建筑遗产的保护还缺少如西方那样系统丰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对于建筑设计本身而言也欠缺一个平心静气的学术环境。但当我们弱化建筑学的价值评判，除去市场作用、功利导向等外在因素，重新回归到国人对“过去”的认知上来审视这些建筑时，会发现其对如何承载“过去”的解读明显偏离了东方意识，而这些传统意识中不乏跨越时代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1．建筑是传递的中介而非对象

或许，我们应该尝试先从最基本的，人对于建筑的态度角度来进行深入思考，以寻求对于传统的归宿。如前所说，对于欧洲人而言，建筑遗产是历史存在的客观物化，成为见证历史的载体；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建筑遗产则成了传递历史记忆的载体，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传递一种生活和文化状态。苏州的枫桥是一个经常出现在诗词中的意向，然而即使在1883年出版的《苏州府志》中也缺少对它物质性的描述，因为人们首先是通过它所指向的情境而肯定其存在的。“走在老街上/我不来/街上是没有这些往事的”，我们惯常将建筑视为容器，而这个器物的价值则直接与它所关联的事件或生活挂钩，因而独立于与人的联系外的构筑物往往是缺乏吸引力的，这也是当前许多历史街区或历史建筑更新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常州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虽处于主城区却人影寥寥，其不成功的开发与建筑被孤立为对象而中介属性发挥薄弱不无关系。少量保护、多数拆除使街区丧失了与市民的原真关联，尺度失衡、肌理破坏使街区削弱了对游客的情景带入，业态混乱、运营不善使街区埋没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图5）。如此开发带来的教训使得常州在进行城区内最后一片历史文化街区青果巷的保护修缮时谨慎了许多，多样的生活形态，定期面向公众的交流会等措施旨在协力将建筑打造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载体（图6、图7）。当建筑在时间截面上呈现的丰富层次不再被一刷子磨平，一个柱础得以在墙角将它与磉石、青砖、抹灰及倔强小生命的故事娓娓道来时，那才是中国人对于建筑中介作用的理解。

2．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下的建筑，它们是未来的过去

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成为过去的时代，也渴望后世记住它，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是文化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建筑需要承载“过去”，但这不意味着它们的使命是化身为“遗迹的目录”。对待“过去”要批判性地继承，创新性地述说，看得出时代精神才是对未来负责任。在遗产保护领域，不同于西方式的修缮用原材料更新延续以维持物质永恒，日本的修缮往往呼应了东方思维注重精神传承的特质，通过形式的同构再生，古建筑成了自己的复制品，并实现永恒。在希望实现永存的共同愿望中，东西方是相似的，但是实现目标的方法是迥异的。这让笔者想起了王澍的作品：宁波博物馆。其设计的初衷之一就在于对时间的保存，手段是借助回收的旧砖瓦，它们承载着几百年的历史，见证了消逝的历史文化，代表了大众的记忆，与博物馆的性质一致（图8）。这个作品启示我们，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加入对历史的理解，未必是具象的形式如屋顶、红柱、飞檐翘角，而可以在空间、构造、材料等多个物质方面加入精神性的表达。

既然建筑无法抵挡时间的吞噬，便不忌讳对它的重修，而文化记忆则在重建仪式或文字中得到传承，一次次被赋予新的含义。南京大报恩寺在2015年得到了重建和开放，地宫上方的报恩新塔并未按照历史原样重建，而变身为一座“钢结构+玻璃幕墙”的轻质九层塔，现代的结构与材料，与原塔近似的规模与形制，保护性地再现了新塔与古塔间的历史关联与差异性，郑重地拉开了“过去”的序幕（图9）。尽管对大报恩寺遗址再生采用现代派做法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其鲜亮形象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差距，多少和一般人的文化审美相左。但仔细分析，在文物保护法禁止遗址上复建原物，又需保护地宫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脱离物质永恒性或历史原样再现的西方式理解，回归对待建筑物质性的东方式传统态度，是否可以尝试用当下的状态和技术去构建“未来的历史”。当善男信女再次前往大报恩寺瞻仰佛光，当现代照明技术让玻璃塔在夜晚变得璀璨夺目，我们不得不说，大报恩寺的记忆和场景在历史进程中再一次涅槃重生了。因此建筑传统性不局限于时间延续的长短，而是精神层面上的延续，包含了文化的发展与形制的再生，传统性的表达不仅局限于过去形式的再现，更多应考虑过去形制的现代性表达。

3．东方精神永恒性的现代建筑实践

在东方无常理念下，建筑呈现一种暂时感与象征性，建筑短暂的存在就要求建造者在延续固有形制的基础上，加入对于当代文化的思考，使建筑获得时代性，永恒的是建造背后的精神延续。在日本无论是伊东丰雄的银色小屋、八代市博物馆还是妹岛和世设计的平台公司甚至是善用钢筋混凝土的安藤忠雄的Karaza临时剧场，给人的感受都是模糊的、透明的，往往有一种不稳定感（图10）。这些“轻”建筑体现的是暂时性和象征性的思考，似乎不是追求“永恒”而是找寻“短暂”。但短暂的事物，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建筑是短命的，而是一种永恒的新兴。

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太湖房是对中国园林曲折空间的一种当代试验，它们散落在校区不同的角落，5 m×6 m见方，高度压缩，垂直向上，曲折两次，没有强调体积的外形，外部形态依内部空间而定，设计师称之为“理型”。在这里，他用了瓦片墙和混凝土结合、竹条材质结合混凝土的技术，似是回应了太湖石的石材与传统建筑的木材特性。王澍对于曲折空间的营造，对于瓦片的再利用，对于“形式”的重构与解读，最终落脚点都不在于材料与形态本身，而是当我们身处在两片墙中时，想起的关于园林的记忆。“人在其中，会把建筑忘掉，想起的关于园林的记忆。人在其中，会把建筑忘掉，为竹影在微风中的一次颤动而心动。”（图11）

四、小结

John Ruskin曾说：“没有她（建筑）我们可以生存，没有她我们可以礼拜，但是没有她我们绝不能记忆！”建筑显然是记忆的载体。人们总希望能够在历史和时间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而建筑记忆恰好成为一个很好的参照。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东西方建筑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对于建筑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不同态度，以及引发的建造传统的差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方传统里在认识评价一个建筑时不单倾向将其简化为形象化的物象特征，更会趋向于由此形象引发精神化的联想而非其建筑实体本身。“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世事必会变迁，理解了有条件的“永恒”，也就掌握了东方建筑文化审美的核心。因此，在当代建筑遗产保护和现代设计实践中如何对待传统，对待建筑承载记忆的途径，东方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在建筑当中体现传统精神，不仅仅是采用传统的形式符号，或是修复回到本初状态，而是应该思考如何运用更丰富的建筑语言来唤醒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从单纯的“承载过去”，转变为充满智慧的“诚载过去”：批判性地继承，创新性地述说，才是对未来负责。

（汪晓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历史理论与遗产研究所，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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