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草根有话说
墨子认为,人与人天生平等,应该平等,必须平等。现在天下之所以大乱,世道之所以不太平,就因为之前的制度不平等。
孔子是“封建主义”,墨子是“社会主义”
问:孔子提出“救市方案”以后,墨子就来唱反调,是这样吗?
答:是的。墨子是先秦诸子批儒第一人。而且,正如李零先生所说,他是存心抬杠,处处跟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尽管他们两个都是不成功的。
问:墨子知道自己不成功吗?
答:知道呀!有一次,墨子跟一个儒家之徒辩论,这个儒家之徒叫巫马子。巫马子说:先生兼爱天下,也没见有什么好处。我不兼爱,也没什么坏处。既然“功皆未至”,你我都不成功,凭什么说你就正确我就错误?可见墨子也知道自己并不成功。
问:那墨子怎么解释?
答:墨子问巫马子:比如现在有人放火,一个人捧着水来救火,另一个人举着火来助阵,都没有成功,你赞成谁?巫马子说,当然赞成捧水的。墨子说:所以我认为我正确,你们不正确。这就说明两点:第一,在墨家看来,儒家的那一套不但救不了社会,而且简直就是放火;第二,儒墨两家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道”不同。孔子是“封建主义”,墨子是“社会主义”。当然,这两个词要打引号。准确的意思,是孔子维护封建制度,主张回到西周;墨子关注社会状态,主张进行改良。他们两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问:怎么个不一样?
答: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这些问题,孔子考虑得很多。如果有统治者来问,他就会耐心而明确地给出答案。比如鲁哀公问“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鲁定公问“君臣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还有齐景公、季康子等人问“如何执政”,孔子便都有回答。
问:这么说,孔子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或者“御用思想家”?
答:大错特错!孔子是有着独立立场和独立思想的“民间思想家”。所以,他在回答统治者问题的时候,并不看对方的脸色,有时候话还说得很难听。比如季康子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盗贼、维持治安。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那么贪婪,就算你奖励盗窃抢劫,也没人干!请问,这是“御用文人”吗?又比如子路问“应该怎样为君主服务”,孔子回答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顶撞他。请问,这是“御用思想家”吗?
问:这就不懂了。你说孔子是“民间思想家”,又说他的立场是统治阶级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一点都不矛盾。你别忘了,孔子自己是贵族,因此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这个贵族,第一,是最低一等的,是“士”。虽然也当过大夫,却只有俸禄,没有领地,与那些有领地、有治权的(比如季孙氏)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他当大夫,实际执政时间很短,多数时候其实“在野”,只不过有此身份、头衔和待遇而已,并非“统治者”。
问:也就是说,他是“统治阶级”当中的“非统治者”?
答:对!作为“其中一员”,他为统治阶级思考问题,并不奇怪。同样,作为“非统治者”,他站在民间立场思考问题,也不奇怪。实际上,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思考都是独立的,与阶级立场无关。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立场有倾向,思考须独立”。
问:如此说来,孔子是“作为民间思想家为统治阶级独立地思考问题”?
答:非常准确。所以,孔子的“道”,必定是“封建主义”。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是由“西周封建”而产生的。孔子代表的,就是这些人的利益。
问:墨子呢?
答: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的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问:你说墨子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有证据吗?
答:有啊!比方说,墨子是反对“大型综艺晚会”的,谓之“非乐”。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墨子说,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那些“大型综艺晚会”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反倒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既耽误生产,又耽误治国。这就简直是祸国殃民!
问:这也偏激了一点吧?
答:观点可以讨论,立场则很明确。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草根”说话的思想家。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想问题。
问:立场属于劳动人民,所以主张“社会主义”?
答:正是。
所谓“资产重组”,其实是“弱肉强食”
问:那么,墨子又怎样用他的“社会主义”来“救市”呢?
答:这得从根上说。这个“根本”,就是当时的天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孔子认为,是贵族阶级内部不讲孝悌,不守规矩,家臣、大夫、诸侯纷纷僭越,礼坏乐崩,这才天下大乱。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内部整顿”,由“正名”而“复礼”。也就是说,用“封建主义”来“救市”。
问:墨子的看法呢?
答:动乱的根本,决非“秩序的崩溃”。那个秩序本身,才是“万恶之源”。
问:天下大乱,孔子认为是“秩序出问题”,墨子认为是“秩序有问题”;孔子认为是大家都不守规矩,墨子认为是那个规矩根本就要不得?
答:是的。当然,他们都没有这样明说,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答:应该有。因为像孔子那样,把“病因”定位为“犯上作乱”,会有逻辑问题。
问:什么问题?
答:我们要问,当时的天下,是分公司(国)多还是子公司(家)多?子公司里面,是白领(士)多还是老板(大夫)多?不用数也清楚。普天之下,国只有几十个,家就成百上千。至于家臣和士人,恐怕就成千上万了。如果问题出在“犯上作乱”,岂不意味着上万个白领,个个都比老板牛;成百的子公司,家家都比分公司大?请问这可能吗?
问:当然不可能。
答:所以“犯上作乱”决不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即便是原因,也只是表面原因。
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弱肉强食。
问:此话怎讲?
答:因为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大夫、家臣,才能“僭越”。诸侯实力雄厚,就可以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大夫实力雄厚,就可以不把诸侯放在眼里;家臣实力雄厚,则可以不把大夫放在眼里。说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枪杆子和钱袋子。
问:问题是这些人,又怎么会比他们的老板更有实力呢?
