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四章 秦汉艺术

前221年,强秦最终扫荡了古代封建制度的残余。中国一统于秦的铁腕统治之下。秦王嬴政建都咸阳,自称为始皇帝,在丞相李斯的协助下,他建立起新的国家制度,加强了北方对匈奴的防御,不惜耗费数百万人力,将以前燕、赵诸国的防御城墙连缀成长达2400余公里的绵延不断的长城。他兼并了南中国地区,甚至远及越南东京湾一带,帝国版图得到极大的扩张。旧封建贵族被剥夺了财富,被迫移居陕西。文字、度量衡和车辙都实现了严格的统一。最重要的是,秦始皇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人们头脑中关于古代周王朝的光荣的记忆被有意识地抹除。经典文献被焚烧,如果有人敢阅读或讨论《诗经》或《尚书》的话,将会被处以死刑。尽管暴政残酷压迫了知识分子,但也统一了分崩离析的族群和割据势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延续到汉代,汉代采用了更温和的政策以巩固其统治,今天的中国人仍然非常骄傲地回忆这段历史,并自称为“汉人”。

秦始皇好大喜功,在咸阳建造了空前宏伟的宫殿群。其中一处延绵在渭河岸边,一一模仿所灭六国的宫殿。最为壮观的是现在正在发掘的阿房宫。直到秦始皇死去,其宫殿也未最终完工,就像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一样,阿房宫最终毁于王朝覆灭时的战火。数年前,中国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处早期宫殿的遗址,建于前350—前340年的冀阙可能是商鞅为前代秦王建造的,其复原如图4.1。由于秦始皇一直生活在防范刺杀的恐惧之中,连接众多宫殿的道路两旁都修筑了高墙。同样,他也恐惧自然死亡,所以他不断祈灵于方术以求永生,为了追寻长生不老之药,他派遣一群贵族子女出东海前往传说中的蓬莱仙阁。蓬莱在海上,传说人越靠近它,它离得越远。这群童男童女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到达日本。

图4.1 陕西咸阳冀阙宫复原图,商鞅(前356—前338)督造,战国晚期。

秦始皇驾崩于前210年,他的继承者胡亥的统治更短,也更残暴。胡亥于前207年为赵高所弑,其时楚国的项羽和一度曾为乡匪盗贼的刘邦领导的起义达到顶峰。前206年,秦首都被攻陷。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而刘邦则为汉王。两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四年,最终在前202年,项羽兵败自杀,刘邦成为皇帝,建都长安,史称高祖,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汉代长安宫苑林立,其中包括作为皇帝权力中心的未央宫和皇后寝宫的长乐宫。长安后来成为唐代都城的基址,明清时期不再是首都,规模剧减,成为现在的西安。

百姓对秦的暴政深恶痛绝,因此,西汉统治者采用了清静无为的统治方式,甚至部分地恢复了以前的封建制度。西汉初期还存在着纷争和分裂,到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时期,分裂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儒家经典的研究得以恢复,朝廷的尊严也因此重建。汉代早期的皇帝与匈奴时战时和,而匈奴则趁着强秦衰败,将其宿敌月氏驱赶至中亚以西,同时不断进犯中国北疆。最终,在前138年,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与月氏建立联系,并试图说服他们建立共同打击匈奴的联盟。由于月氏西迁,旧仇匈奴已是远邻,因此对共同抗击匈奴毫无兴趣,张骞无功而返;张骞在西域前后逗留12年,他发现中国的丝绸和竹木制品通过印度传入当地,返回长安后,他报告此事,这必定像后世马可·波罗(Marco Polo)或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旅行一样激起了公众的想像。从那以后,中国的眼光投向西方。中国人在现在的阿富汗以北的费尔干纳(Ferghana)地区进行探索活动,搜寻著名的“汗血宝马”,由此开启了一条贸易之路,将中国的丝绸和漆器带到了罗马、埃及和大夏(Bactria)。往来商旅谈论着当地高耸入云的雪山、凶悍的游牧部落和深山里激动人心的狩猎场景。在世界的中心昆仑山上住着西王母,而与此相对,东方蓬莱仙山上则居住着东王公。

