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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那年，家里人同意我去一家剧院为一个音乐家当助手，他为正在上演的斯特林堡的戏剧《一出梦的戏剧》做伴奏。那是一次严酷的经历。夜复一夜，我躲藏在舞台前部的塔楼里，亲眼目睹“律师”和“女儿”的婚姻场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体验到舞台艺术的魅力。“律师”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发夹，先将它弄弯，然后弄直它，接着就折断了。其实并没有发夹，但我看着却有。“军官”正等着上场，他微微前倾看着自己的鞋子，两手背在后面，无声地清了清嗓子，这显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然后他推开门上场，走到聚光灯下。他变成了剧中人物：他就是那个“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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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内心始终充满激情，并且要一直控制这种骚动，但每当面对无法预见、无法预言之事时，我就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我的职业活动变成了一种对不可言喻之事的学究式管理。我只是一个剧场演出的中间人、组织者和仪式化奉行者。有些戏剧导演总是热衷于制造混乱，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从这种混乱中呈现出他们的演出创作，我十分厌恶这种业余的做法。我从不自己写戏剧剧本，只是进行阐释和二度创作。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在挖掘原作中神秘的内涵和启发演员的创造力之外，并没有余力去从事这种复杂的创造工作。我憎恨喧嚣、攻击或情感的爆发。我排演的场地必须秩序井然、干净整洁、安静明亮。排演是一项严谨的工作，而不是导演或演员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

我看不起沃尔特，他早上十点半带着醉意来到排演场，呕吐出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也厌恶特蕾莎，她常常匆忙赶到，暧昧地拥抱我，满脸香汗淋漓。我很想揍保尔一顿，他是一个发狂的同性恋者，明知道他的工作必须整天在舞台的楼梯上跑上跑下，还总是穿着高跟鞋来上班。我痛恨万娅，她总是精确到最后一分钟滚进来，头发立着，噗噗地吹着风，气喘吁吁的，一副邋遢相，背着一个鼓鼓的包，里面装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萨拉更令人愤怒，她老是忘记带剧本，并总是有两个重要的电话要打。我需要的是安宁平静、井然有序和友好和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表演的奥秘，学习再现的技巧。重复，活生生的、搏动的重复。每天晚上重复同样的表演，然而这表演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对此，怎样才能准确抓住表演那转瞬即逝的自由节奏，而不至于显得呆板或做作得令人难受呢？所有的好演员都知道这个秘密，平庸的演员通过学习也许能达到，坏演员则学都学不会。

这样，我的工作便是去阐释剧本和设置排演进程。我要确保每天不至于毫无进展。但我永远不再是私下的那个自我了，我必须观察、指导、确定和控制一切。我是演员们眼睛和耳朵的替代者。要给他们提出建议，引导他们的表演，鼓励或否决他们的创造。我不心血来潮、不冲动，也不是搭档。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如果有一刻我摘下面具，说出我真实的感觉，朋友们一定会攻击我，并将我扔出窗外。

我虽然戴着面具，但并未将自己伪装起来。我的直觉敏捷而清晰。我非常清醒。这副面具是一个过滤器，没有任何不相关的个人情绪能够穿透它。我必须极力抑制住激动的情感。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曾和一位年华已去但极富才华的女演员合作，她蔑视我那套整洁理论，并坚持认为剧院根本就是臭狗屎、色欲、疯狂和邪恶的化身。她说：“英格玛·伯格曼，你唯一令人讨厌的一点就是完美主义的激情，你应当放弃这种激情，它是虚伪的，也是靠不住的，你为自己设下了不敢超越的极限，就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你简直是自讨苦吃。”

也许她是对的；也许在一片流行艺术和阴暗的毒品场景中，我的激情只是一番浪漫主义的胡言乱语。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位美丽而聪明的女演员最后丧失了记忆力，牙齿全掉光了，五十岁时死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中。那就是她表露自己情感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那些精于言辞的艺术家是一种祸害。他们的推测碰巧突然之间成为时髦的东西，这可能是灾难性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爱表现自己。他有过很多关于表演的论述。他体内蕴藏着一座活火山，所以他急于设置许多束缚。平庸的人读他的论述时，赞许地点头，没有丝毫内在激情的人也会缴械投降，屈从于这些约束，而斯特拉文斯基自己从未实践过他鼓吹的东西，他把自己的《缪斯之主阿波罗》创造成了柴可夫斯基的风格。我们这些读过他文章的人听了以后，简直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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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第四次导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这似乎是个好决定。同一年，我还导演了斯特林堡的另一部作品《朱丽小姐》。皇家剧院内有一间属于我的房间，这次它被重新整修，我再度搬回到那里，感觉同在家中一样。

