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走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4)
我国已经崛起，所以还需要警惕国际投降主义，把遵循现有的国际规则看成国际交往的命根子。无论有什么“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支撑，把国际政治主要看成关于“规则的政治”肯定是天真。国际规则确实是西方制定的。但规则不仅是“制定”的，更是枪炮“打”出来的，是以实力为基础形成的惯例。西方的国际俱乐部要求中国参与承担责任，却拒绝给中国发会员证，拒绝给中国相应的权利，所以中国今天遭到极不公平的武器和高科技禁运。俄罗斯的深刻教训就在我们眼前。西方可以支持乌克兰的亲西方叛乱，但俄国不能支持乌克兰亲俄国的叛乱。美国显然以实用主义立场对待那些规则，甚至经常让国际法服从国内法。美国的大国地位就是如此彰显的。
同样，因为美国是老大，就盲目崇美，甚至把美国的国内规矩也奉若圭臬，更要命。学美国的基础教育，学美国的医疗体制，与教育和医疗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将导致我国政治安全陷入严重危机。为什么教育和医疗特别重要？因为养小和送老几乎是我们中国百姓生活的全部。美国的医疗和基础教育不仅是失败，而且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失败，是美国拼命改革却因为历史原因花了几十年都还改不过来的坏东西。另一方面，要求学校减少学习英语的时数，降低大中学生英语学习标准。
美国崛起的时代奉行孤立主义。我支持某种中式的孤立主义。我们应牢记“华不治夷”的古训，专注于国内的强国富民，并在国际上坚持贸易立国和不结盟，警惕对外过度用力，也警惕国际失败主义。概言之，我主张在无极世界的高度不确定性中打持久战，不犯错或少犯错，深植固本，以静制动，静观待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故事”应更多到西方去讲
张海滨
“中国故事”不是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要到西方去讲，在国际场合讲。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我们讲故事的思维和方式跟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兼容。我们中国的体制和西方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话语权还是较强的，但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就不能立得住。
2003年，美国军方发布了一个关于气候极端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报告引起世界的关注。德国的全球变化委员会在2006年到2008年发表了气候安全的关联性研究报告。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国防部门，在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也会涉及这个气候安全因素。
2008年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发表了一个报告，叫《气候安全与欧盟》，这里面就明确提出了欧盟的安全战略，把气候变化纳入到主流问题里面。2011年在德国的推动下安理会再次辩论气候与安全问题。
2015年年初，李克强访欧，欧方坚决要把气候变化纳入到中欧的战略合作层面，放到更高的位置。9月末，习近平访美，中美首脑协议提到了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可以说，通过这样一些动作，中国从当初很不喜欢这个包括生态环境的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概念，或者说拒绝接受这个概念，到今天，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气候安全的概念。
这个气候安全理念的传播，欧盟把它当成一个系统的工程，全方位地系统在操作，从政府，到智库和媒体，统一协调工作。欧盟已经成功地把气候安全这个概念，在低碳经济之后向世界传输了。这是欧洲在强化它的观念大国、理念大国的举措。这其实是国际话语权的传播能力。
中国现在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空间的迫切性了，也在推广“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比方，现在通常讲的“绿色中国”的故事就是一例。
现在对外讲中国的绿色故事，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为自己做一个辩护，强调中国环境问题很复杂，困难很多，解决难度很大，大家要理解。这是防御性的逻辑；第二层，中国要输出的，不光是资金和技术，还要输出理念。我们有绿色新理念，已经有一些可以贡献世界，要给世界分享了。借助这个“绿色中国”故事，主动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权。不过，必须有讲这个故事的实力。
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我们讲故事的思维和方式跟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兼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中国的体制和西方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话语权还是较强的，但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就不能立得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全民动员，政府、社会、NGO在做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操作。我们这边是政府主导，无论是在纽约广场还是《纽约时报》的中国广告，都是政府在推。这个你跟西方话语权一对话就是相反的。我的体会是，如果要出去，想影响别人的话，应该兼容他的话语体系，对他产生影响，影响他的国民和他的舆论。
“中国故事”不是在人民大会堂讲的，你要到西方去讲，在国际场合讲。要讲道理，讲实力。
我们现在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就是“中国特色”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矛盾。讲多了中国特色，你的经验就不具有普世性。在输出中国的价值观方面，过多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不会真正夯实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对外关系面临双重身份和利益的冲突
贾庆国
我们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身份和利益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是弱国，也是强国；又是普通大国，又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利益是双重的，而且是矛盾的。比如说在气候问题上，到底是节能减排好，还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把握好我们实力的限度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会不会跌倒在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很及时。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初步发达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际影响明显上升，有人说是老二，有人说是老三，不管老几，跟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问题和困难。一个是经济下行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社会诚信问题、安全问题、法制问题等；政治体制问题主要还是对权力的约束、价值共识的问题；还有就是国际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作用，对未来发展造成严重制约。
针对这些问题，新一届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反腐力度、加强环境治理、推进司法改制、推进依法行政，提出了24字核心价值观，扩大国际合作等，这些措施在不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反腐，腐败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真的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需要把我们的问题讲清楚，说明白。我们国家很多问题还处于一种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地步，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机构，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逻辑在什么地方，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上，没有一个很理性的说法。只是告诉你这就是最合理的，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所以这是最好的。但是没有告诉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人大，说不是西方的议会，但也不是中国的议会，那人大到底是什么？之所以现在很多事情引起很多争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背后逻辑没有讲清楚，如果事先把这个逻辑讲清楚，大家就可以接受，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顺利得多。
如果我们能把政治体制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我们的老百姓，包括我们的高级干部就会认同，那我们的体制就稳定，我们的政治就稳定。所以，我觉得要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需要把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制，各个方面的故事要讲清楚、说明白，存在问题的地方，就需要改，把它完善。美国的制度就是在不断地讲清楚、说明白的过程中发展完善的。宪法不断增加的修正案，就是它不断去说明和解释这个制度，不断地改善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地方的结果。对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了是其稳定的基础。要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使体制更加强大，我们也要不断地把这个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不断改革。
第二，我们需要通过改革清理现存的规章制度。过去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个东西，第一是领导的批示，领导批了，这事就好办了；第二是关系，拿不着领导批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可以把事情做了；第三是靠钱，别的办法搞不定，就拿钱来搞定，拿人民币来解决问题。过去是靠这个来办事的，规章制度不重要，所以制定规章制度也很随意，定得非常严格好看，但很多无法操作。现在反腐，领导不批条了，关系也走不动了，钱也不好使了，只能靠制度了，但规章制度要么是相互矛盾，要么是不合理。现在我们都说官员懒政，我看主要还不是懒政的问题，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想做事情，现在没人敢做事，做事怕出事。我们要想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使我们的老百姓，使我们国家治理能够不断得到改进，我们就需要把这些规章制度给理顺了，不合理的就改掉，从而把经济搞活。
我们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身份和利益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又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发达国家；又是弱国，又是强国；又是普通大国，又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利益是双重的，而且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我们国家的利益非常困难，比如说在气候问题上，到底是节能减排好，还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好？温家宝总理去哥本哈根会议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但回来又不能不强调节能减排。北京、上海好多大城市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状态，谁也受不了PM2.5。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还有节能减排，这些都是我们的利益。我们怎么办？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这方面的矛盾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