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3)
中国神话中最为常见的是关于英雄的神话。这类神话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战胜自然的英雄人物的崇敬。中国古代神话中大量的人物是由英雄人物的事迹加以神化而成，比如大禹治水、伏羲画八卦，乃至后世的唐僧西天取经，这些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其巨大的成就而被人奉为神明。与西方神话中人与神决然分属于两个世界不同的是，中国神话则体现出神人之间的“互通”。
当然，也有研究者将中国古代神仙传说和一些妖怪、地方民间传说等纳入神话系统中，这也从一定的侧面反映出中国神话的层次性和驳杂性。
神话叙述是充满想象力的，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九歌”。文中对于东皇太一、云中君等人物的刻画，既成为了后世中国诗歌灵感的源头之一，也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文学性的描述。
中国古代神话的上述特点也从一定程度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通过“与神对话”的形式，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人神相通的精神，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清代学者龚自珍说：“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这即是描述了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初期的情形，那时虽然天与人间是相通的，但人要见神还必得“上天”去见，或者通过某种特殊的沟通方式才能听到神的话语，人神之间存在严格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是见不到神的，是“民神不杂”的。
中国上古神话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山海经》。
《山海经》原为说图文字，是中国古神话的主要典籍，也是中国最早的古籍之一，其内容十分丰富，但又艰深难懂，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山海经》共有18卷，分为《山经》5卷和《海经》13卷两大类，其中《海经》部分最有价值。尽管它奇特古怪，但持续有人以此为研究课题，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将它看作一部地理志，有人认为它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但也有人认为它荒诞不经，是一部巫书，是神话小说。从所涉内容的广泛性而言，它堪称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不仅涉及历史、方志、人文、社会、民族、民俗、艺术、语言、神话、宗教，也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水利、海洋、地质、土壤、动物、植物、森林、矿产、医药、疾病、食品和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不过《山海经》的作者是谁，创作的确切年份，目前还难以确定。
《山海经》之用山、海作为书名，就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关于名山大川的描述，汉代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指出：“《山海经》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世的《隋书·经籍志》以及不少史书，也把它列入地理类。而《汉书·艺文志》则把它列入数术类刑法家之首，与《相人》《相六畜》之类的巫卜星相之书混在一起。《宋史·艺文志》则将之列入五行类。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它是最古的小说，云“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诸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因为后世人们对于地理的认识越发深入，所以《山海经》中诸多的想象成分就只能以小说视之。
晚清以来的两种说法特别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已突破了前人的观念局限，将它看作历史著作，列入“古史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并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故事，有许多成为中国民间传说的原型。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精卫填海的故事。关于这则神话，在《山海经·海外北经》里仅仅一段话、几十个字：“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意思是说太阳神炎帝的小女儿去东海边游玩，不慎掉进了大海，淹死了。她死后，灵魂化作一只“精卫”鸟，它花头、白嘴、红足，长得活泼可爱，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她不断地从西山衔来一条条小树枝、一颗颗小石子，丢进大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她不知疲倦地往来飞翔于西山和东海之间。“精卫”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善良、美好的愿望，宏伟的志向，受到了当时先民们的敬重，也同样受到了后世人们的敬仰。
另一则关于刑天的故事则表达了中国人不屈抗争的传统精神。《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据传说“刑天”原为炎帝近臣，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自炎帝于阪泉被黄帝打败，他便跟随在炎帝身边，定居南方。但“刑天”不甘心失败，他一人手执利斧和盾牌，直杀上中央天帝的宫门之前，与天帝（黄帝）争夺神位宝座。二者相斗，帝终断刑天首级，并把他葬于常羊之山。但刑天魂魄不灭，没有因此而死去，又重新站了起来，竟以乳为目、脐为口，左手握盾，右手拿斧，誓与黄帝战斗到底。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有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类，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刑天那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顽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之人。
