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志于学 渴望长大成人
孔子究竟多大年龄开始上学读书，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以六书”的说法可以推知：如果孔子与当时其他儿童一起接受正常教育，那么他应该从八岁开始上学读书。《大戴礼·保傅》中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外舍”就是小学，“束发”就是十五岁，也就是说，古人八到十四岁在小学“学小艺，履小节”；十五岁以后开始入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如果这样，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应当是指他在学完了“六书”“小艺”之后，立志入大学，“学大艺，履大节”。不论是上小学，还是入大学，孔子立志学习都事出有因。
1．改善境遇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太宰问子贡：“孔子是圣人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才干呢？”子贡说：“这是天要让他成为圣人，并且赋予他很多才干。”孔子听说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年少时贫困卑微，所以学会了一些琐碎的技艺。作为一个君子需要这么多技艺吗？我想是不需要的。”
太宰在西周时期，是冢宰的首领，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并掌管各种典籍。春秋时期，由于王室衰落，太宰一职的地位虽然下降了许多，但仍然是一个掌管文化的官职。他看到孔子多才多艺，超出一般人许多，就用猜测的口气说，孔子大概是一个圣人吧。子贡无法解释孔子多才多艺的原因，只好搬出上天来说事儿。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就从成长历程出发说明自己多才多艺的原因是生活所迫。如果自己是贵族，根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学习这么多琐碎的技艺。我们相信孔子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人生有许多无奈，其中之一就是无法选择出身。孔子三岁丧父，与母亲颜徵在相依为命，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如果不努力求生，就无法生存，更不必说发展。对少年孔子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技艺，以谋一碗饭吃。孔子十七岁时，唯一的亲人母亲又去世了，天地之间孤苦一人，除了自救，别无选择。所以孔子在这一时期选择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善人生境遇。
2．热衷文化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用心探求的人。兴趣与爱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兴趣和爱好与两件事有关，一是引导，二是性格。清人郑环说：“圣母豫市礼器，以供嬉戏。”（《孔子世家考》）孔子的母亲从市场买回来祭祀用的礼器，来供孔子做游戏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目的的引导，母亲是希望孔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成为一个通晓礼乐的人，毕竟周朝的文化还是以礼乐为主的文化。问题是引导只是一个外因，是否起作用还得靠孔子自己。孔子非常喜欢这些礼器，并且玩得很认真。这可能是由他天生的性格决定的。司马迁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儿时做游戏，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俎豆礼器摆列出来，练习祭祀礼仪。这与一般小孩有些不一样，一般小孩对礼仪不但不感兴趣而且容易反感；而小小的孔子却以此为乐，喜好有加。有了这种爱好，再加上母亲的因势利导，为日后成为礼乐方面的大师提供了可能。
孔子或许是出于谦虚，或许是出于真诚。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一个拥有十户人家的小镇，一定有像我这样讲究忠信的人在，只是他们不如我好学罢了。有了兴趣与爱好，再加努力与坚持，想不成才都难。学习是成长的必由之路，离开学习，人是无法长进的。孔子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后来他总结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那是最上一等的人；通过学习才懂得道理，那是其次一等的人；遇到困惑才去学习，那是又次一等的人；遇到困惑仍不学习，那是最下一等的人。实际上，世上从来就不曾有“生而知之者”，孔子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自我定位为“学而知之者”，这是真诚而客观的。除去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生而知之者”，孔子就成了最上一等的人。他因为热爱文化，所以发奋学习。
3．渴望成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古代的人求学是为了自己，现在的人求学是为了别人。不光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就是现如今的大多数人求学也是为了别人，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为了得到上级的任用等。有多少人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而学？又有多少人是为了加强自身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而学呢？孔子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完善自我，长大成人。
成人是有标准的。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约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子路问什么是成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淡泊，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华，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称为成人了。”又说：“现今的所谓成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看见利益就想到该不该得，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长期处于贫困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也可以算是成人了吧。”孔子一口气给出了两种成人的标准，一种是理想中的成人标准，一种是现实中的成人标准。对于前者而言，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知、不欲、勇、艺。知，即智，是指能够对人生做出价值选择，明确人生的方向；不欲，是指坚守自己的宗旨，不被外物所诱惑；勇，是指能够以道德为底气，进行大胆实践；艺，是指能够在文化与艺术中享受快乐。达到这四点标准就是成人，即人格的完善。对于后者而言，主要是停留在现实层面，只包括最基本的价值意义：义、授命、守信。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不错的表现，毕竟还有许多见利忘义、见危保命、久约失言的人在。