我们的筹备工作在众多的纠纷中开始了。我从哥德堡请来一位舞台设计师，然而他交往了十年的女朋友跟一个年轻演员跑了。为此，这位舞台设计师得了胃溃疡，情况很糟。当时正值仲夏时节，他便住到我在法罗岛（Fårö，意为羊岛）的家中。

我指望工作能抑制他的消沉，于是我们每天碰头，商讨舞美设计。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用失神的双眼望着我低吟：“我希望她能回来。”我没有着手拯救灵魂，只是如常行事，但几个星期以后，他精神崩溃了，说再也应付不下去了，我只好让他收拾行装回到了哥德堡。他很快又结交了一位新女友，两位情人便一同出海旅游去了。

出于需要，我请求老朋友和同事玛丽克·沃斯担任舞台设计。她热情友好地答应了，在我们的客房中安顿下来。我们虽已落后于计划，但毕竟还是心情舒畅地开始了。多年以前，玛丽克曾当过《一出梦的戏剧》的舞美设计，那次演出的导演是奥洛夫·莫兰德，他是斯特林堡传统的创始人。

我对自己前三次导演的《一出梦的戏剧》都不满意。为瑞典电视台创作的那个版本由于技术上的困难（那个年代的录像带根本无法编辑）而惨遭失败。在“小舞台”的那次排演，尽管演员都很出色，但还是没什么特色。在德国的那次大胆尝试因过于庞大的布景而以失败告终。

这次我要按原剧本排演此剧，不做任何删改，一切按照作者原意。而且，我的目的也是尽量按原剧作那复杂的舞台指示去布景，尽可能克服技术上的困难，以达到完美的舞台演出效果。我要使观众体味到“律师”办公室后院散发出来的恶臭，领略到“美景湾”的夏日乡村在雪中冷峻的美，感觉到“耻辱峡”的硫黄雾气和地狱微光，体验到环绕“能生长的皇宫”的美丽鲜花以及“剧院走廊”后面的老剧院。

皇家剧院的“小舞台”是不符合实际演出需要的，它既狭窄又破旧，实际上只是一个电影院改建的。自1940年代初开放以来，从未大修过。我们决定拆掉前面四排座椅，把舞台向前延伸了五米，以便让表演空间更宽阔，更便于演员和观众交流。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内外两个房间。外间最接近观众，是“诗人”的创作领地。他的书桌就在窗前。新艺术风格的窗户五彩缤纷，棕榈树蒙上了绚丽的光芒，书柜的门是隐蔽的。舞台右边是高高堆起的垃圾，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个巨大但被毁坏了的耶稣受难像和那扇神秘的食品储藏室的门。在角落中，“丑陋的艾迪特”坐在她的钢琴旁，犹如被埋葬在布满灰尘的废物堆里。这个女演员是一位很娴熟的钢琴家，她同时用音乐和动作跟随着剧情。

通过延伸舞台而获得的前台演出空间通向一个魔幻的幕后空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站在家中黑暗的饭厅里，透过半开的滑动门窥视大会客厅。阳光照在家具和陈设上，照得枝形吊灯闪闪发光，在地毯上投下晃动的光影。一切均为绿色，如同置身于水族馆一般。在那里，人们在移动，然后消失了，接着又出现，静静地站着低声讲话。窗台上的花鲜艳夺目，钟滴滴答答地走着，的确是一个魔幻般的空间。现在我们要在表演区内创造这样一个空间。用十个巨大的投影机，构成五个特别的表演区。我们不知道即将会展现出怎样的景象，但是我们认为有足够的时间去构思它。舞台地板上平铺着柔软的灰蓝色地毯，外间的天花板上也配置了同样的颜色。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小舞台”上曾经不稳定的音响效果变得稳定且极为灵敏。演员可以快速且不费力地说话；室内音乐的原则也被确立了。