极西一带不仅仅是神话和传说之源,汉代之前,地中海东部地区和“近东”的文化已经透过大夏的游牧社会传播而来。大夏在西接触到亚历山大帝国(前356—前323),在东则与秦国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秦始皇兵马俑坑中所见真人大小的现实主义风格雕塑,以及金字塔状巨大坟丘的突然出现,都表明包括埃及在内的遥远的古代西方世界的文化和艺术的影响,而这些特质在中国本土文明之中毫无先兆。

在西汉最初的两个世纪中,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痴迷于各种神异传说,这些传说故事大多保存在《淮南子》和《山海经》中,两者都是解释汉代艺术神异主题的有用资源。人们为了获得朝廷的封赏,纷纷寻找祥瑞并报告朝廷,文帝之后的每一代皇帝,特别是武帝,都宣称他们亲眼目睹了祥瑞。Wu Hung, “A Sanpan Shan Chariot Ornament and the Xiangrui Design in Western Han”,Archives of Chinese Art 37:38-59.这些吉祥的象征包括白色麒麟、飞马、朱雀、天空落下的石头、奇光异彩和其他奇特的事情(图4.2)。宣帝时期,凤凰就出现了多达15次,而在王莽统治的短短五年内就出现多达500次祥瑞现象,显然这些仅是宣称其篡位合理性的记录。

图4.2 错银祥瑞纹样铜筒,每段长6厘米,西汉,伦敦Giuseppe Eskenazi授权。

随着汉朝的统一,一些地方性的崇拜从民间传入长安,影响了全国的巫师、术士和占卜者。同时,道家信徒们从山林之中寻找可以实现长生不老的仙药灵芝。儒家礼仪在宫廷学者和记录者手中得到复生。武帝本人倾向于道家,但仍然赋予儒家以独尊的地位。

汉文化中丰富多彩甚至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元素——本土的和外来的,儒家的和道家的,宫廷的和民间的——使汉代艺术极具活力,形式和主题变化无穷。汉代艺术的很多主题至今还无法准确辨识,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1987年在洛阳东郊汉墓中发现的一个镶嵌金丝的青铜羽人跪像,捧着两个底座(图4.3)。这种神异人物形象与汉代艺术中的自然主义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关注超自然人物形象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商代,一直延续到六朝时期。

图4.3 青铜镀金跽坐羽人像,高15.5厘米,出自河南洛阳东汉墓,东汉,2世纪。

武帝去世时,汉代中国已经达到势力巅峰。帝国四境平安,强大的军队已经跨越了北方草原;汉人的殖民地广泛分布在东京湾、辽宁、朝鲜和中亚一带。但是,武帝的继承者们却很羸弱,帝国的统治深受宫廷斗争的牵制,外戚和宦官的争斗导致王朝的衰败。公元9年,王莽篡位,在正宗儒家思想的托词之下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如果他的改革能得到忠诚而能干的官僚群体的支持的话,也许会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次革命。但是,由于侵害了既得利益阶层,王莽注定自取灭亡。25年,王莽被长安的一个商人刺杀,他的短命的新朝也随之灭亡。长安城变成一片废墟,宫殿和陵墓惨遭劫掠,长安的居民或死于战火,或濒于饥馑。汉室统治借机得以恢复和重建。东汉,或称后汉,定都洛阳,再一次征服了中亚,强化了对安南和东京湾的控制,甚至实现了和日本的历史性接触。到1世纪晚期,汉朝威名远播,此前已经远迁中亚的月氏在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朝(Kushan),也派遣使臣抵达洛阳。

