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事物的无知
那么一般说来，历史是什么呢？一段大家都认同的寓言故事。
——拿破仑
曾经有位政治竞选人许诺要“夺回美国”，我不禁思绪万千：夺到哪里去？从谁手里夺回？夺回后用什么方式运送？是重登五月花号，还是在枪口的指令下？如果说夺“回到那群山草原上的家”，就像那首老牛仔歌唱的，鹿和羚羊是否还在和印第安拉科塔人玩耍呢？如果是从腐败政客和吸血鬼资本家的手中夺回，那么爱默生是不是要赴华盛顿执政，而绰号“海军中将”的实业家范德比尔特则要被关进大牢呢？
这些问题关涉美国人集体意识中对历史的绮丽幻想。若换由那些热衷于复兴伟大美国的人来问，它们还会引发进一步讨论，主题则上至联邦党人文件，下至福克斯新闻频道。
美国启蒙已然失落，在过去三十年中，徘徊在其棺架边的哀悼者一直把这一责任归咎于电视和学校体系。无论冬夏，或晴或雨，他们都聚集在大学体育馆或会议中心，但这群渐渐沦为文盲的民众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层次——他们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同对古埃及或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了解一样贫乏：76%的大学生不知道《权利法案》的内容，73%的受访者搞不清四十年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手究竟是谁。
有关讨论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一个被剥夺记忆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大家都会纷纷谴责，曾经存在过的受教育的普罗大众如今已荡然无存，但同时，大家又承认这一损失和美国人的精神气质在某种方式上是统一的——没有耐性、充满进取心、急步向前的人民普遍认为过去无关紧要，他们都会认同亨利·福特的那个论断：“历史差不多就是胡说八道。”这真是奇耻大辱，可是，只要佛罗里达州的橄榄球教练还在拿着比大学一整个古典系所有员工还要高的薪水，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我并非不相信数据，只是觉得数据与间接证据不合。州政府里到处都是致力于保护历史遗迹的官员，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传奇剧，畅销书单上也不乏华盛顿、林肯或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而每年夏天，宾西法尼亚州的郊野都会挤满一万三千名志愿者，他们穿着内战时的军装，重演着葛底斯堡战役。
大众对美国历史的偶像化想象是如此生动，但问题在于，美国人认为过去仅是造梦的材料，草秸被编织为黄金，这种历史总是为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制造的神话做好了播出准备，而电视台制造的神话自然有其受青睐的、更为利润丰厚的市场。
那么，如果历史不能为竞选造势，不能吹破华尔街的经济泡沫，也不能为这个国家的战争负责，为什么还要为其用途作辩护呢？简洁的答案来自威廉·福克纳：“历史从未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而如果要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会借助1956年秋天身为美国学生的自己在剑桥大学学到的一点教训。过去的五十六年中，我不止一次将其作为对福克纳命题的论证讲述出来。
早在耶鲁大学时，教授们就曾鼓励我去谋一份历史学家的差事。在他们的怂恿下，我不禁认为自己对当时颇为时髦、列入教学科目的研究论题有着明确的把握。提起某位已逝诗人或失位国王的名字，我就能不负众望地将其与特定的时代精神关联起来：诗人与革命相连、国王则和隐喻有关。
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是的，嗯，他说，我明白，说得不错，不过，或许你愿意抽出点时间来谈一谈十二世纪，比如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如何对应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规划？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潮湿的天气，配着松脆饼的茶，年代久远的壁炉中煤火正旺。在列举完那些早已被强调过的显著事物之后，导师为我俩又各泡了一杯茶，为我端上李子饼，或许还有一杯雪利酒，看起来极为客气。他问起了那些可能被我忽略的、关涉十二世纪的问题。上莱茵河与下莱茵河流域的流通货币各是什么？陆路从巴黎到米兰、海路从马赛到多佛的旅行耗时各是多少？罗马和巴格达，哪一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财富、促生了更大规模的宗教迷信呢？在拜占庭城，罗刹国来的毛皮和基督徒奴隶的要价和出价又是多少？
