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早上八点
今天早上，水龙头不再向外滴水。
噗，噗。轻微得如同新生儿在打嗝，然后就沉默了。
我敲响邻居家的房门，得知她家一切正常。您大概把阀门的把手关了，她对我说。我都不知道阀门在哪儿。您知道吗，我住到这里没多久，而且只有晚上才回家。我的上帝，要是您出门一个星期，难道都不把水和煤气的阀门关上吗？我不关。您可真够谨慎的。让我进去，我指给您看。
她打开洗手池下面的小柜子，把什么东西动了动，水就流出来了。看到吗？您把它关上了。对不起，我太粗心了。哎，你们这些single
！女邻居离去。如今连她也说上了英语。
紧张的神经恢复了正常。鬼驱人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在电影里面。我也并没有梦游，因为即使梦游，我也不会知道阀门的存在，否则，我在清醒的时候就会用它了。因为水龙头漏水，我经常整夜听着滴水的声音，甚至会眼睁睁地熬到天亮，就像是住在巴尔德摩萨镇。事实上，我经常会半夜醒来，然后起床，去把浴室的门，还有卧室和门厅之间的那扇门关上，这样就不会听到那该死的滴水声。
谁知道呢……不可能出现短路的问题（它被叫做把手，顾名思义是手动的），也不会是因为老鼠。即使有老鼠从那里经过，也不会有力气扳动那个玩意儿。那是一个老式的铁轮子（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十年以前）。再说，它还锈住了。所以，需要用一只手去转动它。一只类人生物的手。再说，我家也没有壁炉，不可能有像《莫格街凶杀案》里面那样的大猴子爬进来。
咱们来想一想。每个果都有它的因，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抛开奇迹的可能性不谈，我看不出上帝为什么要操心我的淋浴，这里又不是红海。所以，自然的结果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原因。昨晚上床前，我接了一杯水，吞下那片思诺思安眠药。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水还是有的。今天早上，水却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华生，阀门是夜里被关上的，而且并不是由你。某个人，某些人，当时就在我的家里。他们担心除了自己弄出的声响以外（他们悄无声息），水滴奏出的序曲会把我吵醒。就连他们也被那声音弄得心烦意乱，兴许还纳闷我为什么没有醒。他们十分狡猾，因此做了女邻居也一样会的事情，就是把水的阀门关掉。
还有什么？书籍还是像往常一样乱七八糟地摆放在那里。即使半个世界的情报机构在那里搜查过，逐页地翻找，我也不会察觉。我没有必要检查那些抽屉，或者打开门厅的柜子。现如今，假如他们想要有所发现，那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翻遍电脑里的文件。为了节约时间，也许他们把所有文件都复制下来，然后带回了家。一旦时间允许，他们就会逐一打开每个文件，然后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
他们想要找到什么呢？很明显——我是说，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他们在寻找某种与报纸有关的东西。那些人并不傻，会想到我把编辑部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都记录了下来。所以，假如我对于布拉加多齐奥事件有所了解，应该会把它记在某个地方。现在，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存在了一张光盘里面。当然，昨天夜里他们应该也光顾了办公室，但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光盘。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过只是现在），我可能把光盘放在了口袋里。他们可能心里在想，我们就是傻瓜，应该翻翻他的口袋。傻瓜？不，他们是混蛋！假如他们足够狡猾，就不会落得从事如此肮脏的营生。
现在，他们会做新的尝试，至少能找到那封被偷走的信。他们会假装是抢包的，在街上对我发起攻击。所以，我必须在他们再次采取行动之前，抓紧时间把光盘以留局自取的形式寄出去，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取回来。我这些念头也真够傻的：已经死了一个人，西梅伊也如同归林的小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甚至不需要弄明白我是否知道这件事，以及知道什么。出于谨慎，他们只要把我干掉，这样就一了百了了。我甚至不能在报纸上说，对于那件事我一无所知。因为只要这么一说，人们就会明白我是知情的。
我是如何陷入这件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去的呢？我觉得这要怪迪·萨米斯教授，还有就是我懂德语。
为什么我会想到迪·萨米斯教授呢？那已经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没能大学毕业是迪·萨米斯教授的错。陷入这个麻烦当中，也是因为我没有毕业。另外，在两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安娜抛下了我，因为她发现——用她的话说——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谁知道我之前为了美化自己，都跟她讲过些什么。