1901年5月，斯特林堡与一位年轻而且相当有吸引力的美人在皇家剧院结了婚。她比他小三十岁，而且已获得成功。斯特林堡在卡拉布兰大街一所新楼中租了一套五室的公寓，选购了家具、壁纸、图画和古玩。他年轻的新娘靠这位年老的丈夫进入了一个装饰完美的殿堂。这对伴侣从一开始就尽心尽力，钟情、真诚又睿智地扮演他们预期的角色。然而，假象很快有了裂痕，一出无法预见的戏破坏了经过精心安排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妻子在狂怒下搬出了这个家，去岛上和她的亲戚待在一起。作家被孤独地遗弃在他富丽堂皇的公寓中。那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老人居住的整座城市如同荒漠。为此，他被难以名状的悲痛折磨着。

在斯特林堡的话剧《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中，当“女士”指责“无名氏”与死神开玩笑时，他回答说：“是的，正如我同生命开玩笑。我曾是一个作家，尽管我生来就悲哀，但我绝不会把任何事当真，甚至包括我自己的巨大悲哀。我曾一度怀疑生活未必能比我的作品更真实。”

此刻，深深的创口不断地淌着血。这种创伤不同于生活中的其他不幸，不可能轻易地降临或免除。这种痛苦打开了通向未知空间的闸门。斯特林堡在日记中写道，他哭了，但泪水洗亮了他的双眸，使他能够带着抚慰般的宽容看待自己和他的朋友。他无疑在讲一种新的语言。

人们常常讨论，在哈丽雅特·博塞怀孕并过上宁静的生活之前，《一出梦的戏剧》的构思已进行了多少。这部剧的前半部分无比流畅，没有什么难以解释的东西，全都是欢乐和痛苦，全都是活生生的、新颖的、与众不同的。剧本具有演出基础，在“律师”家中那一场中达到感人的高潮。一段婚姻从开始、幻灭到破裂仅用十二分钟就被展现出来。

之后对《一出梦的戏剧》的导演来说，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耻辱峡”地狱般的场面紧接着“美景湾”的夏日场面，使得灵感受阻，这就好像在贝多芬的《槌子键琴奏鸣曲》那难以诠释的赋格曲里，精确性被过多的音符所淹没一样。如果删改得太多，场景就会死掉；如果全演出来，观众会感到疲倦。

这就是说要保持头脑冷静，并引入一种失落的韵律。这是可能的，而且会带来回报，只要文本仍然强大、严谨并富有诗意。例如，突然插入的学校那场戏无疑是很妙的。另一方面，不幸的背煤人那场戏则搞得很吃力。《一出梦的戏剧》不再是一出梦幻剧，而成了带有一定怀疑成分的时事评论。

但是，最复杂的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是“芬加尔洞”。我们知道这个家庭中的和睦气氛。怀孕的年轻妻子专心于雕塑和阅读好书，“诗人”戒了烟，以显示他的友善。他们看话剧、听歌剧、举办宴会并安排音乐社交晚会。这出梦的戏剧丰富多彩。斯特林堡现在发现，这个剧本已发展成为一个万能之神主宰下的人类生活全景。他突然感到，他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曾在文本中轻松论证过的“存在的分离”。“因陀罗的女儿”拉着“诗人”的手，不幸地，他被领到的是“芬加尔洞”最远的出海口，在那儿，他们互相大声朗诵美丽动听却毫无价值的誓言。最卑鄙和最可爱的东西共存。

一位导演如果不放弃，想由着斯特林堡的性子展现作品，他就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去创造“芬加尔洞”才能使之不破坏整体效果？如何表现“诗人”对“因陀罗”的巨大哀悼？因为它大部分是抱怨。如何制造风暴和沉船？还有最难的一点，如何表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在一部做作的戏剧里，这是浮夸场景中一个寂静且引人注目的时刻。）

我尝试在演出当中再制造出一个小剧场表演。给“诗人”在场景中安排一个活动空间，那里有一把椅子和一架老式留声机。“诗人”把“因陀罗的女儿”裹在一条东方式围巾中，他在镜子前，用从耶稣受难像中取出的荆冠为自己加冕，将几页手稿交给他的搭档。手稿内容从玩笑到严肃，从游戏文章到尖刻讽刺，然后又回到严肃。他的作品使业余爱好者欢乐，使一般观众感受到戏剧的伟大、单纯与和谐。崇高的终究是崇高的，追求时髦风尚受到温和的讽刺。

