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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拉纳的夏日别墅被称作“沃鲁姆斯”，是方言“我们的”的意思。我诞生后的第一个月就去了那里，并在记忆中长居于此。那里仿佛永远是夏天，两棵巨大的桦树在风中飒飒作响，山顶上弥漫着热气。人们身着便服在阳台上乘凉，窗户敞开着，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玩槌球。远处尤夫奈斯车站的货运列车正转入岔轨，鸣着汽笛。河水潺潺流动，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河水仍然是玄黑的，砍伐下的原木在河面上缓缓地漂动或者迅速地旋转着。铃兰花的芳香，还有蚂蚁窝和烤小牛肉的气味。孩子们都擦破了手肘部和膝盖。我们到河里或黑湖中去洗澡，河里和湖底满是烂泥和突起的暗礁，我们很小就会在那里游泳。

母亲从地区上雇了一个年轻女孩，名叫林奈娅。她很文静、和善，有照看弟妹的经验。我当时六岁，特别喜欢她动人的微笑、白皙的皮肤和满头漂亮的红发。我很听她的话，常常采集一些野草莓来讨她喜欢。她教我游泳。她自己游得极好，我们俩单独去游泳时，她总是忘了带那件制作粗陋的黑色游泳衣，这正合我意。她的身材修长苗条，双肩宽阔而带有一些斑点，乳峰小而坚挺。她的阴毛呈火红色。那年夏天我游得特别多，远远超过往年。每次游泳以后，我的牙齿就咯咯打战，双唇发紫，她就用一条大浴巾把我们俩紧紧裹在一起取暖。

9月，准备回斯德哥尔摩的前一天夜里，我走进厨房，看见林奈娅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杯咖啡。她甚至连煤油灯也未点亮，用一只手托着下巴，无声地淌着眼泪。我顿感惊讶，急忙用双手去抱她，但她一把推开我。她以前从未如此对待过我，我哭起来，因为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悲伤。我想她会立即擦干眼泪来哄我，但她根本没理会我。

几天以后，当我离开沃鲁姆斯时，她没跟我们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我问母亲是为什么，她不愿告诉我，只是闪烁其词。

四十年后，我又一次问母亲，林奈娅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当时林奈娅怀孕了，但男方不肯承认父亲的身份。作为一个牧师家庭，我们当时不可能收留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仆。尽管母亲提议想收留她，但父亲坚持解雇她。外祖母知道后想去干预此事以帮助女仆，但她已经失踪了。几个月以后，人们在火车站附近一条河中的原木下发现了她的尸体，额头上有挫伤。警察认为她是从桥上跳下河自杀的。

尤夫奈斯火车站是一栋由白色转角和山形围墙构成的红色建筑，有一间厕所标着“男”“女”两字，两个信号灯，两条岔轨，一个货仓。月台是石头砌成的，还有一个地窖，地窖顶上是一片草地，长了许多野草莓。主铁轨转弯处向着尤尔莫山脚，经过沃鲁姆斯。从车站上能看到那一切。车站南边几百米远的地方，河流在一个被叫做格拉丹的地方转了一个大弯。那是一个险要之处，有深深的漩涡，峭壁巉岩林立。河上架着一座高悬的铁路桥，狭窄的人行道在右边，标有“禁止行人通行”的警示牌，但谁也不理会它。因为这座桥是通往黑湖的捷径，而黑湖则是钓鱼的好地方。

火车站长叫埃里克松。他们夫妇俩住在车站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二十年，他妻子患有甲状腺肿大症。他们平常不和村里其他的人来往，村民们对他们也存有疑心。埃里克松叔叔不爱讲话，总是沉默不语。

平日里，外祖母允许我去火车站玩。埃里克松叔叔虽不理别人，但对我多少保持了一种心不在焉的友善。他的办公室里充满了烟草味。几只无精打采的苍蝇在窗户上嗡嗡叫，电报时不时地响起，一条印满了点和线的纸带就会出现。埃里克松叔叔坐在办公桌前，用黑色笔记本做记录，并整理货运表格。偶尔，有乘客砰地推开候车室的门，去买一张到莱普河、英舍湖或布伦厄的车票。寂静显得永恒而庄重，我不会用不必要的谈话打破这寂静。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一条简短通报，说从克律尔布开出的火车离开了林海登。埃里克松叔叔简短地嘟哝着做了回答后，便戴上他的制服帽，拿起红色信号旗走出办公室，发出向南的信号。随后，四周空无一人。强烈的阳光照在货仓的墙壁和铁轨上。墙壁反射着光，同时还能闻到煤焦油和钢铁的气味。铁桥下，河水潺潺流动，起油斑点的枕木和发光的铺轨石滚着热浪。一切只有沉默和期待。埃里克松叔叔的那只猫则没有声息地趴卧在火车月台上。