对这些，我甚至无法给出一个大胆而无望的猜测。那位剑桥导师带着轻微的遗憾默默自语。是的，嗯，他说，你们美国人拥有化约宏大主题的天赋，可我们英格兰这边的可怜亲戚却办不到。你知道，在构建起那些宏伟的框架之前，我们希望至少能粗略地了解一些事实依据。他说，这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并且非常耗时。
在剑桥大学的一年终结了我成为一名历史教授的任何想法——我不愿意学中世纪德语，父母也不愿意为这种学习提供经济支持——不过，这一年倒让我充分地理解了托马斯·杰斐逊那句名言中的真理：“一点点真正的历史是如此难得，因而它永远有价值。”人如果不是生活在由重塑过往而造成的茅屋中，还能生活在哪里呢？除了过去，人还能改变什么呢？未来是不存在的，而此刻则来无踪去无影。
历史是进行中的工作，是持续不断对过去的撰写和重写，这跟那些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奶白色大理石雕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阅读三部讲述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一部出版于1850年，另外两部分别于1900年、1950年问世，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不同的大英帝国。当然，无论是哪部，太阳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在这三部书里，那些观光客必看的景点依然未变：马背上的拿破仑还在滑铁卢那儿，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加冕，南亚次大陆还牢牢泊定在印度洋岸边，只是，我们看拿破仑、女王和印度的眼光不一样了。
每个时代都会修订它对过去的构想以迎合其处境，而总体来说，历史学家总会找到那些验证其论述的史实。历史不是发生于两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事实，它是有关两百年或两千年前所发生之事的一个故事。故事会变，讲故事人的眼界也会不同。
我不是隶属于终身雇用职位的学者，所以我并不关心历史的场景设置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1740年代的巴黎，还是在1905年冬天的莫斯科。我只寻求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对人来说发生了什么、他是谁，以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查阅古代或现代书籍中的记录，你就能够与几千年来人类的各种美德、恶德、动机、行为、痴迷、后果、快乐和悲伤相遇。帝国灰飞烟灭，城镇不断易手，只有人面对自己必死的事实时发出的声音留存下来。历史学家萨拉·贝克维尔在讲述蒙田生平与思想的新书《如何生活》中，借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口道出：“每一个活生生的心灵都是用与柏拉图和欧里庇德斯心灵完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正是这种共同的心灵联合了整个世界，而世界就是心灵。”
如果将历史同时视为自然资源和应用技术来阅读，那么反抗G. K．切斯特顿所说的“那些只是恰好经过历史的渺小而又自大的寡头专制”就成为了可能。切斯特顿的这个观察与乔治·奥威尔的箴言“谁掌控过去，谁就掌控未来；谁掌控现在，谁就掌控过去”是一致的。奥威尔意在论证历史被用作服务于国家的宣传工具，但其实这句箴言更适用于个人。除了自我，这个“谁”还能是谁呢？如果不在历史的阁楼中翻检，人们又怎能找到自我呢？正是这一历史的阁楼为个人心灵的自由和成长提供了空间。远在公元前50年，西塞罗就已经指出这一点：“不了解发生在自己出生前的事，这样的人永远是一个孩子。”
正是对过去的无知招致对现在日益加深的绝望，绝望又带来没有出路的政治营销，竞选广告永远在悲叹失落的黄金时代。通常情况下，怀旧式的推销手段（山边的城市，金黄色的麦浪，雄伟的青色山脉）只是保守现状的发明，后者从一个想象中的昨天借来次级贷款，用来投机一个补偿性的明天。
因此，在2010年的价值观选民峰会（Values Voter Summit）上，米特·罗姆尼才会说：“我们将维系美国作为自由之地的地位……我们敬重实业家、发明家和创新者，我们坚信每一位公民的杰出。”或如奥巴马总统2012年初在国会演讲时说的那样：“我们能够重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其中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收入，每个人都依照同一套规则行事。目前危机四伏的不是民主党价值或共和党价值，而是美国价值。而我们不得不重申这一价值。”