我们都喜欢这种处理，至少我们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随后是“剧院走廊”的场景，显得沉闷单调，无话可说，但又不能删去。和“一切思想正常的人”的游戏，门后的秘密，“律师”谋杀“女儿”魂灵的情景都轻快流畅地略过，快速而简略，没有深入展开。克服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用轻松、神出鬼没以及危险的气氛来掩饰。当“一切思想正常的人”看到打开的门后空空如也，从而被焦虑裹挟时，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变得危险。

无论如何，最后祭坛那场戏是辉煌壮丽的，“女儿”的离去也扣人心弦。但前面加了一段奇怪的累赘，即“因陀罗的女儿”泄露世界之谜的答案。根据斯特林堡的日记，他在创作最后这场戏时正在阅读有关印度的神话和哲学。他把阅读成果用在《一出梦的戏剧》中，但这和整个戏剧的风格极不协调，依旧看得出印度神话的面目。

在最后一场戏和轻快的开场中，还有一个难以解释又十分隐蔽的问题。开始场面中显然是一个小孩在问他的父亲：“城堡还在从地里长出来，去年以来你看见它长了多少？”最后结束时，一个老去的作家说：“哦，我现在感觉到了生存的全部痛苦。这就是做人。”从开始的孩子到最后的老人，这一过程就是人生。我让三个女演员来分别扮演“因陀罗的女儿”一角。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开始光彩照人，最后老成持重，在一位伟大女演员的人生经历和真诚之中，连“世界之谜”那段戏也成为动人的传说。成年时的“女儿”应该以强健、好奇、充满活力、欢乐、任性和悲剧性的状态走完人生之旅。

过去，我解决创作中的问题时，从没有付出过这么多劳动，从没有遇到这么难以进行的状况。这意味着必须忘记我早期的成果。同时，在倒洗澡水时，还不能把孩子一起倒掉。完全适应当前这种新构想的好方案应当保留下来。但淘汰也是必需的，听听福克纳的逆耳忠言：“杀死汝爱。”排演《朱丽小姐》是一次愉快的游戏。排演《一出梦的戏剧》则是一场麻烦的改革。

我似乎是第一次感到衰老日甚一日的威胁。舞台形象处理不当，决策变成长时间的拖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不自然。无法达到的效果终归达不到，这令我窒息。有几次，我简直想撒手不干了，这种心态以前很少出现。

2月4日星期二，排演开始，我们开会讨论了排练细则、舞台设计图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已经同意必须尽快记住台词。以前演员们经常一边埋头读剧本一边到处乱转，一只胳膊僵在那里，最初这是拉尔斯·汉松的做法，他讨厌背台词，但是这已经成了往事。懒惰的演员将他的福音挪用过来，糊里糊涂地认为他们会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机地消化那些台词。这样就总是造成混乱，一些演员知道他们的台词、眼神、手势，另一些则不知道，于是，整出戏变成一种拼凑物。

一个演员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集中注意力与搭档配合，也就是达到一个智者曾描述的“无你无我”的境界。

我从头至尾看了《一出梦的戏剧》的排演日记，现在读起来也觉得不愉快。我当时的情况很糟：忧虑不安、沮丧、疲乏，右臀部又受了伤，常常隐隐作痛，每天早晨更为难受。我的胃也常折磨我，不断胀气和腹泻。总之，我情绪消沉，闷闷不乐。

尽管如此，我仍尽力显得若无其事。职业道德不允许我把痛苦情绪在工作中流露出来。我还要显得心平气和甚至充满活力，但莫名的创作欲不应受到鼓励。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做好排演准备工作，并希望排演能进行得顺利。

大约在开始排演前一个月左右，莱娜·奥林找我沟通。她在剧中扮演“因陀罗的女儿”。她说她已经怀孕，并“推算出”此剧公演时将怀孕五个月，预产期则在8月。这样秋季演出就成问题了，但我们不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即推迟到第二年春天上演此剧。我们预计最多会演40场。

当时的情形很有趣，我的电视电影《排演之后》描写一位年轻女演员（由莱娜·奥林扮演）和一位老导演之间的会面，这位老导演也正准备第四次导演《一出梦的戏剧》。女演员说她怀孕了。但这位老导演只是为了和这位年轻演员合作才排演此剧的，他几乎累垮了。这位女演员最终进行了人工流产，参加了排演。

