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二曲线
是什么？我们是如何发现它的
说起来，在很多方面，我肯定是一个令人气恼的丈夫，因为我总是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就开始换工作。当我在壳牌公司工作十年，已经做到一个小国家壳牌分公司的经理时（这是晋职更高级别的第一步），我意识到石油公司高管的生活并不适合我，我其实更适合去培训管理者而不是担任一名管理者，就像俗话说的：“如果你不做，就去教别人做”。就这样，出乎壳牌公司的意料，也可以说令它失望的是，我拒绝了任命并递交了辞呈。
经过两年的重新调整和训练之后，我进入了伦敦商学院。六年后，作为一名全职教授，我收获颇丰：出版了第一本书，并且被授予终身教职（可以受雇到退休），但与此同时我发现，这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才是。为此我又花了四年的时间才终于鼓起勇气切断了我与一切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成为自己，而且时机恰到好处，否则我可能得待在“戴维酒吧”度过余生了。
这些年我经常讲起“戴维酒吧”的故事，虽然酒吧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个故事的寓意以及启示至今仍然萦绕在我心头。当年，我驾车穿过威克洛山脉——都柏林郊外的一片光秃秃但美丽的山丘时迷路了，碰巧看见一个正在遛狗的人，于是我停车请他指给我前往阿沃卡的路（我要去的目的地）。“当然，”他说，“这很容易。你沿着山路直接向上开，然后再往下开大约一英里
左右，来到一条有座桥的小溪旁，小溪的另一边是戴维酒吧，你肯定不会错过的，因为它是亮红色的。这些你都记下了吗？”“是的”，我答道，“往上直走，然后往下，一直到戴维酒吧。”“非常好，在你离戴维酒吧还有半英里的时候，向右转往山上开，那就是去往阿沃卡的路。”
在我明白这怪异的爱尔兰式指路逻辑之前，我就已经谢过他并开车离开了，直到开始讨论第二曲线的挑战时，我才发现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离戴维酒吧还有半英里向右转往山上开”，而向右转的那条通往目的地的路，人们往往会错过。我见过太多的组织，当然也包括个人，他们就像我当年要去阿沃卡一样，最后却发现自己停在了戴维酒吧，而发现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转向未来的路，只能懊悔地回首过去，借酒浇愁，追忆往昔以及或许本该拥有的美好时光。
在我的经历中，我曾一直不知不觉地沿着山路向上爬，然而每次在到达戴维酒吧前就已转向。当我把人生中的曲线画出来，这些起起落落的轨迹开始变得有意义。从那时起，这些曲线开始影响我对变化以及未来的思考。关于S型曲线的概念，准确地讲，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缺乏严格的定义，在细节上也不那么精确，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事物（在本书中会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S型曲线如下图所示：
S型曲线是一个数学概念，大家在很多领域都接触过它，像“学习曲线”“引领潮流”，包括许多企业在预测未来时都用S型曲线。但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S型曲线的应用远不止于此，我们人类的一切包括生命、组织和企业，政府、帝国和联盟，各种各样的民主体系甚至民主本身，都适用于S型曲线：最开始是投入期，包括金钱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当讨论我们的人生时），或者各种尝试和实验；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当投入高于产出时，曲线向下；当产出比投入多时，随着产出的增长，曲线会向上，如果一切运转正常，曲线会持续向上，但到某个时刻，曲线将不可避免地达到巅峰并开始下降，这种下降通常可以被延迟，但不可逆转。
似乎一切事物都逃不开S型曲线，唯一的变数仅仅是曲线的长度。罗马帝国延续了400年，最终还是灭亡了，其他帝国的气数更短，像大英帝国。而美国未来也将如此，政府和独裁权力终究无法长久。尽管我们人类把自身的生命曲线延长到了90年甚至更长，但是对企业而言，S型曲线的长度似乎变得更短了：过去的企业在倒闭之前通常能运行40年左右，而现在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14年。不管过程如何，最终都逃不过消亡的命运，这真是令人沮丧。
但情况未必如此，总是会有一种第二曲线，就像下面这样：
