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

（一）扶贫移民社会网络相关研究

1．移民搬迁对社会网络的影响

人口迁移伴随迁移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就移民搬迁而言，多数研究认为搬迁会对移民社会关系网络造成冲击，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移民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尔·塞尼（Michael Cernea）指出，非自愿的搬迁会扰乱现存社会结构，致使社区分解、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平台被破坏，邻里亲朋分离，提供日常生活互助的既成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当地脆弱群体组织、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会解体，导致（加剧）了贫困——没有权利、无依无靠以及变得脆弱。李芬等认为，移民是通过社会关系来相互支持、减少风险的，移民搬迁导致移民社会关系网络中断，移民生产劳动受阻、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文化心理冲突等不良社会适应出现。移民搬迁尽管冲击了搬迁群众的互助组织和关系网络，然而安置地新环境也会为移民社会网络发展提供大量机遇。方泉尧等认为，一方面移民离开原来社区而被分散安置或者在不同社区相对集中安置时，移民社会网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关系逐渐弱化甚至最终消失，但另一方面移民搬迁到新社区后，又会建立起新的关系网络，结交新朋友、邻居，及其他生产生活等关系人群，移民社会网络可能又会增加。朱军等通过对苦聪移民的研究发现，搬迁后苦聪移民与外族人交往增多，随着交往时间增加，苦聪移民社会交往更为理性，社会网络的规模、质量以及社会资本都有不同程度提升，生计信息获取渠道增多后，苦聪移民向非农产业生计转移增多，生计逐步多样化。

2．移民社会网络重构与意义

移民过程中，移民社会网络经历了解体到重构的过程。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从搬迁、安置、网络性质、社区建设、制度支持、社会网络的意义等方面讨论了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朱晓静通过对移民迁入地的人际关系、干群关系及邻里关系的分析，发现近距离、同质性、整体性的搬迁能够有效减少扶贫移民与当地居民社会关系的适应障碍。黄建认为，移民社会网络与安置方式密切关联，不同安置模式对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重要影响：插花安置移民主要形成嵌入型的社会网络；货币安置的移民以“弱关系”型社会网络为主；集中安置的移民社会网络以“强关系”型社会网络为主，网络局限于移民群体中，对外扩展的空间较小。李芬等认为，移民社会网络构建及其功能发挥，微观层面要制定周密的安置方式，发挥初级关系网络在移民安置中的互助功能和次级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功能，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线、再就业工程、社会就业等社会安全保障网络体系，为受影响人口提供外部制度性支持。李君等认为，应积极尝试组织村内社区文化活动，通过社区建设增加移民间相互沟通，增强居民联系，减弱村庄重组过程中，农户社会关系的排斥性，增加村庄发展凝聚力。王茂福等认为，社会网络对移民迁移是否成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移民返迁受安置地、原住地的社会关系双重影响：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相处融洽，社会关系就会产生拉力，使移民不易产生返迁的念头，而新老居民关系恶劣，就会产生推力，作为弱势方的移民易产生离开安置地的想法。

3．简要评论

从总体上看，搬迁行动弱化了移民原有的关系网络，而安置方式、社区建设等对移民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阐述了社会网络对扶贫移民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后续研究的跟进奠定了基础。

（二）扶贫移民生计相关研究

“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出现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资源生产力的维系或提高，财产、资源及收入的拥有和获得，食品和现金的足够储备与消费，以满足基本的需求。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C）将可持续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以及《哥本哈根宣言》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都强调可持续性、就业等在消除贫困规划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一些双边或多边国际援助组织和发展机构针对解决农村减贫等多样性和多元性农村发展问题开展合作，形成了包括概念、分析框架、原则等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系列成果。如今，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发展干预的重要工作方法。