不知何故，美国梦已经被严重地破坏了，竞选术就迎合了人们的这一怀疑。不满的右派、幻灭了的左派，茶党的宣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吁求，所有这些派别都表达了自己被背叛的感情，同样，他们都注意到美国已经告别伊甸园，并向东偏离而去。图书市场上满是将美利坚合众国与罗马帝国比照起来的感伤作品。《外交杂志》在其某一期的封面上问道：“美国完了吗？”而相应的文章则总结说：是的，也许确乎如此，美国因其“不公正”而完结，这种不公正“将社会固化为一个阶级系统，将人们囚禁在其出身造成的环境中”。让我们向哈克贝利·芬说再见吧，而对小说家霍拉修·阿尔杰所塑造的“衣衫褴褛的迪克”来说，再没有什么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上帝和万恶之源的财富都已经外包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
诺曼·罗克韦尔对无阶级社会的描画或许会成为照亮今年总统选举前景的美好明信片，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在那每一盘煨鲑鱼都价值5000美元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筹款会上，低矮平台上的演讲者必定会为从前恩典般的人人平等的逝去而掬泪。筹款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抛弃党派之争，贝弗利希尔斯的舞会厅、俄克拉荷马的招待帐篷都是传递这一信息的好地方。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认为对方应该为挑起全国人口99%和1%之间的贫富阶级战争负责。
或许因为自己出生在所谓的特权阶级中，我无法假装不知道这一矛盾的存在。对美国各位建国之父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们几乎都拥有个人资产，也正是他们建立了一个鼓励人们去获取更多资产的政府。与英国的《大宪章》不同，美国宪法考虑的并不是去分享旷野中丰富的资源，而是赋予人们明目张胆去不公地分配赃物的手段。托马斯·杰斐逊并没有将“人生而平等”的理论，与“金钱，而不是道德，才是商业国家的原则”的实践混淆起来。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富人组成、富人执政、为富人服务的政府——奥巴马受惠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罗姆尼则是从贝恩资本公司这一企业雇主中成长起来的。事实也许让人难以接受，但这并非巧合。在历史的记载中，你从哪能找到一个由穷人组成、穷人执政、为穷人服务的政府呢？美国的组织结构表是可售的，决定它的是金钱而不是贵族的特权、国王的宠幸或上帝的恩宠。十八世纪耶鲁大学的学生是按照他们的社会名望排名的；同样，殖民时期的费城舞会上的舞伴卡、房间里沉浸于一段音乐中的年轻女子也是由金钱构成的礼仪准则支配的。前十任总统中有八位拥有相当于今日市值两千万美元之多的财产（地租、资金、奴隶），而与他们相伴的是两位罗斯福总统、胡佛、肯尼迪、布什父子。在其绝大部分的行政年限内，白宫始终作为金钱的第二个家发挥着作用。
历史上，这个国家无时不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俄亥俄州的煤炭商人马克·汉纳掌控了1896年威廉姆·麦金利对威廉姆·詹宁斯的总统竞选，他如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政治领域内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忘了是什么了。”而我们自己的有线电视评论员到今天仍把这个说法当作新近的突发新闻宣布。2010年最高法院通过了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法案，撤销了市场不准干预政治的禁令，由此印证了那位在1896年被任命为最高法官的约翰·杰的话：“那些拥有这个国家的人，应该去管理这个国家。”
同样，历史上美国也从未在富人和穷人间宣布持久的和平。敌对状态或有短暂缓解，但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道德和社会鸿沟从来没有被填平。自诞生之日起，美国就浸染在繁荣和衰落的洗礼盆中，过去的二百二十五年中，这个国家经历了数次银行恐慌导致的拮据困顿，以及数次趋向崩溃的经济衰退。最坏的结果无一例外地累积到中产阶级维持体面地位之贷款的违约数额中，而那些本要向上一阶层流动的穷人则要为上一阶层的衰落承受代价。
在这个国家的生命中，有那么几个为数较少的阶段，社会被允许重新调整和实验，而无阶级社会就是从这几个阶段获得其可信性的，这包括1830—1850年代以及1950—1960年代。不过大体来说，历史会告诉我们：游戏总是被严密地操纵以使富人受益、穷人消耗，无论前者多么自私自利、愚不可及，后者多么富有创新性或企业家精神。