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彰显个人魅力，是孔子内圣外王的进取之路。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不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自己努力修为，不断进步，目的就是长大成人。
4．倾慕君子
到了十五岁，摆在孔子面前的恐怕不是谋生、兴趣、渴望成人那么简单，他该着力思考自己的未来：我应该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有尊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凭一个少年最朴素的直觉，孔子意识到他应该成长为一个君子。君子不论是地位、修养、尊严，还是社会职位与人格魅力，都令他神往。后来他的一系列言论都证明了这一点。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安详坦然而不骄傲自大，小人骄傲自大而不安详坦然。“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与人和谐而不苟同，小人与人苟同而不和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行事求之于自己，小人行事求之于他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不促成别人的恶德；小人则与此相反。“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不能够做小事情却可以接受大任务；小人不能够接受大任务，却能够做小事情。“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在君子手下做事很容易，但难以讨他欢喜。不用正当的方式去讨他欢喜，他是不会欢喜的；等到他用人的时候，却总是量才而用。在小人手下做事很难，但容易讨他欢喜。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的欢喜，他也会欢喜；等到他用人的时候，却总是求全责备。
在对君子的描述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孔子对君子的人格的向往。做一个君子，才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真正目标。
5．勤奋乐学
孔子是一个好学的人。“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用来思考，毫无收获，不如用来学习。
第一，从哪学起？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
子夏说：“对待妻子，能够重德轻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为君主服务，能够奋不顾身；与朋友交往，能够说话守信。这样的人，即使说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是学习过了。”在子夏看来，道德学习贵在实践，如果能够在实践中真诚待人，把各种事情都做得恰到好处，那么学习的过程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孔子基本同意子夏的看法，认为道德学习与道德实践同样必要，但道德实践要比道德学习更重要。他还指出，修养品德与学习文化同样必要，但修养品德比学习文化更重要。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尊敬兄长，行为谨慎，言语有信，博爱大众，亲近善人。这些都做到了还有余力的话，就去学习文化。
与此不同的是，学习文化与出去做官虽然同样必要，但是一定要先学习文化，再考虑出去做官。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样做，会害了这个年轻人。”子路说：“有百姓与官员在那里，也有土地与五谷在那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习呢？”孔子说：“这就是我讨厌利口狡辩的缘故。”
孔子不同意子路的看法是有原因的。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孔子说：“仲由，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流弊的说法吗？”子路说：“没有。”孔子说：“你坐下，我来告诉你。爱好行仁而不爱好学习，流弊在于愚昧上当；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流弊在于游谈无根；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流弊在于伤害自己；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流弊在于尖酸刻薄；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流弊在于胡作非为；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流弊在于狂妄自大。”孔子认为先学习文化再用于实践更符合人的成长规律，也更有利于做好工作。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我从先进。（《先进》）
先学习礼乐，再得到官位的，是普通人的子弟；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后做官的人。
第二，向谁学习？