始终没能大学毕业，也是因为我懂德语。我奶奶是阿尔托阿迪杰人，从小她就让我讲德语。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为了赚学费，我接受了翻译德语书籍的工作。在当时，懂德语已经是一种职业，可以阅读和翻译别人看不懂的书籍（当时那些书被认为非常重要），而且这份工作比翻译法语和英语报酬要高。我想，现在对于懂中文或者俄语的人应该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要么做德语翻译，要么大学毕业，不能二者兼得。事实上，翻译就意味着五冬六夏待在家里，穿着拖鞋工作。此外，还能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到大学上课呢？
我违心地决定在大学里注册一个德语课程。我心里想，这门课不需要努力学习，反正我已经都懂了。迪·萨米斯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巴罗克式大厦里，走上一段长长的台阶，就来到一个宽敞的前厅。它的一侧是迪·萨米斯主持的研究所，另一侧的房间被教授夸张地称为“大教室”，其实只有五十来个座位。这里就是教授创建的，被学生们称之为“鹰巢”的地方。
进入研究所必须穿拖鞋。在入口处，放着足够助手们，外加两三个学生穿的拖鞋。没有拖鞋穿的人，就站在外面等着轮到他。所有东西都打了蜡，我认为也包括墙上摆放的书籍，还有那些助手极其衰老的面孔。他们等待轮到自己站上讲台，而这种等待好像从史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间教室的穹顶非常高，装着哥特式的窗户（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一座巴罗克式的建筑里）和绿色的玻璃。迪·萨米斯教授会准点——也就是在整点过十四分钟的时候——从研究所走出来，年长的助手跟在他身后一米远的地方，年轻的学生则距离他两米，总共不到五十人。年长的助手替他拿着书，年轻的提着录音机。五十年代末的时候，录音机仍然非常巨大，就像是劳斯莱斯。
研究所和教室之间只有十米的距离，迪·萨米斯走起来却好像有二十米。他并非沿着直线前行，而是走出一条弧线，不知道是抛物线还是椭圆。同时，他还大声说着：“我们来了，我们来了。”然后，他走进教室，坐在那个犹如雕塑作品的讲台上，准备以“你们就叫我伊斯梅尔”作为开场白。
教授脸上带着坏笑。光线透过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他的面孔如同死人一般。此时，助手们启动了录音机。接着，教授开始说：“与我优秀的同行博卡尔多最近的论断相反……”然后就是两个小时的长篇大论。
绿色的光线令我昏昏欲睡，助手们空洞的眼神也同样表现出这一点。我懂得他们的痛苦。两个小时之后，当我们这些学生拥出教室的时候，迪·萨米斯教授让人把课程录音倒回开始的地方，然后走下讲台，和助手们平等地坐在第一排。所有人要一起把两个小时的课程重新听一遍。每到一处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教授就会满意地点点头。需要注意的是，这门课是关于路德的德语版《圣经》的翻译。真是过瘾！我的同学们一边说，一边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
二年级期末，我在没有听过多少堂课的情况下，大着胆子提出要写一篇论海涅作品的讽刺性的论文（他对待不幸爱情的那种方式令我感到安慰，而且我也觉得他那种愤世嫉俗理所当然。那时，我也在为自己的爱情做准备）。“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这些年轻人，”迪·萨米斯忧郁地说，“你们就是想立刻扑到对现代作家的研究上……”
我仿佛得到某种启示，明白已经不可能在迪·萨米斯的指导下撰写论文。于是，我想到了费里奥教授。此人更加年轻，而且据说具有超人的智慧。他的研究方向是浪漫主义以及与之相邻的时期。不过，比我年纪大的同学提醒我说，无论如何，迪·萨米斯都会是联合导师，而且，我不能郑重其事地去接近费里奥教授，否则迪·萨米斯会立刻得到消息，并会发誓恨我一辈子。我得采取迂回之策，就好像是费里奥要求我跟他写论文。这样，迪·萨米斯就会去记恨他，而不是我。迪·萨米斯记恨费里奥，仅仅因为是自己让他站上了讲台。在大学里（当时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现在依然如此）发生的事情，与正常世界中不同。在那里，不是孩子记恨父亲，而是父亲记恨孩子。
我想，应该借助迪·萨米斯在大教室里举办的每月一次的讲座，以几乎偶然的方式接近费里奥。参加讲座的同行有很多，因为迪·萨米斯总是能够请到知名的学者。
然而，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讲座之后立刻开始了辩论环节，完全由教师们把持着。随后，所有人都走出教室，因为发言人受到邀请，到乌龟餐厅进餐。那是附近最好的餐馆，具有十九世纪中叶的风格，侍者仍旧身穿燕尾服。从鹰巢到餐馆，需要穿越一条长长的拱廊，接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广场，再拐过一座雄伟的大厦，最后是另一个小广场。现在，发言人走在拱廊下面，教授们围在他身边，一米开外跟随着编外老师，两米以外轮到那些助手，再相隔一段合理的距离，还跟着一些最大胆的学生。走到历史悠久的广场时，学生们首先告辞；在那座雄伟的大厦的拐角处，助手们也告辞了；编外教师跟着穿过小广场，但也在餐馆门口止步。进入餐馆的就只有贵宾和那些教授。
所以，费里奥教授从来不曾了解到我的存在。与此同时，我已经不再热爱那里的氛围，也不再去上课了。我如同一台机器似的从事着翻译工作，人家给你什么就要翻译什么。我用温柔的诗体风格翻译一套三卷本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德国关税同盟的创建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著作。可以想象，当时我为什么放弃了翻译德语，但重新开始大学的学习也为时已晚。