民主社会高度重视公平，但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如此。对资本主义来说，不公平——贱买贵卖——是游戏之名。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的最初三十年，阶级矛盾为报业提供了它们最好、最醒目的标题：工业化的东部铁路公司的恶棍镇压工人动乱、3K党在南部乡村私刑处死黑人、美国军队在西部平原上灭绝印第安人、平民主义和激进主义运动、美西战争、1919—1920年联邦调查局对共产主义者（以及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或外国人）的围剿、1929年的经济崩溃。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承认美国格局的诸多弊端不是否定其政治和商业的众多完善之处，也不是否定美国人道主义各种慷慨的证明。恰恰相反，民主不仅将矛盾视为其存在的正常状况，还视为其必要条件，而民主这一观念的结构就像是依赖各种相对力量达到平衡的悬吊桥。只要各种压力以或多或少相同的重量彼此对抗，只要有足够的人有足够的勇气维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资本与劳力、男人与女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论辩，那么民主工程就不会倒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继承的真理是如何或为何获得的、以何种胜败比率、以人类何等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我们就会失去这一真理。
历史事件的发展是偶然的，既可能因为天气的转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性格而改变。如果一阵大雾没有在1776年8月30日的早晨降临在纽约港，那么乔治·华盛顿所率领、被英国人围困在布鲁克林高地的撤军就不可能成功地坐船逃离到曼哈顿，而如果这支军队没有存活下来，那么美国革命也就无从说起了。
人出生和死亡不在同一个国家，甚至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乔治·华盛顿的美国不是如亚伯拉罕·林肯所知的美国，更不是那个将艾森豪威尔将军选为总统的美国。在1996年春天参加的第四十届校友重聚上，人们及时提醒了我这一事实。在聚会上，晚宴后的发言者惊叹自从艾森豪威尔1952年竞选的那个秋天我们初次踏进校园后，世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彼时，一个汉堡只要25美分，而杨基体育场的包厢一张票价也只要5美元。他们谈起黑人以前是不可见，现在已黑得清晰可见，谈起同性恋纷纷出柜而靓女扯掉了作为女性拘束物的丝绸衣饰，谈起跨州高速公路系统，超音速空中旅行，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谈起载人航空，越战，肾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水门事件，冷战的终结和互联网。
校友会秘书总结说，还没有哪一届学生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一场社会和技术变革的风暴。直到夜深人静，我才开始核实数据。在1956年我获得学位的那一天，当时庆祝四十周年重聚的人们在1912年就已经踏进了校园，而那一年正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年份。在其他值得一提的事件之外，接下来的四十四年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禁酒令、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经济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和原子弹。
这就是说，如同马克·吐温也曾说过的那样，尽管历史并不重复自己，但它押韵。若不考虑国家间不同的习俗以及时间地图上地缘政治学的重新布局，那么时下正在华盛顿、墨西哥城、北京发生的矛盾斗争——正如罗马帝国编年史中的战争或十六世纪萨勒姆猎杀女巫运动那样——是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之间的冲突，是事物成其为自身的特质与其中蕴含的可能变化的能量之间的冲突。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曾将历史当作“可视为榜样的尊贵事件”与“腐败净尽、应该避免的卑劣事件”的集合。两千年后，在谁也不知道引向何方的路上，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翰·克劳利重拾了这一思想，并暗示道：“过去是新的未来……过去的教训并不简单或独特，（它是）人类可能性的巨大景观，可生产，不可耗尽。”
