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胡佛的延期偿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商业在欧洲步伐的减慢，一种慢性瘫痪一直折磨着欧洲的金融。国家和私人的债务曾经看起来似乎是可以承受的负担，而现在却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有什么增加，除非是为了支撑住原来的债务；价格下落、焦虑蔓延、整个体系慢到近乎于停滞。在1931年的春天，这种瘫痪变得更加严重了。

回顾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瘫痪变得更严重的，正是德国和奥地利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建立关税联盟——而试图进行联合，以及法国人对于任何这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奥地利和德国结盟以及巩固它们之间关系的事情，对法国人而言都是极为反对的，那时法国还没有意识到中欧破产的潜在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窘迫中了。当有关关税联盟的争吵更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不稳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不得不向没有清偿债务能力的奥地利政府寻求援助。很快，恐慌就开始了，并且迅速传播到了德国。1931年的5月～6月，资本纷纷撤离这两个国家，外国贷款相继被召回，全面的崩溃似乎已经逼近——这次崩溃可能导致德国民主政府的垮台。因为德国地平线上的那片乌云在1929年看起来还没有一个巴掌大，而现在它却迅速积聚了：希特勒纳粹党员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1931年5月6日，几乎还没有什么美国人意识到欧洲的金融形势是怎样危急的时候，美国驻德国大使正在白宫与胡佛总统吃饭，自从那时起，胡佛就开始担心欧洲经济的崩溃会对美国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脑中酝酿国际之间延期偿付的打算——政府间的所有债务都延期一年偿还，包括德国那时被迫支付的赔款以及它从前的欧洲盟国欠美国的战争债务。然后，胡佛先生就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磋商——与他内阁的成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各驻外大使以及银行家。他一直是一个可怕的工作狂，8点半以前总是在书桌前，吃午饭往往只用15分钟的时间，除非他在白宫有客人要招待，并经常在林肯书房里工作到很晚，而现在，他更加专注地工作了。不久之后，他就草拟了一份临时性的延期偿付声明，他操劳得如此艰苦以至于在草拟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笔头。

然而，他延迟了对这份声明的发布。这个策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而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狂妄自大、喜欢猜疑的法国也可能会反对。如果切断对美国的债务偿还的话，他内心所希望的预算平衡可能会受到波及。此外，这样的一个提议通过唤起世人对国际恐慌的关注，可能反而使它突出而不是缓和。同时，暴风雨在欧洲蔓延开了。胡佛的顾问们恳求他采取措施，但他还是没有行动。他在等待。6月中旬，按照计划他去中西部地区进行一次演说之行（包括在纪念哈丁总统典礼上的那场有点不太愉悦的演说），他带走了这项尚未完成的提议，而几乎每小时都有一次来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传递给他：欧洲的经济崩溃正在加速。

当他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很显然他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就太晚了。他开始给参议员和众议员打电话来提前得到他们的支持。国会正处于闭会期，话务员要帮他联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们——在演讲途中的、在汽车旅行中的、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在丛林深处钓鱼的；有一名议员听说白宫在找他，结果是从加拿大的一家药店里打电话过去；另一位议员在他正准备起身去发表晚餐演说的时候被联系到了。不知疲倦的胡佛连续不断地在电话中向人们逐个解释他想要做的事情——并且还担心消息在他采取行动前会不胫而走。最后，在6月20日那个酷热的周六，消息已经走漏了而他不得不公开那份声明——在没有与法国商议的情况下。

他把新闻记者们召集到白宫，向他们宣读了一篇很长的声明，其中包含他对国际延期偿付的提议以及已经同意这一提议的21个参议员和18个代表的名字。报纸记者们攥着他们的副本，冲向了电话。

当这个新闻传遍全世界的时候，热情、强烈的附和声此起彼伏。纽约的股票市场不断上涨，欧洲的股票市场开始复苏，银行家们赞扬胡佛，编辑作者们欢呼雀跃；一向以冷静著称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撰写了一篇名为《雨过天晴》的颂词，其中将胡佛的提议称为“一位伟人的姿态”；曾经认为（虽然是含糊地认为）政府应该有所行动、而因胡佛的不作为而加以谴责的数百万美国人，现在也加入了喝彩的行列。虽然他们可能对于国际金融形势了解甚少（报纸没有报道相关进展，其所占的篇幅远不及斯塔尔·菲斯福尔谜案那样多），但这是最后的所能做的事情而且他们喜欢这样。出乎忧虑万分的总统意料的是，他似乎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功。这是他总统任期中的辉煌时刻。

只有法国人持反对意见。胡佛派他77岁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去规劝法国人，加上通过越洋电话进行的连续磋商，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在超过两周的耽搁后，法国最终附随和同意了经过修改的这个计划。局面看起来已经得到了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