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子
导言
周朝建立之初，以礼乐治天下，曾经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太平局面。可是到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下失序，国家处于混乱之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孔子生逢其时，倍感沉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使他开始思考如何对此加以救治。经过一番思索与考察，他决定复兴周礼，重建秩序。“礼”是通过加强个人修养，达成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的个人行为规范，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安顿百姓的治世准则。孔子以此为出发点，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人生目标来追求，并且认为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不过，孔子思想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他在七十岁以后总结自己的一生时，用三十八个字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精准的概括：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我十五岁时立志学习，三十岁时以礼立身，四十岁时不再困惑，五十岁时知晓天命，六十岁时听言耳顺，七十岁时从心行事，不越规矩。话虽简短，却含义丰富，意味深长。
第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什么？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人志在真理，却以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为羞耻，这种人不值得与他探讨问题。可见孔子立志学习的是“道”，并把获得“道”作为最大的精神满足。“朝闻道，夕死可也。”早晨听到了真理，晚上死了也值得。孔子学习“道”的方法是，一方面向古代优秀文化寻求，另一方面用自己心灵领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我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用心探求的人。那么，孔子学“道”，目的何在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樊迟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孔子说：“樊迟志向太小啊。在上位的人好礼，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敬畏的；在上位的人好义，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好信，老百姓就没有敢不真诚的。像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孔子之所以不愿意告诉樊迟如何种地，是因为他认为种地是小人物所从事的事业，而读书人应该立志成为身处上位的人。身处上位的人，只要能够做到尊礼、行义、守信，百姓就会敬畏、服从、以诚相待。即使不会种地，也能号令天下，教化百姓。孔子对樊迟说这番话时已经人到中年，早已过了立志学习的阶段，不过我们可以由此推知孔子当年立志学习的目的：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再通过由己及人的推广，来改变社会现状，安顿天下苍生。
第二，“三十而立”。“三十而立”的“立”既不是经济独立，也不是人格独立，而是立身处世。这通过《论语》中其他语句所出现“立”字的含义可以得到证明。“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学习礼制，就无法立身处世。“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可以与他人一起学习，未必可以一起走上正途；可以一起走上正途，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开始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乐。可见“三十而立”的“立”应该理解为立身处世。意思是说：到了三十岁，孔子就能够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立身处世了。
第三，“四十而不惑”。三十岁时的孔子，只停留在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的阶段，还没有明白作为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这就是他的困惑。经过多年的思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心中的“仁”决定了人类必然产生“礼”。“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攀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关爱他人。”这种关爱他人的能力与生俱来，并根植于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作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达到仁，仁就来了。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一个人自幼就知道孝顺父母，长大后就知道尊敬兄长，不需要任何人教导就可以做到，这就是根植于人心中的“仁”发挥作用的结果。“仁”是人类独有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一旦外化为道德行为就是“义”，“义”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就是“礼”。“礼”是“仁”在人际的落实，是“仁”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明白这个道理时，孔子已到四十岁，所以叫“四十而不惑”。
第四，“五十而知天命”。四十岁时，孔子发现“礼”源于人心之“仁”，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更想知道“仁”从何而来。五十岁以后，孔子领悟到，“仁”是上天赋予人的属性。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上天说什么了呢？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说什么了呢？在孔子看来，天不说话，就能运行四季，生育万物，是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与仁爱之心。上天在生育万物时，将好生之德的特质赋予人与万物，成为人与物所共有的属性；而人除了继承上天的好生之德，还继承了仁爱之心。“仁”是人与物相区别的特有属性。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仁”就是人性，但是“仁”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具有人性意义。既然上天赋予人以“仁”的本性，就意味着让人保持这种本性，并进行由此及彼的扩充，最后完成“修己以安人”的任务。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孔子到五十岁时悟到这个道理，就叫“知天命”。
第五，“六十而耳顺”。孔子在五十岁以后所做事的就是如何完成天命。他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以礼治国，爱护百姓，就是在履行天命。他的行为曾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与讽刺。六十岁以前，他对这些非议与讥讽有时难免要进行一些解释或辩解。可是到了六十岁时，他对来自各方面的舆论都能做到置若罔闻，甚至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耳顺”。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在“耳顺”之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曾经表示：“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子罕》）做事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绝对肯定，不能拘泥固执，不能自以为是。只能说六十岁以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第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心”即仁心，“矩”即礼制，顺着仁心的指向行事，其结果与礼制合若符契，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生命的圆满状态。如果一个人从真诚出发，按照内心的愿望行事，结果与社会规范完全一致，就等于获得了生命的自由。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没有比自由更高的价值，所以孔子在七十岁时成圣了！
这就是孔子的生命历程。十五岁时志于学，渴望长大成人；三十岁时立于礼，打造君子人格；四十岁时依于仁，解除人生困惑；五十岁时知天命，实现天人合一；六十岁时志于道，完成人生使命；七十岁时从于心，获得生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