美国的诸位建国之父对历史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其勤勉程度和其后辈对俄亥俄河谷、跨密西西比疆域土地和森林的攫取不相上下。通过阅读李维、西塞罗、普鲁塔克和塞内加，他们找到了制订其对共和国诸多构想的蓝图。
同样，对古希腊作品的再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学者斯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畅销书《大转向》探讨了这个再发现的过程，解释了《物性论》一书的兴衰命运，后者是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公元前一世纪撰写的一部长达7400行的无韵抒情诗。格雷布拉特以《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为副标题，在很大程度上，他将这一转变归功于1417年《物性论》在一个德国隐修院的重现，其发现者是波吉奥·布拉西奥利尼，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梵蒂冈官员和使徒著作的抄写员。
卢克莱修在他的诗歌中倾注了伊壁鸠鲁的思想。作为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授业讲学的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生命的目的就在于对美和愉悦的接受，而物质的基本颗粒（“事物的种子”）则是永恒的。所有存在的事物——太阳、月亮、水蝇、巴比伦塔庙、母亲与旗帜——都是由运动中的原子创造的，后者以无限多种形式、在无限多种质料中不断碰撞、结合。宇宙由“原子、虚空”组成，“别无其他”。没有来生，没有神的奖赏或惩罚，只有创造和毁灭的巨大骚动，无休止地制造和重造暴君与优伶。
对现代读者来说，原子理论已是旧闻，而对于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基督教将原子理论逐入地狱，将对愉悦的追逐指定为罪恶，将生命的意义定义为痛苦。而通过对《物性论》的重新挖掘，并将之与埋藏在奥维德、塞内加、柏拉图等人著作中的其他资源融合起来，文艺复兴重新拟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它对美即真和真即美等理念的接纳就体现在其绘画、雕塑、音乐、建筑和文学的光辉中。在接下来的六个世纪里，卢克莱修的诗又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蒙田的随笔、莎士比亚的戏剧、牛顿的数学以及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表达。
二十一世纪初，身旁触手可及的形势暗示我们再次重新拟定人与自然之契约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重新拟定在重要性上将堪比促生文艺复兴的那一次。对西方文明的守望者来说，过去五十年来这一点已变得显而易见：地球有限的资源无法支持无限增长——即“美国梦”——的许诺或理论。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和金融危机为主题，在巨大的灾难景观下写着简单的算术（世界人口过多，水、石油、食物、磷等资源短缺）。在阅读了最近关于健康、教育、债务、贫困、国土安全、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全民战争等的政策文件后，我注意到这些文件都趋于同一种意识（即使只是一种模糊的把握，但人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放任自流，全球性消费社会必定吞噬地球。这不是恶意蓄谋，也不是意识形态，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当行本色（métier）：蝎子杀死了背它过河的青蛙，因为它实在无事可做。
政策文件中隐藏的死亡威胁引向这样一种认知：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历史产物，因此，如同校友重聚或毁于地震的古代罗德岛太阳神巨像，资本主义经济也只是趋向重组或虚无的原子的碰撞。一个有开头（在十六世纪的荷兰）、中段（英国和美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结尾（由过去二十年发生在自由市场罗盘每一点上的金融动荡所预示）的故事。西方文明的守望者预感到某件致使华尔街失魂落魄的可怕事件将要发生，而他们到那些人或机器都未曾想到的技术中寻求拯救。在我看来，他们找错了方向。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说，瞻前不如顾后。对这条谚语中真理的领悟告诉我们，为了未来的希望我们更应该展望过去，因为历史就是那只阁楼中的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