《山海经》中也记载了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记载了许多关于长生的故事。恐惧死亡，渴望长生不老，是人之常情。《山海经》神话里有“不死药”“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的构想。《海内西经》载，在昆仑山的开明兽之北有“不死树”：“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玕琪树、不死树。”在《海内西经》记载，开明兽东面，又有巫彭为首的几个巫师，“皆操不死之药”：“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不死药”也许是先民们对个体生命长寿的幻想和方士长生久视之术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不死之药”是掌握在以“巫彭”为首的“巫抵”“巫阳”“巫履”等巫师手中。“不死树”生长在昆仑山上，但《大荒南经》又说那里有“不死之国”。而《海外南经》也有“不死民”的记载：“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穿匈国东。歧舌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海内经》又说：“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还如，《大荒西经》载：“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现代的《山海经》研究者发现，这本书中反映的国土观念不同于儒者之“中国”观，乃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大世界观”。如蒙传铭所说：“古代儒家相传之地理观念，谓普天之下，皆为中国；中国之外，则为四海。而《山海经》之作者，以为四海之内为‘海内’，‘海内’之中有五山，而中国在焉。四海之外为‘海外’，‘海外’之外为‘大荒’，‘大荒’为日月所出入处，且在‘海外’与‘大荒’之间，尚有许多国家及山岳在焉。故就地理观念言之，儒家所谓天下，犹今言‘中国’；《山海经》之作者所谓天下，犹今言‘全世界’也。”[1]按他的说法，《山海经》对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一种政治地理观。《山海经》向读者建构了一种五方四维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结构，这种空间秩序是按照南西北东中的顺序展开的。以位于中央的《中山经》为轴心向外逐层拓展的同心方区域划分，更不是客观的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一种既成的想象世界的结构模式向现实世界的投射。从李约瑟对《禹贡》所做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同心方”形式的看法：有不少人认为，在《禹贡》中似乎包含有一种朴素的同心方地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从这部著作结尾的几句话产生的。这几句话说，从王都起，五百里之内的地带是“甸服”，再向外五百里调谐同心带之内是“侯服”，再次是“绥服”，再向外是“要服”，最后一个带是“荒服”。但是在文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证明这些带是同心方这一传统观点。这种观点很可能只是根据地是方形的这种宇宙观所设想出来的。[2]
把中国与“非中国”统合在同一种空间构架之中的，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统性政治信念，诸如“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等。以政治强制性话语来创设和维系地缘上的一体认同，这是对地方主义各自为政局面的挑战。因为多元分立为统治者带来离心的麻烦，大一统政治不肯容忍政治肌体皲裂的现象，所以总要力图消解多元，竭力把各种各样的差异放置于众星拱月式的闭锁性空间结构之中，使“多”成为“一”的向心环绕展开方式。作为《山海经》地域观念基础的同心方式想象空间结构就是由此而生成的。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一统天下的政治观必然就要取代小国寡民式的地方主义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海经》的叙事模式，正好隐含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演变历程。
《山海经》一书的同心方环绕结构是以“五藏山经”为内环的。它带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认为世界是规则的方形平面，这个方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中心。东西南北中五方之山就是方形世界的天然坐标。居于中心的区域既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代表，又是文明向四周蛮荒的边缘区域播散的唯一源头。这种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概括起来可以叫作“中华文明一源中心观”。其古代的表现形态主要是“中原中心观”，即认定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地带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山经》依次分为南西北东中五经。而在五山经中处于轴心位置的则是《中山经》。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山经》里的山在今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可见作者指定的中央原是很大的。南西北东四方面都推得很远，有许多山简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3]常征先生认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为周王朝官府文书，他说：“从《中山经》一百九十三山分为十三组列叙来看，八组在黄河汉水之间，一组在中条山区，二组在江汉间及洞庭湖北岸，这大体便是周王的王畿，故周人视之为天下之中，而列之于《中山经》卷。”[4]孔子曾感慨：“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承继了夏商传统又有所损益的西周文化表示出极大的赞赏和充分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与《山海经》相互呼应的五服说与同心方“认识地图”式均可溯源于周代的文献。因此可见，《山海经》较早成书的部分与西周以来的文化扩展进程是有关系的。
注释：
[1]蒙传铭：《〈山海经〉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之重新考察》，台北，《中国学术年刊》第15卷，1994年3月，第264页。
[2]参见李约瑟《中国技术史》第5卷，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14页。
[3]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载《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4]常征：《〈山海经〉管窥》，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