1．有关可持续生计理论层面的研究

当前，国内学界还未形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可持续生计理论，相关研究以介绍国外可持续生计理论为主。在早期的研究中，李斌等就国外关于生计的概念、生计分析框架、生计途径等进行了介绍，并对国外生计途径的实践进行了简要评述，指出国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国内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应给予关注和探讨；Roberts和杨国安从基本概念、实施方案等方面对脆弱性分析方法和可持续生计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明确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的基础上，认为两种方法通过联合可以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和加强。苏华等对国外可持续生计研究的进展做了系统的阐述和理论总结，讨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规划确认和设计、规划新的项目和检查评估现有发展活动中的应用。唐丽霞等对可持续生计、社会排斥、脆弱性三种贫困分析框架进行比较和系统分析，指出三种框架都可以单独用来对贫困问题作分析，但如将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脆弱性—社会排斥的三维贫困分析框架，能进一步增强贫困问题分析的有效性和系统性。王三秀在研究国外可持续生计观念演进和理论逻辑之后，认为国外可持续生计研究对我国农村减贫和发展的启示在于，一是既要强调反贫困目标的整体性，又应注重增强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二是应努力建构政府反贫困的多维合作机制，包括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贫困农民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三是积极创立我国自己的可持续生计理论。

2．有关移民生计发展经验层面的研究

随着国外可持续生计理念在国内的传播，学界将可持续生计分析应用于农村发展和移民的研究不断增多。但当前，我国关于扶贫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不多。鉴于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工程移民在移民生计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特别是生态移民实践中紧密关系，本书选取生态移民、工程移民等来进行研究综述。

（1）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变化、文化差异、心理冲击、安置模式等对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李静等对甘肃省肃南县某牧民移民村搬迁前后生计方式的比较后，发现搬迁后牧民生计方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经济形势和农业发展方向，并引起了文化变迁，同时也出现了水源、耕地承载力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问题。隋艺等从行动理论视角考察了青海省某移民村庄移民的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状况，指出宏观经济背景、村中精英、不同安置模式、移民群体的价值观等都对移民生计恢复方式的选择及其可持续发展具有影响。吴桂英对不同类型的草原移民点进行研究发现，国家与移民的目标存在差异性，即国家看重的是生态目标，而移民则以生活目标为主，移民生计方式选择既有被动选择的特点，也存在主动适应的因素。史俊宏等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A）从微观层面对生态移民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薄弱，生计转型存在诸多风险，生计结果不容乐观，提倡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应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为指导，与城乡统筹发展规划相结合。

（2）有关工程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工程移民的相关研究表明，移民搬迁对于移民生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搬迁增加了移民贫困风险和脆弱性。杨云彦等认为因工程建设带来的移民社会变迁，致使移民正规和非正规人力资本失效、发展能力受损，进而形成介入型贫困群体。张华山等认为，水库移民群众存在可持续性生计能力短缺，成为潜在的贫困群体，面临自然资本贫瘠、经济资本薄弱、人力资本稀缺、社会资本不足等突出问题。赵峰等认为，水库移民历史遗留问题的累积和再次迁移造成的外力冲击，致使水库移民生计的脆弱性形成。严登才通过“主体—供体—载体”的解释框架分析库区移民生计不可持续的原因：从主体角度看，移民主体生计不可持续包括了原生性不可持续（移民原有综合素质不高）和次生性不可持续（搬迁对主体综合素质的负面影响）；从供体角度看，供体资源（社会资源）的不可持续体现在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移民及所在社区得不到持续有效的资源供给，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和规划不到位等；从载体角度看，移民生计不可持续的载体包括了自然、社会、市场等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如失去土地、生计重建项目失败、遭遇陌生市场等。

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受到影响各不相同。梁娟等通过构建了生计水平指标体系来分析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水平的情况，其研究表明：搬迁后移民总体生计水平有所提高，移民的住房面积、基础设施、后续发展均有所改善，但环境和社会融入呈现恶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和征地移民安置补偿协议是移民生计的重要影响因素。严登才的研究也表明，搬迁后移民物质资本获得很大提高，而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都受到了搬迁的负面影响。

