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卡曼特和露露(3)

我们无法知道，也想象不出他们究竟害怕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们对我们的害怕，就好像是对一种突然响起的、可怕的声音的害怕，而不是对痛苦或死亡的恐惧。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就真的很难确定了，因为他们跟动物一样，非常善于伪装。在香巴田里，有时会在清晨遇到母鸡鹑。看到你，它会直直地冲到你的马前，那样子看起来就好像是翅膀断了，又好像它很害怕被猎狗咬到。但事实上，它的翅膀并没有断，它也不怕狗，因为它会选择一个时机，在它们面前呼呼地飞走。它这么做是想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的孩子就在附近。土著人很像这些母鸡鹑，很可能是假装害怕我们。至于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或许是我们猜不到的某种深层恐惧，又或许是他们在给我们开玩笑，只是方式比较奇特，而事实上这些害羞的人并不怕我们。他们的危险意识要比白人差很多。在游猎的途中或在农场上面临险境时，在我和身边的土著伙伴们眼神交汇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好像在猜测为什么我会对面前的险境如此恐惧。这让我觉得，或许对于他们而言，生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颗细胞中。他们就像是深水中的鱼儿，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恐惧。而我们是永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笃定，之所以能拥有游泳这项技能，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即使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都不曾拥有过。在地球的各大洲中，只有非洲会这样教你：神和魔是一体的，它们是世间最高的权威，永生不灭且共生共存，永远都不会单独存在。非洲土著人不会糊里糊涂地看待他人，也不会孤立地看待事物。

在游猎的途中，在农场上，我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稳定，最终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成了好朋友。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了解或理解他们，但他们却彻头彻尾地了解我，甚至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下一步会做出什么决定。有一段时间，我在吉尔吉尔经营一个小农庄。我在那儿支了一个帐篷，平时就生活在里面。回恩贡山或是去小农场的时候都要乘坐火车。如果吉尔吉尔开始下雨，我就可能会临时决定回农场，这可是突然间做出的决定。但每次在我走到基库尤车站时，都能看到农场上的土著人牵着毛驴在那儿等我。然后，我就会坐着毛驴回去。这个车站是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离农场有十英里路。我问这些土著，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农场。听到这个问题，他们会望着远处，表情看起来很不自在，像是害怕你，又像很烦你，就像一个聋子逼着你给他解释一场交响乐时你的反应一样。

如果土著人适应了我们突然间的动作，或突然发出的声音，他们就会敞开心扉，非常坦诚地与我们聊天交谈。而他们的坦诚度要远远高于欧洲人交流时的坦诚。他们永远都不值得信赖，但却非常真诚。在土著人的世界里，名声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威望”。一旦大家对某个人都赞誉有加，以后就不会有谁再去质疑他。

农场上的生活有时是非常寂寞的。在寂静的夜晚，时间一分一分地从钟表里滑落，生命也随之一点一点地从我们的身体里消逝。每当此时，我就希望身边能有一位可以聊天的白人朋友。至于身边的土著人，虽然他们沉默无声，似乎一直处于阴影中，但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始终和我是平行的存在体，只不过是处于不同的生命层面上。我们相互之间是心有灵犀的。

土著人是非洲血和肉的化身。这些在广袤的风景画中生活的小人儿，要比大象、长颈鹿、生长在河边的那些高大的含羞草式的树木，以及在大裂谷上空高高耸立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更能真实地反映非洲。所有的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核心思想，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不是由不同元素堆积而成的统一体，而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就像橡树叶、橡子，以及橡树上的其他物质，都是源自橡树。我们这些穿着长靴、整日形色匆匆的欧洲人，与周围的这幅风景画完全不协调，但土著人就与周围的一切非常协调。这些有着黑皮肤、黑眼睛，个子高高瘦瘦的人，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在田地里，无论是在放牧，还是举办大型舞会或者是讲故事，都恰似活脱脱的非洲在散步，在跳舞，在招待你。土著人外出旅行时，常常是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走路，因此非洲土著人的道路都很狭窄，即使是最好的路也是如此。在这片高原上，你会想起这句诗：

高贵着的，永远是土著人；

平凡着的，永远是迁徙过来的人。

殖民地一直都在变化，现在已经与我初到那儿时大不一样。我将尽可能地准确记录下我在农庄的生活经历，包括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在平原和丛林里生活的居民。这样的文字应该还是有几分历史价值的吧。

一个土著小孩

卡曼特是一个基库尤小男孩，父母是农场上的非法棚户。农场上非法棚户的孩子们总是到我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因为他们总觉得这里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他们也和父母们一起为我干活。我对他们很熟悉。在我遇到卡曼特之前，他一定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但我总觉得他一定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一只生了病的小动物。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正骑着马要穿过农场上的草原。他当时正在放羊，看起来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头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胳膊肘和膝盖突出得很明显，像是棍子上的疙瘩。双腿长满脓疮，从大腿到脚跟，全部都是。在广袤的草原上，他显得特别特别微小。但在如此微小的一个点上，竟然集中了如此多的苦难，这实在让人感觉很震撼。我停下来和他说话，他没有理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似的。他那张扁平的、棱角分明的脸上布满了痛苦，却又显露出极大的耐性。脸上那双眼睛黯淡无光，像是死人的眼睛，看起来他好像活不了几个星期了。你甚至会依稀看见几只秃鹰在他头顶盘旋，天空昏暗，似乎要燃烧起来。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哪里有死人，哪里就会看到秃鹰。我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我的房子里来，看能不能帮他治好腿上的脓疮。

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是农场上土著人的医生。就像所有优秀的冒牌医生一样，我也有许多病人，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两名到十二名病人来我这儿治病。