很明显，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二曲线必须在第一曲线到达巅峰之前就开始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资源（金钱、时间和精力）承受在第二曲线投入期最初的下降，如果在第一曲线到达巅峰并已经掉头向下后才开始第二曲线，那无论是在纸上还是在现实中就都行不通了，因为第二曲线无法增长得足够高，除非让它大幅扭转。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第一曲线即将到达巅峰呢？按常理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一切运转正常，人们很自然地希望第一曲线将继续发展下去，有什么理由不把它现在的成功作为对未来的预期呢？然而，成功往往会蒙蔽人们的双眼，打消人们的疑虑，不断巩固原有的成功模式，只有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那就是巅峰，那就是我们本应该重新思考的时刻”，但不幸的是，这种“事后诸葛亮”都是于事无补的。
第一曲线的成功可能会让人们对潜在的新技术和新市场视而不见，从而使他人抢占先机，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将其称为“颠覆式创新问题”。比如，柯达公司忽视了数码摄影的可能性，等它回过神来为时已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许多公司让外来者侵入，或者用我的话说，代替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曲线。现在新技术的出现每天都在给人们创造新曲线的机会，识别并抓住这些机会是教育界、保健业、政府乃至企业面临的新的战略挑战。
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你的收入、生产率或者名望正在下降时，便很难再去考虑任何新事物。每一个经历过失业的人都会记得要重拾自信、振作精神有多么艰难，更别提进行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投资了。政府在这方面做出决策跟个人一样困难，这也就能直观地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走出经济衰退的投资难以被执行了——当钱本来就紧缺的时候，再加大投资是有悖常理的。当形势本就严峻的时候，再考虑第二曲线就会更困难。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与自己竞争，甚至是取代自己现有的产品，所以应该在形势向好、衰退开始前就考虑第二曲线。
一些机构和个人确实在第一曲线下降时，为了创造第二曲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因为第二曲线在初始阶段是下降的。在企业里，这意味着削减员工数量和管理费用，进行组织架构重组，甚至往往会涉及高管人员的更迭，而最为痛苦的是放弃一些原本珍爱的产品和市场。在现实中，这些伤筋动骨的事只有当企业面临被接管时才会发生，否则一定会饱受质疑。一些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对它们收购的公司进行重组时，往往会说，这些被收购的公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第二曲线。
回顾我的经历，我自己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每次我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到达巅峰之前离开，然后开始新的曲线。从财务状况上看，刚开始是下降的，因为我要投资新的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新曲线开始起飞，趋向巅峰。而且我认为对我自己而言，一条更宏大的曲线还未到来。许多人在他们的人生中也有类似的经历，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不知不觉地沿着S型曲线的轨迹攀登，但第二曲线的思维远远超越了个人职业生涯的范畴。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据说是一个很难共事的人，但他极其精通第二曲线。在苹果公司推出的Mac电脑大获成功之后，乔布斯和他的创意团队就已经着手推出iPod并进军商业音乐界了，而当iPod占领市场的时候，乔布斯又开始设计完全不同的新产品iPhone，同样获得成功之后，又开发了iPad。每一条新曲线都是在上一条曲线达到巅峰之前就已经构想完毕；每一条新曲线都源自上一条曲线，但又指向完全不同的市场——乍一看似乎非常冒险，但对于乔布斯而言却是合乎逻辑的第二曲线。如今苹果公司的产品似乎形成了一套天衣无缝的体系，但这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意料中的。第二曲线还能否在苹果公司延续下去？时间将会证明，因为第二曲线思维来之不易，它不仅需要理性分析，还需要想象力、直觉以及天分。然后在付诸行动的时候还需要踏足未知领域的勇气，因为你周边的一切都告诉你，其实你并不需要那样做。