莱娜·奥林却无意进行人工流产。她是一个坚强、美丽而活泼的女人，非常容易动情感，有时不清醒，但稳重且很识大体。她对怀孕十分高兴。她感到进退维谷，但又说如果想要个孩子就必须是现在，哪怕她刚刚有了点名气。

无论怎样，这种情况对于导演来说多少显得无奈，但对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则绝不是这样。可爱而高雅的莱娜为了孩子，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的表演生涯。

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驾驭的。我认为她是在危难时舍我不顾。所谓的现实最终改变了梦想和计划。我的悲哀很快就淡化了。有什么牢骚好发呢？从长远来看，我们在戏剧方面的努力只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但一个孩子的诞生却是有意义的。莱娜·奥林是快乐的，我也为她的快乐而感到快乐。

排演过程单调沉闷，不过与这件事不相关，或者说是基本上不相关。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努力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我的舞台设计玛丽克·沃斯也许是因疲劳过度而当场晕厥，失去记忆。皇家剧院男演员服装部门多年来一直被一群无能的笨蛋“操纵”。玛丽克始终在默默地、顽强地与糊涂、懒惰和妄自尊大抗争；结果该做好的还没有做好，该完成的还没有完成，她就忘记了我们开始的设计。她委派了一位年轻女孩负责戏剧的图片研究工作，尽管她很卖力，还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为照片花费了几万克朗，但由于她基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又被调到别的部门。当我感到出现了值得怀疑的沉默时，我就开始干涉，结果发现我们拥有价值近50万克朗的昂贵投影器材，却没有投影图。事情相当严重，但我们还算幸运，来了一位自愿而能干的年轻摄影师，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问题。最后一批照片及时赶在彩排前准备好了。

3月14日，星期五，我们从头到尾连排了一遍。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充满了挫折感。我坐在那里干瞪眼，完全没入戏，没有感觉。好在还有足够的时间。”（首演时间定在4月17日，是在此剧首次公演的79年后。）

星期天，在剧院留给我的那个房间里，埃兰·约瑟夫松和我谈到巴赫。有一次巴赫外出旅行归来，发现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亲爱的主啊，请不要让快乐弃我而去。”

我曾经生活在巴赫所说的那种欢乐之中，完全是通过精神生活达到的。因而我能够安然度过许多危机和难关。它像我心中的信仰一样忠诚，能克服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从不产生对抗或破坏作用。巴赫称这种状态为快乐，信仰上帝的快乐，主啊，请不要让快乐离我而去。

我突然听到自己这样对埃兰说：“我就要失去这种快乐了。我可以真切地感觉出来。它正慢慢弃我而去。我的心灵快要枯干了。”

我开始哭泣，这让我感到惊恐，因为我是从不哭泣的。小时候我极爱哭泣。母亲看穿了我的眼泪计，处罚我，于是我就不哭了。偶尔，我可以感觉到异样的哀号从最深处传来，但只有回声传到我耳边，突如其来地给一个永远被囚禁的肆意抽泣的孩子以打击。

这个阴霾的下午，我独自待在皇家剧院的房间里，那哀号声又突然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的痛苦和悲哀更深了。

几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垂死的患癌症的朋友，他已病入膏肓，形如枯槁，两眼深陷，牙齿焦黄。他侧卧着，身上连着很多仪器，左手枕着脑袋，手指头则摸着脸颊。他模样可怕地微笑了一下，说：“看，我还能够移动我的手指头，那多有意思。”

我想，这意味着自我调节，回撤阵线，战斗已经失败，没什么可以期待的了，尽管我现在还生活在妄想的快乐中，以为伯格曼会永远安然无恙。“难道对于伪君子有没有特别的规则吗？”在《第七封印》中，演员斯凯特抓着生命之树的顶端这样说过。死神回答：“没有特别的规则适用于演员。”说完拿起手中的锯子开始锯树。

星期一晚上，我发着高烧，不断地颤抖，不停地淌汗，周身不听使唤。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实际上我从不生病。偶尔有不适，但从未如此严重到不能排戏或拍电影的地步。

