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黑色大萧条

统计数字是些残忍的、冷冰冰的东西。

1932年是经济大萧条中最残酷的一年，根据国家工业委员会的估计美国平均失业人数为1250万，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估计是1300万出头，以及其他地方的预估（根据不同方法以及对失业这个词的不同定义得出的）是在850万～1700万。说这些还不能让人有生动的印象：失业的人们奔走于办公室与办公室之间，或是工厂门口与工厂门口之间；令人沮丧却又不可避免的说法是“一有什么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人们在冰冷的租住房屋里翻阅招聘广告，在职业介绍所门前拥挤的人行道上一天天、一周周地耗费徒劳的时间；用完了储蓄账户中的所有存款，就再借用他们人寿保险的钱，变卖所有可以变卖的个人财产，从越来越没能力借钱给他们的亲戚那里借钱，尝到了不能丰衣足食的苦涩，而最后就是放弃他们的骄傲去申请救济金——如果还可领救济金的话（救济金很紧缺，因为慈善组织也处于困境中，城镇不是已经用尽了它们的现有资金，就是快到用尽的边缘了）。

然而，一些统计的事实和估计还是必要的，帮助人们认清大萧条的范围和影响。比如：

虽然在1932年以利息付出的金钱的数量只比在1929年的时候少了3.5个百分点，根据西蒙·库兹列茨博士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作出的估算，在另一方面，以月薪来支付的金钱的数额降低了40个百分点，红利下降了56.6个百分点，而工资更是下跌了60个百分点（就这样，债务结构还是保持着相对刚性，而经济中的其他元素正在遭受着剧烈的通货紧缩）。

然而，不要认为利息支付的持续以及红利支付的部分持续，就意味着商业就总体而言还是在赚钱的。商业总体上来说在1932年中损失了50亿～60亿美元（政府统计的数字显示，美国所有公司中451800家的净亏损总额是56亿4000万美元）。诚然，多数更大型以及管理更好的公司业绩要比这好得多。E.D.肯尼迪的图表中所列的960家公司的收益被列入“标准统计数据”，上面显示出这960家领袖公司的共同收益超过了3.33亿美元。但是有人肯定会补充说这里所说的“管理更好”是一个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自1929年以来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和加速器使得制造业中单位工时的产出增加了约18个百分点，还因为大量的员工被解雇了。无论什么时候行业的巨头之一要维持它的财政水平，就会匆匆解雇新的一批员工，许多绕道而行的小企业就会更深地陷入赤字中。

当现存的交易缩水的时候，却没有新的交易开始。国内公司股票的发行总额——也就是为美国公司提供资本的浮动的有价证券的发行，与1929年的数字相比，在1932年下跌了大约二十四分之一。

但是冷酷的数字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在1932年的经济瘫痪下人们真实生活的样子。让我们尝试另一个途径吧。

信步走过美国的一个城市，你可能会发现可见的大萧条迹象并不多——或者至少是对于漠不关心的眼睛来说是不显眼的。你可能会注意到许多商铺都没有出租出去，厚玻璃板的窗户上都是灰尘，这是等待被租借的标志；很少有工厂的烟囱在冒着烟；街道上的卡车不再像往年那样拥挤，没有了刺耳的打铆机折磨人们的耳朵，人行道上的乞丐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在纽约派克大街地区，一个人走十个街区的路可能遇到四五个乞丐向他要钱）。坐火车旅行的话，你可能会注意到火车更短了，有私人房间的火车车厢更少了，而且线路上的货运货车也变少了。如果坐夜班火车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只有两三个人在你的卧铺车厢里（相比之下，汽车高速路上的加油站比以前任何时候的都要多，在不景气的那些年里，“中镇”上所有的零售业中只有汽车加油站的生意没有大幅度下跌；因为虽然没有什么人买新的汽车，但那些仍然能用的汽车都比以前使用得更多了，这让铁路公司有些沮丧）。

在其他方面，也许你看来事情都和往常一样在进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现象多数都是消极的，而且并不十分刺眼。