贵霜将印度的文化和宗教传入中亚。这个地区成为印度、波斯和罗马行省的艺术和文化的熔炉,并进而通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一系列绿洲向中国传播。至迟在西汉,中原人就已经听闻佛教,神话中的昆仑山应当是佛教中的须弥山(Meru)或印度教中的卡拉斯山(Kailas)的汉化结果。此时,佛教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了。67年,东汉明帝梦见“金人”从遥远的西方而来,因此派遣使节去寻找,这是一个后世托古伪造的故事。但是,在此前两年,楚国太子刘英款待了一群和尚和修士,这表明,至迟在那个时代,中国确实存在僧侣团体。不久以后,张衡(78—139)的《西京赋》中就有对佛教的描述。一些学者推断早期佛教的证据出现在东汉时期,它不仅表现为铜镜的纹饰母题,也出现在四川嘉定墓葬中的粗糙石刻浮雕上(图4.4),而近年来,更见于江苏北部连云港孔望山石刻。这些看似为佛教母题的图像是否出自佛教徒之手值得存疑。众多形象可能是被那些对佛教毫无概念的人借用到区域性崇拜,如道教或者其他民间信仰之中。少数形象,如四川嘉定的坐佛形象,应该确凿无疑地属于佛教主题(尽管这个图像的准确年代无法推定)。参见Wu Hung, “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Artibus Asiae 47(1986):263-352。

图4.4 佛坐像,四川嘉定崖墓门楣浮雕拓片,东汉。

直到东汉覆亡之前,佛教不过是众多民间信仰之一。儒家仍然维持了官方正统地位,东汉时期,深受正宗儒家影响的学者和官僚系统急剧膨胀,其中很多人受教于太学。太学是汉武帝于前136年创立的,太学毕业生经过典籍考试,被挑选充当民事官员的候选人。这种制度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对皇帝的忠诚、对学术的崇尚和对古代的尊崇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最基本的指导方针。然而,这些理念对艺术想像力并没有多大刺激。只有在宋代,儒家得到佛教的形而上思维的充实之后,才转变为画家和诗人无限灵感的源泉。

早在西汉时期,那些身怀帝室所看重的技艺的有用之才都集中在黄门,这是遵循《周礼》描述的理想的周代官制设立的机构。其中,等级最高的是待诏,常常随侍皇帝左右。黄门中不仅包括画家、儒士、星相家,也包括杂耍艺人、角力士和吞火表演者。所有这些人都可能随时被传唤,在宫廷内表演技能。画家和画匠的较低等级者,比如那些制作和装饰宫廷使用的家具和用具的人,称为“画工”。此类似机构并不局限于宫廷之中,很多部门也有独立的制造和装饰礼器、武器和漆器的机构,称为“工官”,其中在漆器上最有名的是楚地和蜀地的工官。然而,不久之后,这种制度渐趋松弛。到东汉时期,文人官僚阶层的出现,宫廷儒家秩序的衰败以及道家思想的崛起,都导致这个无名的职业群体的重要性的减弱。到东汉晚期,知识贵族阶层和草根工匠阶层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后世中国艺术的特征具有深刻的影响。

张衡和司马相如的赋文极其生动地描述了长安和洛阳的奇景幻象。尽管诗人可能夸张了长安和洛阳的美景,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得到宫廷和官署建筑的一些基本印象。长安未央宫的大殿就超过120米长,比后世功能相近的北京太和殿正殿还要大。在长安西部,汉武帝修建行宫,行宫与未央宫之间有一条两侧由两层楼高的围墙屏蔽的长达16公里的道路。在洛阳,皇宫分布在城市的正中央,宫室之后是一个巨大的花园,花园里修造了人工湖和假山,皇帝因此置身于美妙的道家景象之中。洛阳城外的其他皇家花园规模更为宏大,里面饲养着各种珍禽异兽,有的是从帝国边远的附庸小邦进贡而来的。这里不时举行盛大的皇家狩猎活动和极尽奢侈的宴饮和娱乐活动。汉赋中详尽描绘了这些奇观异景,有的甚至有设计精妙的机关,带有野兽争斗场景的蓬莱和昆仑仙境出没于烟雾之中,而躲在城墙之上的仆从们扔掷巨石,模仿雷击的声音。山林狩猎之后往往是极其豪华的宴饮,这常常构成汉代艺术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