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地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反唇相讥。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dot-com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六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爱德华·萨义德在BBC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造比作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从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地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可比憧憬不已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务讨论。
“《时代》对于美国教育的作用大于美国所有教育系统的总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对于亨利·卢斯所创办的杂志的影响力的评价，鼓舞了我曾服务的《经济观察报》的成长。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的出现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虽然我们有时候带有明显的令哈耶克唾弃的“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的气质，不过，比这种轻蔑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自由讨论的气氛。我不喜欢公众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低级知识分子（知识匠人）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没有个体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的差异。我也同意人们通常对新闻业的评价，“它天生追逐权力、金钱与戏剧”。但比起这一切弱点，我们最为看中的一点仍是，我们是否鼓舞起你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