我发了十天高烧，甚至看书都困难，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下床时我几乎因失去平衡而摔倒。我竟然病到这种地步，真是有趣极了。每天昏昏沉沉，倒下就睡，醒时就咳嗽，鼻塞，呼吸不畅，流感日益加重，高烧一直不退。我想时机到了，如果要放弃排演《一出梦的戏剧》，此刻正是时候。

我们把这次不幸的排演过程录了像。事后，我反复观看，努力寻找弱点，分析失败原因。原本想放弃这次演出，然而一旦真有可能实现，我不仅不想放弃，反而决心克服困难拼到底。我还没有死。

不管我的病情怎样，我决定4月1日再排演一次。前一天晚上，我的体温再度升高，胃部又痉挛起来。然而，我们仍然按正常进度排演。我打破了原来的整体结构，一切从头开始。演员们热情友好地响应。我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充满了忧虑和肉体的痛苦。严重的流感带给我说不出的沮丧感觉，在我体内起着毒害作用。

4月9日，星期三，我们在排演室完成了全部排演工作。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忧虑没有解除，反而更深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这似乎很悲哀，但我绝不会被压垮。”

然后，我们转移到拥挤不堪的“小舞台”进行正式排演。在强光无情的照射下，整部戏漏洞百出。于是，我们修改道具、灯光、服装、化妆造型等等，并努力不让房屋景片倒塌。但舞台上一切东西都有损坏，嘎吱作响，难以再加工改造。

整个世界震颤着，即将崩溃。我真的得贴上这胡子吗？如果我在一条裤子上穿另一条，就没时间换了。这里需要一条魔术贴。那里有人的妆白得过头了。杀害帕尔梅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制造雪花的机器有故障，下了一大堆雪，有一些顶排灯出了毛病，为什么左边的幻灯打出的光比其他的调子更暖呢？镜子有点毛病，是制作上的缺陷，而在瑞典没有，我们得从奥地利订购。南非发生了暴乱，十四个人被杀，很多人受了伤。为什么鼓风机发出那么大噪音？通风设备这么糟糕，在客厅中间有一块地方很冷。为什么你没有表演用的鞋？原来是鞋匠病了，要求在城里定做的那些鞋可能星期五到。今天我能轻松一点吗？我嗓子沙哑，不，没有发烧。我没有参加《钦差大臣》的演出，但我在电台有一个朗诵。停下，朝右边走两步，好了，你是否能感觉到那块地方？

有了耐心和幽默，笑声代替了争吵。这样进展顺利，但很痛苦。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不，不能改变，还得默默地干下去。我能看见那人在颤抖，仿佛戴着枷锁，难道我做错了吗？别的布景有助于演出吗？不，没有什么帮助。他急于要达到目的，敲着监狱的墙，一定会有什么办法。

世界震颤着，简直要坍塌下来。我们在剧院厚墙内激动地吵吵闹闹，大声嚷嚷。在这个小天地里，既有骚动和勤劳，也有爱和技巧。别的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奥洛夫·帕尔梅被暗杀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聚集在排演厅的接待室里，看来今天不能工作了。我们窃窃私语，想互相交流。有人哭了。我们的职业变得如此特殊，以致现实世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们就会为从幻觉的游戏世界跌入现实世界而茫然不知所措。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丹麦和挪威时，我的业余剧团正在斯维亚布兰学校礼堂上演《麦克白》一剧，我们搭了一座仿制的舞台，在那里排演了一年之久。后来学校成为军队的驻防地，我们大部分人被应征入伍。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们的剧团获准在那里继续演出。学校的操场布置了许多高射炮。教室和走廊上的地板铺满稻草，穿制服的士兵到处可见。而且还实行灯火管制。

我当时扮演邓肯王，他们给我做的假发太小，我用油彩把头发涂成白色，在下巴上粘上一撮胡子。我看上去不像邓肯王，倒像一只山羊。麦克白夫人每次排演时都戴着眼镜，还被长袍绊倒。麦克白击剑又太猛（那些剑我们在开演前的最后一刻才弄到），一下击在麦克德夫头上，以致血花四溅。演出后他立即被送进医院。

此时，帕尔梅被暗杀了。在这混乱时期我们该怎么办？取消排演？取消晚上的演出？或者干脆再也别演《一出梦的戏剧》了，实在不该演一出鼓吹“做人真难啊”的戏剧。这是一个陈旧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艺术化作品，固然很美，但已过时，或许根本就是死掉了。