相关研究提出，应借助移民开发政策、地方性知识、组织资本等综合性措施来培育移民在安置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赵峰等提出要依托开发性移民政策，增强移民发展主体意识，在移民前期以补偿或补助的方式支持移民的生计恢复和家园建设，化解移民风险；在移民后期通过赋权，重点加强对移民生计能力的修复和再造。严登才认为，可以从移民技能培训，通过移民教育扶持转移人口，培育社区精英等方式来助推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王沛沛等通过建立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移民生计资本及其创业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具有显著影响，后期扶持政策应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对移民创业的扶持力度。王毅洁等认为，我国现行移民生产安置方式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忽视了西部地区生计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尊重各地生计模式的差异性，重视地方性知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实行移民生产安置。邓俊淼通过构建以组织资本为核心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工程移民生计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要引入正式的组织资本，并妥善处理组织发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营造和构建良好的组织运行、发展的制度环境，为移民提供持久的生计平台。赵文娟等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对工程移民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移民不仅需要经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变迁、原有生计结构被打破，而且还要面临家庭网络解体、宗教观念淡化和精神文化缺失等社会、心理的冲击，应加强对移民文化变迁、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的关注。

3．简要评论

在理论层面上，相关研究主要以介绍国外可持续生计理论和思想为主，并借鉴国外可持续生计分析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在经验层面，大部分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对移民的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选择，以及干预对策等方面作了细致研究。现有研究以定量研究居多，注重整体性的移民生计分析与搬迁前后生计状况的比较，对移民内部各类型移民生计差异缺乏足够关注。另外，受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影响，多数研究将生计资产置于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的核心，认为资产的变化情况决定了农户生计策略，而对于资产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机制缺乏讨论。总体来看，工程移民、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成果对扶贫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较大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扶贫移民其他领域相关研究

1．关于扶贫移民动力机制的研究

学者们在讨论扶贫移民动力上使用了许多解释理论，其中被使用最多的是移民的推拉理论。推拉理论认为，迁出地和迁入地对于移民的决策都有影响，迁出地各消极因素的推力和迁入地各积极因素的拉力的单方或共同作用，导致了移民的产生。学者们基于移民推拉理论对我国扶贫移民动力机制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扶贫移民的“推力”来自于迁出地生存条件恶劣，人口与环境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脆弱、恶化，自然灾害易发、多发，以至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而迁入地的“拉力”主要体现在发展资源丰富，基础设施、交通信息和人文条件较好（张志良等，1997；李进参，1999；董玉舒，2001；黄承伟，2004）。

2．扶贫移民主体的研究

关于扶贫移民主体的相关研究，可以从贫困人口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归纳。从贫困人口角度看，多数研究将扶贫移民视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发展资源，探讨扶贫移民行动中贫困群体是否真正获得了这种发展资源；从政府角度看，多数研究将扶贫移民视为缓解贫困的手段，探讨扶贫移民手段在减贫效益上存在的问题。唐丽霞等认为，我国扶贫移民中目标瞄准存在偏离现象，贫困户由于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积累和能力不足而难以做出搬迁决策，而富裕农户在以上资本中具有先天性优势，更倾向于选择搬迁。朱启臻则认为，扶贫搬迁存在直接受益和间接受益的关系问题。真正迁得出、稳得住的往往是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而贫困户往往因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而无力搬迁。一些贫困户在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实施了搬迁，结果导致了“越搬越穷”的状态。而如果将贫困户放在社区系统或更大的背景下考虑，鼓励“富人”搬迁，迁出地资源承载人口减少，对于留下的贫困户而言，他们占有的资源相对增加而间接受益可能更有利于贫困户脱贫。可见，扶贫移民搬迁存在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的不一致性。以效率目标优先，允许部分非贫困人口搬迁，能较好地解决扶贫移民在迁入地“稳下来”的问题。返迁率降低保障了原住地贫困人口获得因人口迁移而增加的发展资源。而以公平、平等目标优先，将最贫困人口搬迁到发展条件好的地方，但却存在“稳得住”的问题，因而必须在搬迁之后，进一步加大对移民的有效扶持，才能确保移民“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同时，扶贫移民必须要充分考虑移民搬迁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环境成本和文化成本等，任何一类成本过高都会影响扶贫移民减贫的有效性。