问题在于，你不能接受这个想法，而是依旧相信有朝一日，你能够通过所有考试，然后撰写论文。当一个人怀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时，就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之后，等你发现了问题所在，便会顺其自然。
一开始，我找到了给一个德国男孩做家教的工作。他住在恩嘎丁，因为太过愚钝，无法上学。那里气候绝佳，孤独可以容忍，报酬也不错，所以我坚持了一年。后来，男孩的母亲黏了上来。一天，在一个走廊里，那个女人让我明白，她不介意委身（于我）。她牙齿外露，嘴唇上长着淡淡的胡须。我礼貌地使她明白，我并不想这样。三天后，我被辞退了，理由是男孩没有进步。
再后来，我靠给人家当文书糊口。我想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报纸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比如关于外省演出和一些巡回剧团的戏剧评论。我还挤出时间，靠评论开场小戏来赚几个钱。我躲在后台偷窥穿着水手服的芭蕾舞女演员，为她们臀部的赘肉而着迷；我还尾随她们去乳品店，发现她们把一杯拿铁咖啡当晚餐。假如不是身无分文，她们就会吃一个煎蛋。在那里，我有了最初的性经验，和一名歌唱演员，代价是一篇宽容的报道。文章发表在萨卢佐地区的一张报纸上，但对于她已经足够了。
当时，我四海为家，在不同的城市里生活（我是因为接到西梅伊的电话才到米兰来的）。我至少为三家出版社改过稿子（都不是大型出版社，而是大学里面的），还为另一家出版社校对百科全书的词条（核查日期和作品的名称，等等）。我做的所有工作，在某个时候被保罗·维拉吉奥称作可怕的文化。如同所有自学成才的人一样，失败者总是比成功者更有学问。要是想赢，你只需懂得一件事情，而不是浪费时间去了解所有事情，因为博学的乐趣是专门为失败者准备的。一个人知道的越多，事情的发展就越是事与愿违。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来阅读出版商们（有几次还是重要的出版商）交给我的手稿，因为寄到他们那里的手稿根本没有人愿意读。他们每部作品付给我五千里拉。我成天躺在床上，气急败坏地阅读，然后撰写一篇两页长的评价，极尽讽刺之能事，去毁掉那个不谨慎的作者。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在给那些欠考虑的作者回信时，他们就写些退稿令我们十分难过，云云。阅读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版的手稿，可以成为一个职业。
与安娜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这个时期，之后又以应有的方式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或者说我都没有强烈地希望过）对一个女人产生兴趣，因为我害怕再一次失败。至于性方面的问题，我是以治疗的方式去解决的。几次偶然的艳遇，是你不会担心坠入爱河的那种。一夜情之后，你说，感谢上帝，很愉快，然后就过去了。或者定期发生一些付费的关系，以便不为欲望所扰（芭蕾舞女演员使得我对臀部的赘肉无动于衷）。
同时，我做着所有失败者都做的梦：有朝一日写一本书，从而赢得荣誉和财富。为了学会如何成为大作家，我甚至像个黑奴（或者就像如今所说的，是影子写手，这样说从政治的角度更正确）似的，为一个侦探小说家工作。为了销量，他有时候署上一个美国人的名字，就像那些拍摄美式西部片的意大利演员一样。不过，有两层幕布的掩护（另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人的另一个名字），躲在暗处工作很好。
替别人写一部侦探小说很容易。只需要模仿钱德勒，或者哪怕是斯皮兰的风格。不过，当我尝试写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时，却发现要想描写某个人或者某样东西，我就会参考文学作品中的情景。我写不出某个人在一个晴朗而清新的下午散步这样的句子，而只会说他走在“如同卡纳莱托画作中的天空下”。后来，我发现邓南遮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说明某个叫科斯坦扎·兰德布鲁克的人具有某种品质，他会说此人好像托马斯·劳伦斯笔下的人物；埃莱娜·穆蒂的轮廓令人想起莫罗年轻时的某些特征；安德烈亚·斯佩雷利则令人想起博尔盖塞美术馆里那幅《不知名的绅士》。所以，要想读懂这样一本小说，你还要去翻阅报亭里打折出售的某些艺术史杂志。
如果说邓南遮是一个糟糕的作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要那样做。为了摆脱引用的坏毛病，我决定不再进行创作。
总之，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生。年过五旬，我收到了西梅伊的邀请。为什么不呢？反正再试试这个行当也没什么不可以。
现在我该怎么办？要是我出去，那就会冒险。最好还是在这里等着。最多他们守在外面，等着我出去，而我不会出门。厨房里有很多包苏打饼干，还有肉罐头。昨天晚上还剩了半瓶威士忌，可以靠它过一两天。我倒出了两滴（也许一会儿再倒两滴，不过要等到下午，因为早上喝酒会使人变傻）。然后，我尝试着回忆这件事情是如何开始的。我甚至不需要查看光盘，因为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至少现在是这样，我还很清醒。
对于死亡的恐惧，唤起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