答:巧取豪夺,吃出来的。打个比方说吧!按照周公的设计,天子好比是龙,诸侯好比大鱼,大夫好比小鱼,家臣好比虾米。正常的秩序,应该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大鱼、小鱼、虾米“和谐共存”。就算要吃,也没有虾米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道理。然而从孔子那时开始,甚至在孔子之前,虾米就已经吃起小鱼来,小鱼也居然吃起大鱼来了。
问:这又是为什么?
答:也只有一种可能,即那些虾米和小鱼,先吃了别的更小的虾米,更小的小鱼。等到大虾米吃了很多小虾米,吃得比小鱼还大,它就开始吃小鱼了。某些小鱼能够吃大鱼,某些大鱼能够叫板龙王爷,也一样。所以,表面上看是“犯上作乱”,实际上却是“弱肉强食”。这就是当时所谓“资产重组”的本质。
问:这就是墨子看出的问题?
答:正是。因此墨子把当时社会的问题,总结为十五个字。
问:哪十五个字?
答: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具体地说,就是强势的威胁弱势的,人多的压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负贫困的,高贵的傲视卑贱的,聪明的欺骗迟钝的。说到底,还是弱肉强食。
问:请问这与周公创立、孔子维护的“封建秩序”,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因为那玩意是总根子,是罪魁祸首。
问:这又怎么说?
答:我们要问,封建制度是什么制度?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是什么秩序?等级秩序。在封建制度下,政治实体分三等,天下、国、家。人也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当中,又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诸侯当中,又分五等,公侯伯子男。此外,还有男人与女人不平等,嫡子与庶子不平等,长子与次子不平等,君子与小人不平等。总之,天上日月星,人分三六九。不平等,在周公和孔子那里,居然成了天经地义,岂非太不像话?
问:墨子是主张平等的?
答:是。墨子认为,人与人天生平等,应该平等,必须平等。现在天下之所以大乱,世道之所以不太平,就因为之前的制度不平等。比方说,儒家那个“封建秩序”规定,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这岂非公开宣布可以“贵傲贱”?高贵的可以傲视卑贱的,则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诈欺愚,不也都顺理成章?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正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只不过,周公他们没有料到,某些大虾米吃了很多小虾米以后,就会去吃小鱼;或者某些大鱼吃够了小鱼以后,就会叫板龙王爷。这可真是“自作自受”。
问:所以儒家那一套,不但救不了市,反倒是放火?
答:太对了!这正是墨子的意思。而且在墨子看来,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墨子看来,当时的社会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
问:除了人格不平等,当时的社会还有什么问题?
答:分配不公平。墨子说,在当时的制度下,有些人毫无贡献,却荣华富贵;另外一些人,而且是许多人,辛辛苦苦,劳碌一生,却缺衣少食。前一种情况,墨子称之为“无故富贵”。后一种情况,墨子没有定义,恐怕就只能叫“无故贫贱”了。
问:这么说,墨子也承认富贵贫贱的差异?
答:承认。毕竟,“平等”不是“平均”。既然是“社会分配”,就总会有多有少,有得有失,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墨子还认为,希望富贵,不愿贫贱,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得“合理”。该富贵,就富贵;该贫贱,就贫贱。不能“无故贫贱”,也不能“无故富贵”。
问:无故又如何能富贵?
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祖宗饭”,一种是“夺他人食”。比方说,出生在王公大人家里,生下来就有可以世袭的爵位和领地,不用对社会做任何贡献,也能荣华富贵,这就是“吃祖宗饭”。又比方说,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战争),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夺他人食”。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为什么一样?
答:因为“吃祖宗饭”,其实也是“夺他人食”。实际上,再伟大的祖宗,也不可能靠个人的劳动创造极大的财富,让子子孙孙受用无穷。这些子孙享用的,仍然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吃祖宗饭”是剥削,“夺他人食”是掠夺。剥削者和掠夺者“无故富贵”,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就只能“无故贫贱”,请问这公平吗?
问:当然不公平。
答:更可气的是,面对这种明显的“分配不公”,社会舆论却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跑到别人家的果园里面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不与其劳获其实”,是不劳而获,损人利己。那么,如果是偷鸡摸狗呢?
问:应该罚得比偷桃子、李子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嘛!
答:杀人呢?
问:该判死刑。
答:由此可见,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请问,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发动掠夺战争,明火执仗地“夺他人食”,把别国的土地、人民、财产都据为己有呢?又该如何?
问:当时的规定,是多少重罪?
答: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从而誉之谓之义”,说他们是好汉,说他们是义举,说他们是民族英雄,这岂非咄咄怪事?
问:确实是怪事。
答:怪事还多得很。墨子说,现在的诸侯们,侵略别人的国家(攻其邻国),屠杀别国的人民(杀其民人),掠夺人家的财产(取其牛马、粟米、货财),还要写在书本上,刻在石头上,铸在青铜礼器上,向自己的子孙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邻居的人,抢邻居的猪呀狗呀,粮食呀,衣服呀,然后也记录在他们家的本子上、器皿上,向自己的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问:显然不行。
答:同样的事情,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公贵族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平民百姓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问:确实没有这样的道理,双重标准嘛!
答:所以就连听了墨子这番话的鲁阳文君,也感慨地说,看来所有人都认为对的,也未必就一定正确(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却被认为是公平合理;这种明显的非正义,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问:这又说明什么呢?
答:恐怕只能说明,当时那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这便正是让墨子痛心疾首的地方,也正是墨子要着力改正的事情。
问:公平与正义,就是墨家学说的主题?
答:正是。前面说过,在墨子看来,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天下大乱”,需要“救市”,直接的原因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弱肉强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没有公平与正义。其具体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人格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因此,“救市”的方案,就应该从人际关系和分配办法入手,建立公平正义的新秩序,建设公平正义的新社会。墨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市”;也只有这样,才是“救市”。
问:那么,墨子又打算怎么做呢?
答:我们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