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泽东品开国帝王(6)

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但是，“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所以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就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乃至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社会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他们善于招揽读书人，善于利用知识分子的才智，汉高祖刘邦正是如此。

三、“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

——毛泽东品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汉朝分西汉和东汉，“西”“东”之说，是按照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而言的。西汉的都城在长安，东汉的都城在洛阳。长安在西，洛阳在东，所以叫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分，也叫前汉和后汉。一般来说，把班固编撰的记载西汉历史的史书称为《汉书》或《前汉书》；将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称为《后汉书》。对这两部史书，毛泽东都反复阅读过。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可见，《光武本纪》是《后汉书》中毛泽东最感兴趣且反复研读过的篇章。光武帝刘秀，也是引起毛泽东瞩目且多次品评过的帝王。

刘秀（前6—57年），字文叔，西汉末年南阳郡人，出生于西汉南顿县。他是西汉皇族后裔，汉高祖九世孙。公元25至57年在位，共33年。葬于原陵，庙号世祖，谥号光武（谥法：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拨乱之主。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着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刘秀于河北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后汉”。经过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更始、赤眉和关东、陇、蜀等诸多割据势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分崩战乱长达近20年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刘秀在位33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使东汉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清代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认为：“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

毛泽东对刘秀极其欣赏，在读《东观汉记》的时候，他连续用了三个“最”来称赞，说刘秀是“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

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远支旁庶的一脉。尤其是到了西汉后期，刘氏皇族的子孙遍布天下，《汉书·平帝纪》载：“宗室子，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可见，到了西汉末年，刘氏宗族后裔的数量是何等的庞大。刘秀的这一支族人生活在南阳，地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刘秀这里，更是完全成了布衣平民。故三国时代的曹植曾言：“汉之二祖（即指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俱起于布衣。”

公元前6年，刘家的稻谷丰收，田地间甚至出现了一茎九穗的现象。就在这一年，刘秀出生了。刘钦夫妻对小儿子降生在这样的好年成非常高兴，特地为他起名为“秀”，意思就是庄稼出好穗。

刘秀有两个哥哥刘、刘仲，还有两个姐姐刘黄（后来的湖阳公主）、刘元和一个妹妹刘伯姬。刘秀9岁这年，他的父亲刘钦去世了。刘秀兄弟三人从此寄居叔父刘良家中，几个姐妹则继续跟随母亲生活。

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不同。刘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

有一天，刘秀在地里除草，刘率领宗室的几个兄弟和他的宾客侠士都围了上来。刘指着刘秀说：“我的小弟喜欢耕作，能够喂饱自己的肚子，你们说跟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是不是很像啊？”大家都笑了起来，刘又说：“诸位如果将来成就了大事，别忘了提携一下我的小弟。”那些人都开始七嘴八舌地嘲笑起刘秀来。刘秀听后脸涨得通红，他没有生气，但却似乎顿悟：天下大乱，从事耕作的确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扔下锄头，走出田间，愤然而叹：大丈夫生长于天地之间，你们能够建功立业，我也可以名垂青史。

公元8年，王莽废汉立新朝后，刘氏宗亲后裔失去了所有的特权和财富。刘秀家成了普通的老百姓，过着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窘迫生活。这样的生活令刘非常不满，经常在家中大发牢骚，声言定要重振大汉王朝。此时刘秀开始发奋读书，博览群史。20岁时，同龄人都纷纷成婚聘嫁，而刘秀却带着微薄的盘缠，毅然北上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求学。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进入太学，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通览博学。他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在长安，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也磨炼了心智，他非常关心时事、关心政治，《东观汉记》中说他“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县为同舍生解说”。勤学好思，广泛接触社会，使刘秀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后来因家境困难，刘秀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与姐姐刘元的丈夫新野人邓晨一起靠贩卖粮食为生。