3．扶贫移民的特征研究

在扶贫移民的特征研究中，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移民主体和移民行动两个方面探讨了扶贫移民的特征。覃明兴认为自愿性移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移民迁移的动因来自迁入地的经济拉力、迁出地的社会推力等可控的外在因素；二是扶贫移民在迁移上有渐进性和可逆性；三是移民对象须符合某些独特条件，具有选择性特征；四是移民搬迁形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政府组织、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经济行为；五是扶贫移民能够为迁出地的生态发展提供空间、资金等支持；六是自愿性移民的激进性弱于非自愿性移民。施国庆等将扶贫移民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扶贫移民具有自愿性和非自愿性双重性质，自愿性体现在扶贫移民有参与或不参与搬迁的决定权，非自愿性体现在搬迁行动的开展对那些不愿搬迁的贫困人口形成各种压力，在压力下有些贫困人口不得不随同其他成员迁移；二是扶贫移民过程具有系统性特征。扶贫移民是一个集水、电、路、人口、土地、生态、教育、卫生和政策等因子组成的系统工程；三是扶贫移民具有博弈性。在扶贫移民过程中，既有政府实现经济目标（成本与效益比）、政治目标（共同富裕）和社会目标（和谐社会）之间博弈，也有移民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围绕搬迁与否、选择何种生活生产方式等的博弈。

4．扶贫移民的模式研究

扶贫移民模式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从区域特征、搬迁距离、移民安置等角度对扶贫移民模式作了分析和讨论。李进参根据区域类别分析了扶贫移民的三种模式（即“三西”易地扶贫开发模式、粤北易地开发扶贫模式和广西易地扶贫开发模式）及其效果，指出在扶贫移民搬迁中要让农户在新安置地安居下来，应该解决好跨地县移民户口问题，提高异地扶贫开发的投资效益，加强政府的协调职能等问题。李王鸣等结合浙江瑞安扶贫移民案例，对本村内安置模式、本乡镇安置模式、邻乡镇安置模式、跨市域安置模式等移民安置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评价，并认为扶贫移民需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安置模式。王永平等总结出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试点过程中的10个搬迁安置模式，认为山上搬山下、有土安置等搬迁方式具有显著的扶贫效果，应大力提倡，而依托小城镇安置应主要确定有经营头脑和较强经济实力的农户（非贫困户）为搬迁对象，才能同时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剩余贫困人口共同富裕进程。

5．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扶贫移民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移民在安置地的社会适应与融合是其实现脱贫致富的基础。与工程移民等非自愿性移民相比，学界对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和融入的研究和探讨还不多。相关研究从文化认同、适应过程、收入、迁移距离等方面讨论了扶贫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罗承松的研究表明，社区移民的异质性和多样化生活方式使移民社区协调有序发展面临挑战，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内部组织能力，克服扶贫移民安置所引起的“依赖综合怔”，促进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整合，增强文化的适应性。李娜认为，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包含了生产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生产适应是基础和前提，生活适应是对生产适应的直观反映，心理适应则以生产适应和生活适应为基础。朱晓静的研究表明，移民收入的提高能够增强其在迁入地的适应性，同时移民的适应性也与迁移距离、迁出地与迁入地风俗习惯差异性相关。

6．简要评论

扶贫移民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现有的扶贫移民相关研究从实践出发，对扶贫移民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概括了扶贫移民的运行机制、特征、目标等，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总体看来，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扶贫移民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是多数研究从实践出发对扶贫移民进行经验层面的论述和分析，但在学理上的深度剖析不足；二是现有研究注重从宏观层面上对扶贫移民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如分析扶贫移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而对移民农户层面和社区层次的研究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