这时，火车头像万绿丛中的黑斑，鸣着汽笛出现在远处朗舍湖前的弯道上。起初，行驶的火车寂静无声。接着响声越来越大。当火车经过铁桥时，隆隆作响，沙粒刷刷落下，大地颤动，火车疾驰过月台。烟雾突突地从活塞蒸气烟囱中喷出来。这是一列货车，它像一阵风呼啸而过。车轮撞击着铁轨，大地在震颤。埃里克松叔叔向火车司机挥手致意，司机也同样举手回礼。转眼间，隆隆声渐渐远去。火车绕过沃鲁姆斯之下的弯道，消失在山脚。此刻它已在锯木厂鸣着汽笛。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埃里克松叔叔回到办公室，摇起电话手柄做例行通告：“火车2点33分经过尤夫奈斯。”然后办公室里变得寂静无声，甚至苍蝇也懒得在窗玻璃上嗡嗡地飞叫。然后，埃里克松叔叔到一楼去吃午餐。他吃完饭打个盹，接着等待4点到5点之间那班南下的货车。这班火车永远不会准时到达，因为它几乎在每一站都要装卸货物。

每次去火车站，都要在路上经过一家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看起来很像一个蒙古酋长。他的妻子赫尔戈看上去还算漂亮，但显得疲惫不堪。他们有很多孩子，全家挤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小屋里。房间很杂乱，但很有家庭气氛。我和哥哥喜欢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赫尔戈还常常给最小的婴儿喂母乳。当婴儿吃饱后，她会叫另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伙伴：“过来，小家伙，该你了。”当我的伙伴靠在她母亲的两膝间吸奶时，我便羡慕地观看着。只见这位母亲用手提出丰满的乳房，小家伙向前伏在乳房上贪婪地吮吸着。我禁不住就问，可不可以也让我尝一尝，但赫尔戈笑了起来，说我应该先去问阿克布卢姆夫人，首先得她批准才行。阿克布卢姆夫人是我的外祖母，我很尴尬地意识到，自己冒犯了无法理解的规矩。这些事在我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这是永恒记忆中的形象！那是晚上，我躺在自己的高背床上。夜明灯亮着。我正用双手紧握着一节香肠。它既柔软又有韧性，而且香味可人。突然，我把它扔到地板上，大声呼喊年轻的林奈娅保姆。这时门开了，父亲走进来。又大又黑的人影一直投射到对面门厅，他指着地上的香肠问这是什么东西。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没什么事。接下来的场面是我的臀部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然后我坐在地板中央的尿壶上大声喊叫。天花板的顶灯亮了，林奈娅怒气冲冲地给我换床单。

秘密。突然间的万籁俱寂。内心的隐隐不安。在《一出梦的戏剧》中，“因陀罗的女儿”感受到的良心的责备，我现在也一样吗？我干了什么？我恐惧地自问。“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一个权威的声音回答说。当然，我犯了罪。总有一些未被发现的不正当行为折磨着我。我们曾挤坐在浴盆里偷窥屁股，还曾经从香料食柜中偷葡萄干来吃。我们跑到火车站旁的深坑中去游泳，从父亲的大衣中偷零钱，还在祷告中将撒旦的名字和上帝的名字互换，亵渎上帝：撒旦降福于我们，保佑我们，撒旦望向我们并注意到我们。“我们”就是哥哥和我。小时候我和哥哥偶尔同进同出，一起玩游戏，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内心互相憎恨对方，保持距离。达格认为我爱撒谎，便离我而去。他还认为父亲更宠我，我已被惯坏了。我则认为哥哥只比我大四岁，却享有比我更多的特权。如他晚上可以比我晚上床睡觉，还可以看我不能看的电影。他没事就打我，要我一切顺从他。我开始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他因父亲更疼爱我而心怀嫉妒，所以才对我如此反感。

兄弟间的敌意几乎导致相互残杀。达格恶劣地虐待我。我决心要报仇，不惜任何代价。

在沃鲁姆斯时，我们共睡一个房间，有一次我躲在门后，站在椅子上，手里抓着一个沉重的玻璃水瓶。当哥哥开门时，我将玻璃水瓶往他头上砸去。玻璃水瓶砸得粉碎，哥哥应声倒地，血从头上一个裂口喷涌而出。大约一个月或更晚一些时候，他冷不防给我一拳，打掉了我两颗门牙。我的回报是，趁他睡着后，将油灯放在他的床边，油灯燃尽时烧着了被子。这时，我的敌意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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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夏天，哥哥和他的希腊妻子到我居住的法罗岛来看我。他已经六十九岁，是一个退休的总领事。退休前他不幸中风，但仍忠于职守、坚守岗位。如今他只能移动他的头，呼吸急促，讲话含糊难懂。这次我们相聚数日，谈起童年的往事。