有一次，当地名士蔡少公召集许多读书人聚会，刘秀和邓晨也一起前往。由于他们都是后生晚辈，所以只能陪坐末席。这位蔡少公，喜欢研究图谶预言之学，这天的聚会也不例外。蔡少公忍不住讲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蔡某对图谶的参详，将来的天子将是刘秀。有宾客一听到这里，就连忙站起身来，问蔡少公：莫非预言所指的，就是国师刘秀？他所说的刘秀是王莽的国师刘歆，此人也喜欢研究图谶，也许是为了应验这个预言，刚刚改名为“刘秀”。

蔡少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身处末座的刘秀就忍不住反驳道：“为什么非要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怎么见得就不是我呢？”刘秀这句话顿时引来了满堂的嘲笑。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文质彬彬的青年竟然敢跟国师相比，真是自不量力，可笑之极。

若干年之后，蔡少公的预言果然应验。可见，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是那个热衷农桑的青涩少年了，在他胸中，早已隐伏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长安太学中的学习经历，使刘秀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学历”最高的一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称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

刘秀由于自身“有学问”，所以称帝后非常重视有学问的儒者，注重学问的推广和普及。在这一点上，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往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刘秀“帝本好学问”，刘秀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开国功臣多出身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赵翼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他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一时“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年），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形成了“诸生横巷”的空前文化盛况。

刘秀是“最会打仗”的皇帝

西汉末年，皇室衰微，权臣王莽乘机窃取皇位，改朝换代，建立新莽政权。登基后不久，一心想扭转汉末流弊的王莽，实施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由于准备不周、急功近利，又赶上连年荒旱，致使民生凋敝、贼盗蜂起。这样的局面，必然会唤起人们浓烈的怀旧情结，无论是布衣百姓还是枭雄豪杰，无不缅怀大汉往昔的荣耀与光彩。激愤之下，百姓便纷纷将矛头与剑锋指向了王莽。

公元17年，王匡、王凤起兵于湖北，率领部下发动了“汉军”起义；公元18年，樊崇起兵于山东，部众皆以赤色涂眉毛，发动了“赤眉军”起义。除此之外，还有王常的“下江兵”、陈牧的“平林兵”等势力。天下的乱象已现，刘和南阳的众多子弟皆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即刘秀）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刘秀游学长安太学时，已涉猎兵书，谙于军事。然而，刘秀并非百战百胜的将军，起兵反王莽之初，“见小敌怯”。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刘秀和兄刘与新军战于“小长安”（汉宛县，即今河南南阳市南），结果刘氏兄弟惨败，刘秀二哥（仲）、二姐（元）和三个外甥女遇难，他与小妹（伯姬）合骑逃跑，才幸免于难。但由于刘秀对初战的失败不气馁，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锤炼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胆略。

刘秀征战四方十四年，身经百战，一统天下，光复汉室，可谓马背上得天下。刘秀在军事上的功业，除唐太宗李世民可与之媲美外，其他的古代帝王是难与比肩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称他是“最会打仗”的皇帝。

刘秀的“会打仗”，既体现在他的“成名战”——昆阳之战中，也体现在他逐步消灭群雄、统一天下的大战略中。

刘秀的“成名战”——昆阳之战

起初，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汉军中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增强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新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随着军事上的接连胜利，汉军力量也迅速壮大，“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但各部首领“皆自称将军”，“众虽多而无所统一”。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领导。汉军各部将领于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初共同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国号称汉，年号曰“更始”，并置三公、九卿及将军等职位。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刘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

统一领导的建立，促进了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刘秀、王凤、王常等率领军队北攻颍川郡，连克昆阳、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县东北的北午渡）、郾（今河南省郾城县南），并以所得大量“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在财力、物力上给刘指挥的围困宛城的汉军主力以有力的支援。刘秀等率领的汉军在攻克郾城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由王常率领，从郾城东进，攻略汝南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沛郡（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没有站住脚，不得不回转，“还入昆阳”；另一路由刘秀、王凤等人率领，继续在颍川郡内活动，由郾城向西北进发，攻占颍阳（今河南省襄城县东北）、郏县（今河南省郏县），迫近颍川郡城，大有席卷整个颍川郡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