在体育界，曼联足球俱乐部的传奇教练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也是如此——在当红的顶级球员还未渡过其巅峰时就开始精心挑选并推出新人，尽管这需要冒着偶尔失去一些还风头正劲的球星的风险。然而现实中，在第一曲线的缔造者之下培养未来之星总是难以让他们再参与其中。显然，破解的方式是引导第一曲线的缔造者为了自己而开始构建第二曲线，而不是等到第二曲线已经建成再行动。时机就是一切，弗格森持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在正确的时点让第二曲线发生。当然，弗格森并不知道第二曲线的概念，但如果不是运用了S型曲线的思想，他绝不可能将曼联带到足球世界之巅并保持了长达27年。正如莫里哀（Molière）笔下的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发现自己讲了40年的散文而对此却一无所知一样，许多成功人士在不知道第二曲线概念的情况下完成了自我重塑和企业改造。不过回过头再来看，弗格森最终还是功亏一篑，他在曼联处于顶峰的时候辞职了，留下他的继任者去构建新的曲线，而此时曼联的第一曲线已经开始衰退。假如弗格森能够早两年离开，曼联的上升势头或许有可能为新的领头人树立信誉赢得足够的时间，并有机会开启第二曲线。
将上面的例子和我在一次本地聚会上遇到的故事相对比。当时，一名老人独自站在角落，置身于身边的聚会之外。他看起来历经沧桑，但若有所失。于是我走过去搭讪，“您在这儿生活很长时间了吗？”“是的，而且我已经93岁了。”“是吗？那您一定度过了精彩的一生，给我讲讲吧。”
“好吧，在我19岁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我想要参军却被告知肺部有问题，只能去工厂工作。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一家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工厂，另一家位于南岸的工厂。因为我当时住在北边所以选择了北岸的工厂，这里也就成为接下来40年里我工作的地方。其间，我升过几次职。退休后，我就搬到了这里。”
“然后呢？”我追问道。“仅此而已了。”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又补充说：“有时候真觉得我的一生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沉思着，一段辉煌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平淡，并最终归于沉寂，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还应该再发生点什么。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熟悉？为什么它会让我想起那些花大量时间拼凑一些如今看来毫无意义的简历的人们？为什么它会让我想起那么多企业和机构（确切地说，是我曾经待过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能找到通往不同未来的最佳路径，他们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裹足不前，甚至是执着于过去，最终的结局就是在“戴维酒吧”借酒浇愁、追忆往昔。
毫无疑问，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组织机构的发展中，人们对第二曲线的思考和实践都还太少。有时候，它需要一些因素来触发。在企业里，当利润率下降或市场份额减少时，大家才会意识到新观念的必要性。运动员通常在早期阶段就知道年龄将限制自己的发展了，所以在自己依然声名远播的时候就开始规划新的职业生涯了。维冈橄榄球联盟俱乐部的经理曾经和我说过，他最大的难题是说服一名25岁年轻力壮的运动员在其体能巅峰的时候，必须用三四年的时间重新学习，以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退休、被裁员或离婚也许是某些人开始第二曲线的触发因素，尽管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再来处理已经有些晚了。有时候，触发因素是成功之后的无趣，因为事情都完成了也就不再有吸引力了。古典音乐家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年轻时在好莱坞为电影配乐，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但他放弃所有这些来到英国，专注于演奏和指挥。对此，他说：“有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对当天要做的事情竟毫无感觉，我就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被收购的威胁可能是企业开始第二曲线的触发因素，在反对党执政期间，对政治家而言相当于休假，同时也可以视作开始思考第二曲线的诱因。任何把我们拉离舒适区的事情都在提示我们，习以为常的过去可能无法保证我们美好的未来。在我看来，高级管理者的休假或者临时借调到不同的国家，应该更频繁一些。就像约翰逊博士曾经说的，当你置身其外时，你才能把自己的国家看得更清楚。尤其对机构而言，它们不想就此灭亡，视存在为其迎难而上的职责。美国管理学者和作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曾经列出了机构组织衰落的五个阶段，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曲线的下滑，克里斯坦森教授称之为“技术滑坡”。衰落的五个阶段是：成功之后骄傲自大，达到巅峰时无节制地好大喜功，紧接着否认存在风险，然后徒劳地病急乱投医，最后甘于沉沦或者一命呜呼。我看过太多的机构和组织沿着吉姆·柯林斯指出的这五个阶段衰落，当然它们会尝试使用更多方式来挽救自己，不过昂贵的代价却是它们不愿承担的，这会让它们更无暇考虑新事物。
