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爵士推荐序

本书叙述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发现。从各个方面来看，本书描述的内容都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因此当沃森邀请我为它写一篇序时，我立即愉快地答应了。

首先，这本书的科学价值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结构，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科学事件之一，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DNA结构的发现不但激发了数量惊人的新研究，而且促使生物化学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科学发生重大转型的学科。我和其他一些人也一直在敦促沃森，希望他趁着对许多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尽快把回忆录写出来。因为我们深知，这些事件在科学史上是何等地重要！书稿写成以后，内容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尤其是它的最后几章，沃森把新思想诞生的过程描绘得如此生动，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剧本，扣人心弦的情节一个接着一个，紧张气氛不断积聚，直到在最后的高潮中汹涌喷发。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著作能像这本书一样，令读者如此真切地与研究者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承受奋斗时的压力，一起分担前进中的疑虑，直至最后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

其次，这本书也是一个说明研究者可能陷入两难困境的绝佳范例。假设一个研究者了解到一个同事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展开研究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个同事自己也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在研究者本人看过这些资料，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用自己设想出来的突破性方法，或仅仅只是一个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阶段，如果研究者提出与同事合作，就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想走捷径。那么，这个研究者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的产生到底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的结果，还是在相互交流中不知不觉地吸收借鉴的结果？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困难，所以在科学家的圈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某个同行如果已经在某个研究领域“立桩标明了自己的地界”，那么他就有申明自己所做贡献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的实施是有一定限度的。当有众多研究者参与竞争时，不能使大家陷入踌躇不前的境地。在发现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表现得非常突出。在1962年，诺贝尔委员会既考虑到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也考虑到了剑桥大学的克里克和沃森在解决DNA结构问题中的出色表现，决定让他们三人分享了该年的诺贝尔奖，最终让与此有切身关系的所有人皆大欢喜。

最后，这本书中讲述的关于人的故事，同样令读者兴味盎然。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给沃森这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留下的印象。在写作的时候，沃森采用了佩皮斯式的坦率笔法。书中谈及了很多人，希望他们秉持一种大度宽容的胸怀来阅读本书。值得注意的是，沃森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只是一本自传性作品。当后人撰写针对这段历史的专著时，这本书会大有助益。正如沃森本人所强调的，与其说这本书是在叙述一段历史，还不如说它是在记录一种印象。事实上，很多事件都比他那时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而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的当事者的动机却比他当时所认为的要单纯得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沃森对人性弱点的直觉洞察确实入木三分。

沃森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很多人，在正式出版之前，沃森已经将手稿送给我们中的一些人看过了。关于书中涉及的历史事实，我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本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这本书最令人着迷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作者在记录自己当时印象时所用的笔触是如此地活泼和坦率。

劳伦斯·布拉格爵士

注：劳伦斯·布拉格爵士（Sir Lawrence Bragg，1890—1971）在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前后，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他和他的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William Henry Bragg），因为创立了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学而共同获得了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