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民国时期(2)

自从我们从崇阳回老家以后，沅君就不上学了。我从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我教她。我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等到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女学的最高学府。我们都主张叫沅君去应考。沅君也坚决要去，她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都不要。”意思就是说，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当时的地主家，出嫁一个女儿，陪送嫁妆，是很大一笔花费。母亲在这一方面也很愿意花钱。记得姐姐出嫁的时候，陪送的嫁妆就很丰富。顺便说一下我们那一带的风俗。有钱的人家，是女家花钱，男家可以向女家提出要求。没有钱的人家，是男家花钱，女家可以向男家提出要求。这些不同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字。没有钱的人家，娶了一个媳妇，就是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就是一笔财产。这个女家是凭空失去一个劳动力，而且这个劳动力是从小养活、培养出来的，所以有权向男家要彩礼，提要求，以为补偿。在有钱的人家，嫁女儿到男家，是替女儿找了一个继承财产的机会，男家的产业终归要归他女儿，所以男家觉得有权向女家提要求，讲条件。我的一个堂嫂——五嫂，回娘家的时候诉说在婆家受委屈，她的父亲就对她说：“你当去接受人家那几顷地是容易的吗？”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父亲在的时候，已经把沅君许婚于唐河的一个人家，所以沅君这时候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母亲本来是喜欢叫儿女读书的，也就同意了。在当时我们这一带，一个女孩子要进京上学，是一件耸人听闻的大事。有人提醒母亲说：是否和男家商量商量。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就不同他们商量了。如果商量了他们不同意，事情就更不好办。又有人提醒说：即使不商量，也得去打个招呼。母亲说：既然不商量，也不必打招呼。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就毅然决然，不顾别人议论，让我和景兰、沅君三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果然考上了，于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关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的斗争经过，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见到一些，也听到一些。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袁世凯凭着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抵挡住革命军；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军的声势，吓唬清朝的隆裕太后。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议中，提出了清帝退位、交出政权的条件，并且答应在清帝退位以后，仍可以自称为皇帝，在颐和园内过他的小朝廷生活，民国以异邦君主之礼相待，每年还给他皇室经费几百万两银子。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说，这是革命党的最后条件，如果再打下去，连这个条件也没有了。一面又叫当时在武汉前线的将领段祺瑞领衔发出通电，要求宣统退位。隆裕太后没有办法，就下了交出政权的诏书。内容说，着袁世凯组织政府，接管政权，结尾说：“余与皇帝可以优游林下，共享太平之福，岂不懿欤！”于是南北和议成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建立民国。1912年为民国元年。这段过程，完全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形式。就中国封建社会说，改朝换代、转移政权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称为“征诛”；一种是非暴力的，称为“揖让”。辛亥革命以至民国成立，兼用了这两种形式。就革命军对清朝政权说，这是“征诛”。就袁世凯对清朝政权说，这是“揖让”。就袁世凯说，他以为他奉隆裕太后之命组织政府，是清朝把政权让给他的。宣统退位，仍可在他的小朝廷之内自称皇帝，民国也以异国皇帝待他，这种安排，也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表现。照汉朝“春秋公羊家”所讲的，一个朝代的新王，都要封前一朝皇帝的后代为一国的诸侯，这个诸侯还可以在他本国之内称王，维持着前一朝的制度，新王也以宾客之礼相待。民国对于清朝王室的安排，正是这样，所以民国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国传统势力的烙印。以后就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封建势力跟民国的一步一步的斗争。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设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要求他到南京去就职，袁世凯拒绝了，说是北方没有他坐镇就不行。在袁世凯授意下，北京发生了一次兵变，军队在大栅栏一带和东安门一带抢东西，烧房子。袁世凯就对参议院说，军队一听说他要走就变了！参议院没有办法，就改为派代表到北京送当选证书，袁世凯便于民国元年（1912）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他于民国二年（1913）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时候，就更跋扈了。照他的布置，在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正式国会认为，应该由他们的代表在太和殿中间面向南站立，袁世凯面向北接受证书。袁世凯不同意，认为他应该面向南站立，国会的代表应该面向北站在下边，向他呈递证书。由于他的坚持，国会的代表让步了。在就职那天，他面向南，代表们面向北，本来是国会授权于袁世凯，可是这样一安排，倒好像是国会代表向袁世凯上“劝进表”。