在本书中，我会建议在很多传统的做事方法中加入第二曲线的思维——资本、经济及其衡量方式、教育、工作及其组织方式、婚姻与家庭、民主和政权。在这些领域详细探讨下一条曲线既不是我的目的，又不是我所擅长的。这些事只能交给目前第一曲线的掌舵者或者准备开始第二曲线的人。我的初衷仅仅是挑战、质疑或者偶尔建议、激发。我希望自己的子孙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焕然一新的世界中。如果我的建议看起来是离谱、欠考虑甚至是危险的，那就更好了。如果本书中的观点能在同事和朋友中引起争论，或者本书成为某些人思考第二曲线的触发因素，那我倍感欣慰。就像爱尔兰人常说的：“在听到自己的话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首先考虑以下内容：
2007～2010年的经济危机不仅破坏了全球经济，更使得许多人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人生中的优先级，该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而生活。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开始重新审视它们的假设，考虑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是否还应该如此重视企业的规模。一些规模很大的企业不能倒闭，因为如果倒闭了，就会对其他组织造成伤害。如果企业把目标定位为做强而不是做大会不会更明智呢？如果规模经济如此重要，那是否有必要拥有一切？如果市场被非竞争性的联盟团体所取代，会不会更经济？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团队该如何进行管理和监控？
金钱变得过于强大了吗？如果Facebook能自己筹集到190亿美元去收购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谷歌能用自己的财富将所有的人工智能专家一网打尽，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现代版推行反托拉斯的“泰迪·罗斯福”的必要性？在这个新的数字化世界里，金钱是不是价值的真实反映？在某些本该民主的领域，是否可以允许用金钱来影响选民？但如果不允许，那些政治竞选又该如何获得资助呢？在这个新时代遇到的新问题，老办法已经无能为力了。
现代的年轻人可能坐在宽敞的场所里，不情愿地把他们的才智和时间提前卖给没有灵魂的企业。假定这些机构仍急需这些年轻人的才智，他们将如何与这些年轻人打交道？社会应该怎样让这些年轻人为自给自足做好准备？学校之类的机构本身能教会人们如何在机构之外生存吗？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石还是会加速社会的碎片化，形成松散的联合？电子邮件、Skype、Facebook、微博能替代实体连接吗？你真的能信任一个从未见过，甚至永远也不会见面的人吗？
这样的疑问数不胜数。是什么让社会凝聚在一起？我们是否会分裂成宗教或种族的聚集区，还是说我们会找到比战争或经济繁荣更好的方法来建造一个团结的国家？比起这所有的疑问，更为重大的是那古老的哲学难题：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奋斗？利己主义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必要的吗？还是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衡量成功的方式？利他主义或者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心，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还是必须通过后天习得？
新的想法不是权威人士的特权，他们通常太执着于自己习惯的方式，太执着于第一曲线，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方式。新想法必须从我们自身开始，我确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家人、我们所属的机构、我们生活的地区，甚至我们所属的国家带来一些改变。我们的缺点就是太谦虚，太过于相信掌权者最了解社会状况这一点。我曾经也这么认为，直到我执教过一些掌权者之后才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也和我们一样平常。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那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从我们的生活开始。第二曲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补第一曲线的不足的机会，从而挽回局面，表明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从而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