“也许我错了，”一位年轻女演员说，“但我认为还是要排演。要继续下去。暗杀帕尔梅的人就是要制造混乱。如果我们放弃这出戏的演出，就恰好中了他们的计。我们不能意气用事。有些东西比个人的感情更重要。混乱不能起决定作用。”

经过一番犹豫，慢慢地，《一出梦的戏剧》由排演变为公演。我们在观众面前排演。有时，他们的反应专注而热情，有时则变得冷漠和无动于衷。但我们逐渐又有了乐观的希望。同行祝贺我们，我们收到了很多信，并受到鼓励。

对导演来说，最后一个星期的排演总是难以忍受。冒险失去了锐气，疲乏令人窒息，缺点使人眩晕，冷漠就像一团永不消散的迷雾，会笼罩着你的心灵。

我睡得很差，困苦不堪，说话的声调和神态不协调。放错位置的灯像顽固的暗箱幻灯片一样立在我眼前。夜晚变得漫长而痛苦。我并不担心缺少睡眠，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最本质的缺陷在哪儿？毛病出在剧本本身吗？卓越的灵感与造作的态度、严苛的美感、故作多情的废话脱了节？在“芬加尔洞”中那种滑稽的模仿是亵渎神灵吗？人们可以不嘲笑一个巨人吗，哪怕这笑声饱含感情？我千万不能忘了在“律师”房间的床上布置36号聚光灯，除此以外那儿的布光正好，灯很少，气氛很浓。斯文·尼奎斯特应该对我感到满意。

我差不多睡着了。我看见母牛在锻造炉那里的贫瘠土地上注视着我，云团般的苍蝇绕着它们的嘴和眼。据说那头多色的短角牛很凶猛。

赫尔戈把她潮湿的罩衫系在高耸的胸部，露出她的大白牙笑着，中间有一条缝，那是布吕诺尔夫打的。赫尔戈跳下河弄沉了布吕诺尔夫的小舟，然后打开一听鳀鱼罐头藏在门后。当她的丈夫布吕诺尔夫回来吃晚餐时，她把那听鳀鱼强按在他脸上，使劲挤压扭转。布吕诺尔夫十分烦乱。当他能看见东西的时候，就拿着圆礼帽出发去布伦厄，他前额、面颊上流着鲜血，胡子上挂着鳀鱼。他径直走到摄影师赫尔塔格林面前，他要戴着圆礼帽、穿着弄脏的罩衫、鼻子流着血、下巴和脸颊上粘着鳀鱼照张相。相片照好了，他把这份照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赫尔戈。我要睡着了，现在就要睡着了。这时闹钟响了。

我静静地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焦虑不安。谁要是议论与我的演出有关的坏消息，我能杀掉他。现在将进行彩排。我们会受到分析评论，后天将会从报上读到类似报道。尽管演员说他们不看报纸，但他们将被包围，受到问候、祝贺、鼓励，或许受到怠慢和冷落。当天夜晚，他们要登台演出。他们知道观众能识别一切。

多年以前，我看见一位朋友穿着合身的戏装，化妆完毕，站在一角。他咬破下嘴唇，让血流到下巴上，嘴角上冒着白沫。他摇着头，说，我以后再也不演了，再也不演了。但是他依然演下去了。

彩排在4月24日晚进行。那天白天，我们举行了会议，大家围桌而坐，计划排演《哈姆莱特》，讨论12月9日将要进行的首演。我谈了想法，空空的舞台上放两把椅子，但也不一定放。固定的灯光，不要滤光片，没有特殊的舞台气氛。半径为五米的圆形舞台延伸至地板附近的观众席。演出将在那儿进行。福丁布拉斯和他的手下砸破舞台后墙的门，暴风雪吹进来，尸首被扔进奥菲利娅的墓穴，哈姆莱特受到形式庄重却带着轻蔑的赞誉。霍拉旭被杀了。

我对有些事感到气愤，简直要放弃这次演出。早在数月前，我就邀请英瓦尔·谢尔松扮演掘墓人，他接受了。后来又背着我离开了，被拉到另一部戏去扮演主角。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演员说他要休育儿假。还有第三个演员，被一个客座导演从我的剧组中挖走。一个优柔寡断但有才能的年轻演员不愿去扮演吉尔登斯吞。声誉日隆的年轻演员们不喜欢站在和他们同龄，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哈姆莱特旁边作配角。他们暴躁易怒，想象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甚至记起了他们那初生的儿子。和伯格曼保持合作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反正他已不拍电影了。