但如果你知道要看哪里，它们之中的有些现象就会开始浮现。第一，就是贫困的地区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第二，那些被人讽刺地称为“胡佛村”的凄凉住宅区（在城市的郊外或者空旷的场地上）——成片的临时窝棚都是用包装盒、铁屑之类的东西建造出来的，也就是任何能在城市垃圾场中努力地挑选出来并捡回的免费材料，男人——有时是整个被驱赶出来的家庭，都睡在窝棚中从废旧汽车场捡回的汽车坐垫上，用油脂桶里的垃圾烤火取暖。第三，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门道里、公园长凳上，在餐馆来回走动寻找别人吃了一半的饼干、面团和任何可以让生命之火继续燃烧的东西。第四，在高速公路上要求搭便车的人数量大增，尤其是在铁路上搭乘货车的流浪汉：一大群漂泊天涯的饥饿大军浩浩荡荡，有点漫无目的地寻找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根据乔纳森·诺顿·雷纳德统计，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929年已经“正式地承认”有13745个流动工人，而到了1931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186028个。据估计到1933年初，整个美国将会有100万个这样的流浪者在沦落四方。在6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有4.5万人穿越了埃尔帕索；堪萨斯市每天有1500个人经过。在他们之中有大量的年轻男孩和伪装成男孩的小姑娘。根据美国儿童福利院统计，大约有20万左右的儿童就这样在美国各地流动。西南部地区货运火车上的搭乘者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很多地方，铁路上的警察已经放弃了设法把他们从火车上赶下来的努力：他们人实在是太多了。

在美国相对富有的人中（让我们定义为是在大萧条前的收入达到5000美元以上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因为薪水减少了，尤其是自1931年以来，分红也在缩水。这些人纷纷解雇他们的佣人，或者把佣人的工资减到最低，又或者在某些情况中让佣人们“留下”管吃管住而不给任何其他补偿金。在许多漂亮的屋子里，以前“从来不做她们分内之事”（这是一个揭露现实的短语）的妻子们也开始了做饭和打扫。丈夫们穿旧西装的时间更长了、退出了高尔夫俱乐部、决定今年夏天可能不去海边度假了、吃75美分的午餐而不是花1美元在餐馆吃，或是花35美分而不是花50美分吃快餐。当那些在1929年对股票市场野心勃勃的人看着现在报纸上股票版面的时候，他们唯一感到欣慰的想法（如果他们现在还留有任何股票的话）就是一两个明智的出售决定竟会导致这样一个经济损失，以至于他们今年一整年都不需要缴纳收入所得税了。

与这些财产在大萧条中仅仅是减少了的富裕阶层的男男女女相比，其他人的财产都算是完全散尽了。在繁荣的郊区等着8点14分那趟火车的人群中包括许多已经失去工作的人，他们跟往常一样去镇上，不仅仅是为了倔强却绝望地寻找其他工作，还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还在勇敢奔波的最前线（在后一种的努力上，他们通常会成功：人们无法想象——当火车就要进站的时候看见他们和朋友聊天，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如何濒临绝望）。人群里有建筑师和工程师是去往办公室的，不过那里已经接连几周没有客户上门了。人群里也有医生当病人付账单的时候，为自己感到庆幸的。琼斯太太每天做她的速记工作，她现在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因为琼斯先生失业了，在家煮饭和照顾孩子（他特别厌恶这样，而且效率很低）。住在琼斯家隔壁的是史密斯太太，她是一位成功律师的遗孀：她曾经一直有份不错的收入，她为自己所拥有的“美好事情”感到骄傲，即便有工作让她去，她也楚楚可怜得让人看着不适合去赚钱；她的资金都已经投进南美债券、联合创始人股票和其他一些同样叫错名字的“有价证券”，而现在她已经彻彻底底地依靠她亲戚的施舍了，她那进口钱包里连车费都没有了。

布朗一家已经撤回到他们郊外的“农舍”中了，并设法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种些庄稼；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返璞归真的生活，但有时候又禁不住地渴望电灯和滚滚的热水，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马铃薯里的虫子（许多城市居住者就这样搬到了郊区，但是他们之中并没有太多人参与到真正的耕种中，只是部分地抵消了从美国农场到城镇迁移的长期运动）。在私下里已经悄悄传开了——罗宾逊一家虽然住着4万美元的豪宅而且一直自由地挥霍着金钱，但他们狠狠地被打击了：罗宾逊先生失去了他的工作，房子不能变卖，他们已经变卖了任何他们可以支配的财产，而现在他们确实开始挨饿了——虽然他们的房子看起来还是像富人的居所。

在经济结构的下一个等级，情况正在无止境地变糟，尤其是在工业界：工厂只运作它20%的产能，或是整个地倒闭了。弗雷德里克·E.克罗克斯顿在布法罗采集的数据显示了这类行业正在发生什么：根据他在1932年11月一次挨家挨户的调查发现，在14909个有意愿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中，46.3%是全职工作，22.5%有兼职工作，而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在每一个美国城市，大量的家庭正被驱逐出他们负担不起的公寓，和其他的家庭搬到一起，直到10或12个人共住3、4个房间；或者颤抖地在一个不暖和的屋子里熬过一个冬天，因为他们买不起煤，每周吃一次肉或根本不吃。有时候雇主发现他们以前解雇的员工看起来并不渴望回到工作岗位（“就算你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他们也不会接受！”），通常原因就是因为恐慌：他们害怕自己胜任不了，这是经济大萧条产生的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一个女职员在失业一年后，有人提供给她一份计件工作，她承认她几乎不敢去办公室，一直处于特别恐慌的心理状态下，害怕自己万一不知道把她的外套挂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找到厕所、不理解老板对她工作上的指示时该怎么办。