当时清朝已经退位的皇帝，并没有搬往颐和园，还住在紫禁城内，当他的小朝廷的皇帝。只把乾清门以外的三大殿交出来了。袁世凯把中南海改建了，作为总统府。1915年我到北京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住进中南海。当时中华门还正在改建。新华门原是南海西南角的一座楼，名为“宝月楼”。改建的人把楼的下层打通，作为一个门洞，楼的上层作为门楼，倒也富丽堂皇。就我所看见的，这座楼的改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成为新华门以后，门外又围了一层铁栅栏，长安街的行人车马，只能绕到铁栅栏以外走，不准穿过铁栅栏。在新华门东边的土山上，立了一个大桅杆，桅杆的斗子上边，经常有一个人站在上面瞭望，看起来很是威严。当时的临时政府，由袁世凯当总统，还有唐绍仪当总理。南京的临时参议院还制定了一个临时宪法，称为“约法”。照约法的规定，临时政府中实际当权的是总理而不是总统。袁世凯虽然当了总统，而南方仍寄希望于总理。可是袁世凯不管约法那一套，自以为总统就是皇帝，总理是他的助手，顶多也不过是像清朝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之类，唐绍仪一切都应该听他的。唐绍仪斗争不过，就不辞而别，挂冠而去。孙中山先生看见约法不能发生作用，就发动第二次革命。当时南方还有很多省，掌握在革命派手里。但是当时的人民，对于第二次革命的必要都不很了解，原先追随孙中山的同志也不见得都了解。袁世凯得到了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把中华民国这面大旗，拿到他自己手里了。照他的逻辑，他就是民国，反对他的人就是民国的背叛者，说起来也好像是振振有词。第二次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但是革命派还有一张牌，那就是正式国会。约法上规定，临时政府要举行大选，选举正式国会，由正式国会产生正式政府。袁世凯倒是举行了大选。他为什么还要举行大选呢？上面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大选是绅权的进一步发展。选举法规定，对于选民的资格有许多限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有选举权，其余的公民都没有选举权，这正合乎绅权的需要。在当时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乡村中，有一定数量财产和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是当地的绅士。当时离辛亥革命为时不远，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仍有很高的威望，选举的结果还是革命派得了国会的多数席位。这是对革命派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当时他们把一些有革命倾向的小党联合起来，组织成国民党，这是当时国会的多数党。保守顽固的人也联合起来，把不属于国民党的小党派组织起来，组成统一党（后改称进步党）。这两党对峙，很有点像资本主义国家两党政治的局面。国民党自以为他们是多数党，应该由他们组阁。早在二次革命之前，他们就内定原来同盟会的宋教仁为领袖，准备在国会开会的时候推他出来当总理，组织内阁。在国会开会的前夕，宋教仁从上海往北京来，国民党的人都兴高采烈，到上海北站送行的人很多，可是宋教仁刚进车站，还没有来得及上火车，就被袁世凯派去的凶手暗杀了。国会开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照约法的规定，由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总统选举会，进行选举。在选举的那一天，刚刚开会，国会就被袁世凯组织的“公民团”（其实是流氓团）包围了。“公民团”声称是向国会请愿，要求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选举会进行第一轮投票，袁世凯、黎元洪得的票比较多，但是都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就袁、黎二人决选，这就不要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多数就行了。外边的公民团大吵大闹，说必须当天把袁世凯选举出来，如果选不出来，就不准议员们出来回家吃饭，也不让送饭。议员们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这才解除了对国会的包围。宋教仁被暗杀了，国民党组阁的计划失败了。但是照约法的规定，国会还可以在许多方面限制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又用了一个阴谋。先制造舆论，说国民党的议员都是与第二次革命有关的，都是民国的背叛者，应该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他用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办法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段过程，可以用话剧的形式写出来。

（在一个国民党议员的家里。半夜。来了几名警察。）

议员：有什么事？

警察：上边要看看您的议员当选证书。

议员：我是国会议员，在国会开会期间，谁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警察：这不是干涉您的自由，上边不过是看看您的当选证书，看完了就送回来。

议员：（简直没有办法，就把当选证书交给警察，气愤地）明天开会，我要在会场里向你们的上边提出质问！（警察拿着当选证书走了。）

（第二天。议员去国会开会，到国会门口，被警卫挡住。）

警卫：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议员：我是议员，来开会。

警卫：拿当选证书来看看！

议员：昨天夜里巡警把我的当选证书拿去了。

警卫：你既然拿不出当选证书来，你就不能进去。

议员：我每天都来开会，你难道不认识我吗？

警卫：上边的命令，认证不认人！

（议员无可奈何，只好回家。）

有些没有被拿去证书的议员倒是进去了，但是他们是少数，不够法定人数，会也开不成了。这样，袁世凯不用解散国会的办法就把国会搞瘫痪了。

我在外边上学的时候，唐河老家里也举行了三次选举：一次是临时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一次是正式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一次是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我的三叔父也在两次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中出来竞选，一次成功了，一次失败了。我在放假回家期间，也听到家里人说到这些选举的情况。原来这些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选民通过许多资格限制，有了选举权，但是还不能直接选举议员，他们只能选举能选举议员的选举人。他们先选举了选举人，选举人在一定的地方集合，选举议员。竞选人并不需要发表演说，宣布政见，完全靠封建关系拉拢选举人。在选举人集合的地方，竞选人都设有自己的招待处，看见选举人到了，就往自己的招待处里拉，好像旅馆的伙计拉客一样。拉进去以后，招待吃喝。所以每一个竞选人，无论当选或不当选，都得花费一笔资金。有个人对我说：作一次竞选，非卖几十亩地不可。乡村的经济，是自然经济。虽然是地主，也受自然经济的限制。他们虽然有许多土地生产生活资料，可就是没有现钱。就拿我们家里说，遇见要花钱的时候，虽然数目不大，也需要临时开仓，取几斗粮食到街上去卖。作一次竞选人要花很多的钱，这在地主们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我当时就想，看起来选举制度是并不容易实行的。而民主政治，主要的是靠选举。西方的国家究竟是怎么办的？后来我渐渐地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主要是靠政党推动的。竞选人的竞选费用，也是靠政党支持。而政党的经费，又是靠资本家供给的。总要有一些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才能拿出钱来，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党。而政党又用这些钱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竞选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国家才有很多的钱，这个国家机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它决不肯用国家的钱支持那些跟它不合的人竞选议员。像中国当时的那些政党，我总怀疑它们办政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连个办公处也维持不了，更不用说宣传政策、竞选议员了。所以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跟政府相对抗，非用武力割据的办法不可。辛亥革命所以能推倒清朝，用的是武装割据的办法。袁世凯以统一为名，消灭武装割据，这就使他取得了一尊的地位。他有兵权财权，而跟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什么都没有。那就只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些被收走了当选证书的议员那样，啼笑皆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