他记得的往事比我更多。他谈到当时对父亲的憎恨和对母亲的强烈依赖。他认为父母是一对神秘的人物，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又见识广博。我们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散步，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我们已是两个有身份的老人，彼此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两人之间的憎恨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片空白，没有联系，也没有亲情。他想离开这个世界，但同时又恐惧死亡；求生的欲望似乎更强烈。他还说，他甚至没有机会自杀，因为中风，他的两手不能自由活动。

这位坚强、傲慢、聪明的人有坚韧不拔的冒险精神。他喜欢寻找冒险刺激，像渔夫、林中猎人那样享受生命。从另一方面看，他无情无义、自私自利并具有幽默感，虽然他憎恨父亲，却又在讨好他；虽然他充满令人精疲力竭的矛盾，企图获得自由，却又对母亲百般依赖。

对于哥哥的心病我是能理解的，他始终生活在父母那相互冲突、令人窒息和无法理解的阴影之中，哥哥是被愤怒气倒的。他还谈到他蔑视艺术、精神分析学、宗教和所有精神世界的东西。他是一个极其讲究理性的人，会讲七国语言，特别爱读历史和政治家的传记。他还以录音的方式口授自传。我后来把他的自传整理出来，竟达八百页之多，其叙述风格枯燥、诙谐而具有一种学究气。他用坦率的字眼叙述了他和妻子的生活，也用少量篇幅谈到母亲。在他看来，生命只是一个缺少刺激的冒险故事，其他的一切只是表层的、具有讽刺色彩的、欢快的和无关紧要的东西。在八百页传记中，他从未谈到疾病。他毫无怨言，但藐视命运。他愤怒地、不耐烦地面对痛苦和屈辱，并且因无人怜悯而感到不快。

在他七十岁生日时，瑞典驻雅典大使馆为他举行了祝寿宴会。当时他身体很虚弱，妻子想取消宴会，但他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对许多来宾发表了一段才华横溢的演说以表示他的敬意。几天后，他被送进医院，由于医疗失误，经过长时间拖延窒息而死。临死之前，他的神智一直很清醒，但不能讲话，因为他的气管切开了。他无法和人交流，默默地含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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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玛格丽塔相处得一直很好。她比我小四岁。我们常常在一起用她的玩具娃娃做游戏，甚至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创造，给天真的小玩具娃娃装备玩偶之家。在家庭影集的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一个圆滚滚的小家伙，灰亚麻色头发，两只眼睛惊恐地大睁着。从她柔和的小嘴到舞动的双手都十分敏感。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为弥补两个难驾驭的哥哥带给父母的烦恼，她总是乖巧地迎合父亲和母亲。

我实在感到困惑，在童年的记忆中，我对玛格丽塔的印象已十分模糊。我只记得我们做过一个玩具剧场。她缝服装，我绘布景。而母亲是一个耐心又感兴趣的观众。母亲还给我们一块有刺绣的美丽丝绒当作幕布。我们玩得十分高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没吵过架。

我十一岁时，妹妹七岁。那年夏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龙岩恩度过了一个暑假。母亲当时刚做过一个大手术，在索尔赫姆疗养院住了几个月。父亲不想让我们离家很远，就近雇了一个温和的管家，是个小学教员。因此，我和妹妹一度脱离了父母的管束而生活在一起。那里有一个对着湖的旧洗澡间，里侧是一个更衣室，外间没有屋顶，但连着一个浴池。我和妹妹一连数小时在那里嬉水、玩骑马追坏蛋的游戏。然后，没有任何解释，也不许问任何问题，我们突然被宣告再不准两人单独待在洗澡间里玩。

随着年龄的增长，玛格丽塔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则相反。我和妹妹的感情也就慢慢疏远了。我十九岁那年离家出走，从那时起，我们几乎没见过面。玛格丽塔对写作感兴趣。她说她曾有一次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我在年轻时的傲慢心态下，挑剔地把她写的东西撕成了碎片。我自己不记得有这件事。至今，她还时不时地写一本书。从她书中的内容来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她的生活一定不如意。

我们偶尔打电话相互谈谈。有一次我们在音乐会上不期而遇。她苦恼的面孔、奇怪单调的嗓音让我惊恐不已，酸楚不安。

我常想到妹妹，总感到几分良心的责备。她开始写作时时秘密的，不允许任何人看她的作品。那一次她终于鼓起勇气给我看。我当时身处窘境，作为一个年轻的导演受到认可，但被认为不适合当作家。我那时确实写得很糟糕。我极力模仿约尔玛·贝里曼和斯特林堡。然而，在妹妹的作品里我发现了同样的文风和生硬的语调。因此，我不假思索地扼杀了她的努力。我没有认识到那是她唯一可以表现自己的方法，忽视了她的内在感受。据她所说，她那时放弃了写作。那究竟是为了惩罚我还是惩罚她自己，又或者是因为她自己泄了气，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