同时，我理解，当然，我能理解，我认为这很好理解。演员最了解自己，他觉得不合适，就要变动，就会思索和估量。尽管我能理解，但依然感到愤怒。我记得阿尔夫·舍贝里曾想揍我，是因为我把玛格丽塔·比斯特伦从他的《阿尔刻提斯》剧组带走了。这和目前的状况相似。在舍贝里的葬礼上，剧院董事会的一名成员对剧院的一名演员代表说：“恭喜恭喜，现在你们皇家剧院在导演上的麻烦少了一个。”我还记得我当初是怎样解雇奥洛夫·莫兰德的。必须适时地放弃和明智地离开。什么时候是“适时”呢？已是“适时”离开的时候了吗？

彩排终于在4月24日星期四晚上7点开始了（实际上我们已经通过各大报纸宣布了一项规定，戏开演后，任何人不得进场）。演员们似乎都预感到这次彩排会成功，我很难应和他们愉快的期待。在我的潜意识中，早已认定这次演出会失败了，但这并非因为对我们的演出不满意，而是相反。经过这么多不幸之后，这出经过精心设计、精心排演的一流戏剧终于上演了，我们没有自责的理由了。

然而，我已经知道我们的运气不会太好。

演出开始。C大调和弦奏响了，我和剧场经理离开了“小舞台”。当我们走出后门出现在街上时，受到许多摄影记者的袭击。他们不断地按闪光灯拍照。突然有一个黑黝黝的家伙抓住我的肩膀，一定要我让他进去看戏。他迟到了十分钟，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去看演出。他企图说服守门人，但守门人按规矩办事，不让他进去。我生气地说，我既不能也不想帮助他，那只能怪他自己。最后我认出来他是《瑞典日报》艺术版的编辑，也是戏剧评论家。我很和善地对他说，请他一定谅解并尊重剧场的规定。然而，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想揍他一顿。按照职业要求，他应该准时到，而他居然迟到了，还好意思来找导演要求进去。他正准备离去，我感到这个生了气的人很可能会在《瑞典日报》艺术版上写出对我们不利的苛刻文章，于是带他进场找了一个座位。

最后这一段琐碎的插曲更加重了我的颓丧。先是第一个舞台设计的失恋和离去，接着是莱娜·奥林的怀孕，不情愿的解决方案，还有在排演中重复单调的演技，然后是我患重感冒和随之而来的颓丧以及技术上的差错，《哈姆莱特》的演员分派，艺术版编辑对我的冒犯。此外，奥洛夫·帕尔梅被暗杀的事件，一度或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排演情绪。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凑到一起，使我有了顿悟，我知道它们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彩排结束后，我们聚在“小舞台”顶上的一个新排演厅吃三明治、喝香槟。气氛显得很愉快，但也令人伤感。每次和一群人在长时间的紧密合作后，总有难分难舍之感。这次我感到对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无法抑制的爱，脐带被从母体剪断，我却全身都感到疼痛。我们谈到安德烈·瓦依达的影片《乐团指挥》。在这部影片中，导演要表现的主题是：没有爱，你就不能创造音乐。在这种情感极其强烈的时刻，我们都同意，没有爱，我们一样能创造戏剧演出，但只不过这种戏剧既没有生命，也缺乏新鲜感。要有“无你无我”的境界。我们见过一些优秀剧目，它们源自极度的憎恨。然而憎恨也是一种关联，爱同恨一样尖锐。我们思索着这一切，并找到了范例。

桌上的蜡烛即将燃尽，它闪烁不定，蜡烛油脂点点滴下。是回家的时候了。大家相互拥抱亲吻，好像就此永别似的。大家说笑着，这是怎么了，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见面呢。第二天才是正式演出的日子。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为失败而哀伤超过四十八小时，这还是第一次。一般人都为演出满座而感到安慰。这次在“小舞台”的四十场演出上座率不坏，颇受欢迎，但仍然不够。这么多的努力、痛苦、焦虑、沉闷和希望，都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