可能这次经济大萧条，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它无情的持续，年复一年。曾经是坚定、自重的工人可以坦然地接受几周或是几个月的失业，即使他们不得不看见他们的家庭受到拖累；但如果是一年、两年、三年……那事情就不同了。1932年在公园长凳上蜷缩的、在施舍处沮丧地排着队的可怜的人们中，就是自从1929年底就已失业的人们。

在经济结构的最底层，用两个简短的引用来表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第一，乔纳森·诺顿·雷纳德的《三年萧条》描述了宾夕法尼亚州矿工们的困境，他们在1931年一个盲目、绝望的罢工之后就被赶出了公司：“那些秉持更自由倾向的大城市报纸的记者发现，他们当中数以千计地涌向山坡，三四个家庭一起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窝棚里，靠吃蒲公英和野草根为生。其中有一半人生病了，而没有当地的医生会去关怀这些被驱逐的罢工者。他们都饥肠辘辘，许多人死于那些‘凑巧’的疾病，这些病恰好能让福利机构宣称没有一个人是被饿死的。”另一段话引用自路易斯·V.阿姆斯特朗的《我们也是人》，场景是在1932年晚春的芝加哥：

“在那些苦难岁月中，有一个生动、可怕的时刻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看见大约50个人在为一桶丢弃在饭店后门的垃圾打架。美国民众竟像动物一样在为食物残渣而战！”

人类行为在不习惯的各种环境下总是有所不同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受委派解雇数百人的公司高层主管：他坚持亲自接见每一个人，并且对每个人的困境表示出关心，用不了几个月，他的头发就会过早地变白了。……那个得意地报道大萧条下经济的青年联盟的女孩：她从阁楼里的旧皮衣上切了一块下来，充当浴室防滑垫。……那个因为自己的银行倒闭而负债累累的银行家：他在另一家银行得到了一份3万美元的工作，每年仅靠3000美元维持生活，然后体面地把剩下的2万7千美元还给债主。……那个富裕的家庭输了几乎所有家产，却勇敢地宣称他们已经通过解雇了20个佣人中的15个，“解决了他们经济萧条的问题”，并且一点都不好奇关于这15个人的日后生活。……在雄伟的摩天大楼办公室里，有一小部分公司管理人员为了避免公司破产而在账本上做着手脚。……一群芝加哥黑人在租住公寓门口紧紧地站成一排，为了防止房东的代理人将他们邻居中的一家驱逐出去：当他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还唱着圣歌。……一位曾经的职员，在他出门开始永无止尽地找工作征程之前，裁剪下一块硬纸板，放进他的鞋子里，并且告诉他的妻子，现在这双鞋穿着比以前任何时候感觉都要好。……住在隔壁小公寓里的那个男人已经放弃找工作了，放弃了所有的兴趣爱好、所有的活动，一直坐在那里，表情漠然。

对于即将要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时期。中学的出勤率变得前所未有地高，尤其是在高年级，因为几乎没有工作会吸引他们离开了。同样那些负担不起研究生院学费的大学毕业生仍在继续他们的学业——在他们绝望地寻找工作之后——而不是荒废时间。

经济混乱的影响无处不在。不仅仅是商业受到了干扰，教堂、博物馆、剧院、中学、大学、慈善机构、俱乐部、旅馆、体育组织等等人们计划上的所有项目也都受到了干扰。人们都感觉到了它的影响：礼品减少、会员人数减少、票房收入减少、坏账、薪水都不足以支付抵押借款的利息。

此外，随着商业潮水的退去，许多过去不光彩事情的证据便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比如说，以前在纽约被塞缪尔·西伯利调查的政治丑闻曝光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民中新的改革精神，一股对于体制化贪污受贿厌恶的浪潮。大萧条带来了失败、违约以及对企业功过的考验，因此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暴露。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随着银行的倒闭，公司陷入了困境，会计们明白了也许用其他的方法就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事情：那个住在山间豪宅里深受尊敬的家庭，原来在一直与歹徒狼狈为奸；那位慈善的公司总裁长期以来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下，仅仅是因为他一直向一个他私人操控的联营公司以很高的价格下订单；那位曾经给基督教长老会拉赞助的公司律师，却一直在伪造他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单。而随着每一次这样的揭露，都会迎来一次新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