基库尤人能够坦然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习惯了意外。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白人们完全不同。大多数白人在生活中都是努力不让意外发生，也很习惯与命运做抗争。但黑人们与命运永远都是友好相处，他们一生都被命运女神死死地控制着。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黑人，命运女神就是他们的家，就是小屋里那熟悉的黑暗，是深深地埋在地下的庄稼根上的霉菌。他们能够从容面对任何命运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他们最期待在主人、医生或上帝的身上看到的品质是想象力。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期待带来的力量，所有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把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看作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没人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些什么，也没人知道会在哪里见到他。每当非洲人提到上帝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在讲《一千零一夜》或是《圣经·约伯书》的最后几章。上帝震撼他们的，也同样是想象力带来的无穷力量。

因为土著人的这种特质，作为医生的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或者说名声很不错。第一次来非洲时，和我同船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那是他第二十三次到非洲尝试治疗昏睡症。他带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上船。他告诉我，非洲土著根本不怕疼，也不害怕大型手术，但他们特别讨厌程式化的、重复性的或是步骤性极强的治疗，这才是给土著居民看病时最难克服的困难。这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很不理解这一点。和土著人熟悉之后，我最喜欢的恰恰就是他们的这种特征。他们对险境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对造物主命运安排的真实回应，是天堂在大地上的回音。有时候我会想，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们的迂腐，是我们的书呆子气。在这些人手里，他们会死得很痛苦。

我的房子外面有一块铺平了的空地，病人们一般会蹲在上面等待。瘦骨嶙峋的老头们流着眼泪咳嗽着，眼睛骨碌碌地四下里看；打过一场架的瘦高年轻人平静了下来，眼睛黑漆漆的，嘴巴青肿淤紫；母亲们抱着发烧的孩子，这些孩子像是干枯的小花儿，挂在母亲的脖子上。我经常要治疗一些烧伤病人。基库尤人喜欢在小屋里的火堆边睡觉，正在燃烧的木堆或木炭有时会坍塌，然后滑到他们身上。储存的药物用完之后，我发现蜂蜜是一种很好的治疗烧伤的药膏。那块空地上很热闹，气氛极其火爆，就像欧洲的娱乐场合。他们叽叽喳喳地小声聊着天，一旦我走出来，这股欢快的小溪流就立刻断了水，空地上也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孕育着所有的可能。接下来，“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刻就要来了。他们每次都由我确定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其实我根本不懂医术，只是从一般急救护理课堂上学到一点点医学知识。幸运的是，我竟然治好了几位病人。从那之后，我的医生名声便传播开来，即使之后有好几次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声誉也丝毫未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那时我每次都能把病人治好，谁知道找我看病的土著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当然，我会获得专业名医的声望——这完全就是一位来自沃拉亚的医术高超的医生，但他们还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他们所知的上帝，存在于大旱的年月中，存在于夜晚大草原上的狮群中，存在于孩子单独在家时徘徊在附近的豹子身上，以及不知道从哪儿蜂拥而至，但一旦飞过，连一片草叶都不留下的蝗虫群中。另外，飞过玉米田，却没有做任何停留的蝗群——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带给他们无比的喜悦，春天很早就降临的雨水，田野和草原上开放的花朵，长得绿油油的庄稼，都让他们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当他们考虑到生活中这些重大事件时，我这个来自沃拉亚的神医恐怕也就成了一个外来者。

第二天早上，我吃惊地发现，卡曼特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房子外面还有三四个病人，但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而是身子挺得笔直站在一边，脸上是一副马上就要死掉的表情。他对生命毕竟还是留恋的，决心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

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变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病人。我让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来不会出错；我让他每隔三四天必须来一次，他也会准时过来。一般的土著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治疗脓疮的过程极其痛苦，但他每次都很坦然很淡定地忍受下来，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病人。鉴于此，我本应该把他树立成一个榜样，供其他病人效仿，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同时也让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我真的很少会遇到这样野性十足、完全与世隔绝的人类。他坚定而决绝地放弃和周围世界的接触，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完全隔绝开来。他从来不会主动和我说一个字，也从来没有直视过我，只有在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开口回答。在伤口被清洗和包扎的时候，其他孩子会哇哇大哭。对于这些孩子，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或怜悯，而是低声笑着，笑声里带着轻蔑，带着一种“我太了解这种疼痛”的意思。他一眼都没看过这些孩子。他没有欲望与周围世界以任何方式进行交流，因为他所体验过的交流方式都太过残忍。他像古代的勇士一样，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直面痛苦。不论事情变得多糟糕，他都丝毫不会有所触动。他的工作和生活哲学教会了他时时刻刻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这样的行为通常都是颇宏大和庄重的，会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对自己信念的宣言，例如：“痛苦是我的名分，狠毒是你们的本性；现在来折磨我吧，我毫不在乎。”再例如：“好吧，尽你狠心做，你原是无所不能。”卡曼特是如此瘦小的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在他身上出现，总是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真不知道上帝在面对这个小孩子的这种生活态度时会作何感想。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主动看着我，和我说话时的情景。当时，我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方案，正在尝试从书中找到的一种新方法——把一种膏药热敷在脓疮上。所以，我和他已经相当熟悉了。我有点心急，想赶紧做完，就把药膏做得太热了。当我把药膏敷上轻拍的时候，卡曼特说话了：“姆萨布……”然后深深地瞥了我一眼。非洲土著们把白人妇女称作“姆萨布”。这本是一个印第安词汇，他们把发音稍微改变，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汇，听起来感觉就很不一样。卡曼特的这声喊，是在求助，同时也是在提醒我，像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在提醒你放弃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个词，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然后就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因为把药膏弄得太烫，我对他感到很抱歉，但心里还是愉快的。因为他的这一瞥，预示着我和这个小野孩开始互相理解了。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难者，除了苦难，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但在我身上，他已经不再期待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