孔子非常好学，但没有固定老师，只要是懂得人生道理的有德之人，他都认真请教。“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一个君子，饮食不求满足，居住不求安逸，办事勤快而说话谨慎，主动向懂得道理的人请求指正，这样就可以称得上好学的人了。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道：“仲尼是从哪学成的？”子贡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教化并没有完全失传，而是散落在民间。贤能的人能够把握它的要旨，不贤能的人只能了解它的末节。到处都有文武之道存在，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为什么要有固定的老师呢？”孔子确实没有固定的老师，他随时随地向贤者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一看到贤德的人，就想与他看齐；看到不贤德的人，就反思自己是否也这样。他把学习寓于日常生活之中，既不刻意追求，也不坐失良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在他看来生活处处有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几个人一起行走，其中必有一个值得我学习，选择他的优点跟着做，针对他的缺点及时改。“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也许有自己不懂却去凭空创作的，我没有这样的毛病。多听，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来接受；多看，把好的记在心里。这种“知”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
不但学习，还要掌握：“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默默地在心里记住，坚持学习，永不满足。“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学习还来不及，生怕自己忘掉。必须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温习旧的知识如果能从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
当然，学习也不能离开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学习不思考，就将毫无领悟；只思考不学习，就会陷入迷惑。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既增长知识又有所体悟，这样才会有所长进。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就要向他人请教。“子入大（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八佾》）孔子进入鲁国的周公庙，对每一件礼器与摆放都要发问。有人说：“谁说这位鄹邑的年轻人懂得礼呢？他在周公庙里什么都要发问。”孔子听到这种话，就说：“问清楚这些细节，这就是礼啊。”
孔子还能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并从中获得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用于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一起切磋，不是一件更快乐的事吗？别人对自己的做法不理解，而自己并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一个人能从学习、实践、与人切磋中获得快乐已实属不易，还能在别人不理解自己做法的情况下坚持学习，真不愧是一个君子。
第三，学习什么？
孔子在十五岁以后主要学习文化典籍和做人的道理。文化典籍可以到官方学校学习，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学习。学习做人的道理，可以有固定的老师，也可以没有固定的老师。他所学习的文化典籍主要包括《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而《易》与《春秋》两部著作应该不在其中。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可见《易》是孔子五十岁以后才努力学习的典籍。而《春秋》一书则由他本人在晚年整理而成，也不应该包含在他早年学习的典籍之中。孔子非常重视对《诗》与《礼》的学习，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一点从他后来教导学生的说辞中有所体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弟子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触动内心的真诚，可以考察他人的感受，可以融通彼此的情感，可以纾解内心的怨愤。从近处说，懂得如何侍奉父母；往远处说，懂得如何侍奉国君。此外，还能广泛地识别草木鸟兽的名称。对这段文字，人们历来都有不同的解读。一般都认为孔子是讲诗的社会功能，但细细品味，好像未必完全如此。孔子讲这段话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劝弟子们学诗。要想说服弟子们接受他的建议，他必须给出理由。理由有三：一是有利于自身修养，二是有利于服务社会，三是有利于增长知识。对自身修养而言，就是“兴、观、群、怨”；对服务社会而言，就是“事父事君”；对增长知识而言，就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这三点恰好命中学诗的要害。诗的作用，第一是“诗缘情”，第二是“诗言志”，第三才是增长知识。既然诗与情感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学诗首先可以陶冶情操：先触动内心的真情，再了解他人的感受，进而融通彼此的情感，甚至可以凭借诗中的语句纾解内心的怨愤。如果通过学诗读懂了人情，就顺理成章地知道父亲和国君的想法和他们的心理需求，也就知道如何事父事君了。孔子劝说弟子们学诗，自己早已做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孔子在读《诗》《书》与执行礼仪时，都说标准古音。这说明他对《诗》《书》的掌握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读《诗》三百篇，给他政治任务，不能顺利完成；派他出使外国，不能独当一面。这样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学以致用，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充分地掌握文化知识，增长个人才干，以便将其用于社会实践，避免工作的盲目性，是学习的根本目的。如果不能将所学的知识和个人的才干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那么学习将变得毫无意义。
当然，学文与学礼不可偏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有志成为君子的人，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再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至于背离人生正途。可见有文化是必要的，但只有文化，也无法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出现偏差，还必须用礼加以规范，才能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