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周和战国时代艺术

随着幽王之死和都城自陕西迁往河南洛阳，西周于前771年终结。诸侯国越来越强势，东周立国君主平王就得到其中两个国家——晋和郑的襄助。周的国势继续衰败下去，不复有西周的风采，在周临环绕的诸侯强国的巧妙维护下苟延残喘，其价值仅在于维系王室的祭祖，“天命”尚未被推翻。前770—前476年被称为春秋，因为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事件都记录在《春秋》和《左传》中。有的诸侯僭越称王，诸侯国之间分合不定，合则以联盟，分则以战争。他们抵挡住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南下，对周王室仅仅敷衍了事，周王室最终于前256年覆灭于秦人之手。

前5世纪，战国继续相互征战。在北方，晋国抵制了戎狄的入侵，直到前403年，其自身分裂成韩、赵、魏三国。三晋一度与地处华北和东北的燕和齐形成联盟，抵御崛起于西方的危险势力——半蛮夷化的秦国。一些弱小的国家，如黄河下游地区的宋和鲁，虽然在武力上不算强大，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以出产伟大的哲学家著称。在现代江苏和浙江，吴、越先后出现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而中原一带的大片土地一度在来自南方、也是半蛮夷化的楚国的控制之下。楚、秦势力不断膨胀。前473年，吴被越攻陷，而越又被楚攻陷，但秦最终占据上风。前256年，秦消灭了名存实亡的周王室，前223年，它终于击败劲敌楚，转而进攻剩下的国家——魏、赵、燕。前221年，秦战胜齐，中国全境臣服于秦的铁蹄之下。

直到2007年，周王室陵墓仍未被发现。但是战国之一的都城所见丰富遗存可作管窥一例。西安以西140公里的雍城发现的强秦都城遗址经历了十年发掘，不仅揭示出宫殿和宗庙，而且发掘出多达33座大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秦景公（前577—前537）大墓 。其规模超出安阳最大的商王陵十余倍，虽屡遭盗掘，但仍能显示大墓分成八层，层层累叠了数以万计的柏木枋（图3.1），这本是周王室的葬制，但遭到强秦的僭越。多达182名男女奴隶殉葬的遗骸表明，至少秦国仍然保留了商代葬制。

图3.1 秦景公大墓发掘图，陕西凤翔县，战国时期。

正如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数世纪尘嚣日上的政治动荡却伴随着社会和经济改革、思想的发展和艺术上的伟大成就。铁质工具和武器开始得到使用。在历史上，私人第一次拥有土地，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货币的发明：铲币行用于华北，而刀币行用于北方和东方。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学者们纷纷充当说客，游走于那些愿意听取他们意见的统治者之间。其中，最开明的当属齐宣王，他欢迎天下各个门派的学者和哲人都汇集于他的朝廷。

齐宣王的开明实属例外。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约前551—前479）在鲁国不受重用。他的教育被尊为君子的理想：每个人都当克己复礼，不以私利为忧，重礼崇孝，敏而好学，富有智慧和仁心，重视赋予国家秩序和和谐的礼制。但是，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很少有统治者能够认识到这些规则的优势，他们希望在内独揽大权，在外战胜强敌，因此，他们往往对商鞅和法家的权谋之术更感兴趣，而法家思想在秦国集权主义的兴起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不同于孔孟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同于法家的超道德学说，道家提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案，即不屈从于社会和国家，但遵循普遍存在的天地之间的法则——道。老子提出，各种纪律和控制只会扭曲和压抑一个人顺应自然潮流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哲学是对其他任何学派的刻板僵化的反动，同时也是逃避那个时代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回到想像的世界的途径。事实上，恰恰是因为道家提出对万事万物的领悟并不能从书本中习得，中国的诗人和画家插上了想像的翅膀。楚国就是这种新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伟大的神话哲学家、诗人庄子（约前350—前275）出生于楚的邻国宋国，正如现代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所观察到的，庄子的思想非常接近楚国的思想，屈原和宋玉在被称为离骚体的韵律诗谣中倾注了无尽激情，无疑都是楚文化的内核所在。楚国不仅拥有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歌，现存时代最早的帛画也出现在楚国。

然而，在战国时代早期，中原，即山西、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得到中国的北疆缓冲地带上仍然在建的长城的保护。长城最早的部分建造于前353年，它不仅将游牧民屏蔽于外，也有效地将中国人禁锢其中。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对东周时期遗址的关注远逊于对商代遗址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一处周代晚期的重要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在河南新郑，考古学家发现了几座墓葬，随葬铜器展示出从两周之际类似巴洛克式夸张风格到战国时代早期简朴的形式和更复杂的装饰的转变。与此同时，居住在郑州和洛阳一带的农民们多年来一直在盗掘东周王城附近的金村的古墓。据传，出自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器在风格上展示出新郑铜器较晚的风格向前4-前3世纪成熟风格的微妙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众多发掘已经揭示出各诸侯国的奢靡之风。辉县琉璃阁的魏国王室墓葬中至少发现了19套车马（图3.2），显示出商代埋葬旧俗仍然得以延续，但不久以后，陶、铜或木质俑在墓葬中的使用最终取而代之。

图3.2 车马坑，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时期。

金村和辉县的发现都出现于强国之中，但不是所有最精美的铜器都出现在这样的遗址之中。1978年，北京以南发现了几乎闻所未闻的中山王国的王室墓葬，出土了大量达到前所未见的工艺水准的青铜器，以及精致的镶嵌工艺青铜神兽（图3.3）。同样，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一个小国——曾国的墓葬。曾国曾经长期附庸中原，最终可能被楚国吞并。然而，还没有看到任何其他诸侯随葬了如此数量巨大、做工精美的青铜编钟。这些发现表明，不管其国力如何弱小，诸侯不仅将青铜器看成权力的标志，也将其当成向对手或邻国展示财富和文化高度的证据。也许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地位相近的人之间的竞争，中国在统一的秦汉时期，在铜器上反而表现得非常平淡且划一。

图3.3 错银青铜神兽，长40.5厘米，出自河北石家庄附近中山王墓，前4世纪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