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孟子与告子上篇(4)
定与敬
公都子得到孟子教的这一招，又回来跟孟季子打舌仗了，把老师的话重复一遍，可见公都子并不高明，他只是把老师的一套照背。而孟季子这个人并不糊涂，听他讲了以后，对他说：敬叔父，也是恭敬；敬弟弟也是恭敬，可见恭敬在使用的时候，因为“位”不同，对象就不同了。可见敬与不敬，不是在内的；而敬与义之间是在外面，外面对象不同，就有敬与不敬了，可见你老师所说敬是内在的，还是不对。
这一下公都子好像也聪明起来了，他说：那不然，冬天冷，就要喝牛肉汤，吃火锅；夏天热，就要吃冰水。
公都子这句话，仍是有问题的，如果我是孟季子，我就说：你讲的饮食，也还是因为冷才吃牛肉汤，因为热才吃冰淇淋，冷与热还是在外，不是在内呀！
其实，连孟老夫子也没有对徒弟交待清楚，孟季子讲的“敬”是敬礼之敬，是行为的，属于外面的恭敬之敬；孟子所谓的“敬”，是内心管理自己的恭敬之敬。为了一个名词，又在那里争，所以说他们专门把王大娘的裹脚布，拿来两头扯，然后双方都说：王大娘的脚在我这里。
古人学佛的有诗：“心想入定终非佛，人到无求不羡仙。”学佛的人，入了定并不是成就了佛，佛在定与不定之间，虽然打坐入了定，但这并不就是成佛了。“人到无求不羡仙”，人生做到了一切都不求的时候，神仙也不要当。人为什么想求长生不老？因为怕死，遂有所求。这两句诗真好，正如一般人学佛，以为盘起腿来，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定，那是死人，不是定。
人生的人格确定了，例如我决定做好人，不做坏事，那不是打坐可以做得到的。遇到外界的引诱、胁逼，仍能无动于衷，这不需要打坐，而是见地的确定，就叫做定。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的道理，不在外，不在内，不在中间；定者，就是孟子所讲的“敬”。孟子说的内在的“敬”，就是这个定，是人生观点、目的、立场，确定而不变，那就是“敬”。而他们用先斟谁的酒，祭祀先向谁行礼来辩论，根本毫不相干。孟老夫子的学生更不行了，到了外面跟人家辩起来，还是连连吃瘪。
各派的人性论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在中国文化哲学中，这里是讨论人性的基本重要问题，人性是善的吗？是恶的吗？或不善不恶的吗？
孟子的学生公都子向老师请益，他说告子的意思说，人生来的时候，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
另一个说法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这一个观点，牵涉到历史哲学，牵涉到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它的意思是，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因环境引诱而为不善。
这一个观点就很奇怪了，以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环境在影响人，人性本来无善恶，但受时代、环境、物质的影响而变。这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在《孟子》一书中没有说明，只是说有人如此说而已。但是，假如以佛学的名词说来，人性的善恶是“依他起”的，受时代、文化、环境等等的影响，就是属于“依他起”。而这一派主张的人也说：当时代太平的时候，如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上面有最好的领导，有最善良的政治，是安定的时代，所有的老百姓跟着都好善；而同是周朝，在周幽王、周厉王主政的时候，由于暴虐之故，政治最坏，社会最不安宁，国计民生都艰困的时候，全国人民受影响，也都残暴不仁了。
这一派以这样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人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的理论。
公都子又说，还有另一派理论主张，原则上很难确定人性是属善，或属恶，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是性善，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善的。所以，像尧是一个圣人，而当尧这样的圣人当皇帝，也是圣治的时代，是良好的环境，可是仍然有坏人，例如舜的兄弟象这样的坏人。他又说，瞽瞍是舜的父亲，瞽瞍夫妇都不大高明，瞽瞍非常顽劣，他的太太也是非常泼辣的女人，像这样的父母生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大善人。这与现代的遗传学有关，在社会上常常可以看到，善良的父母生的儿子喜欢捣乱；而霸道横行的父母，生的儿子反而很善良。如果将遗传学与佛学合并起来研究，在佛学中，名之为“增上缘”，意思是说人的善良或不善良，父母的遗传因素，只是一种“增上缘”；他本身自前世带来的为“亲因缘”；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连续下去为“所缘缘”；循环不已，轮回不息为“等无间缘”。这四种缘合起来，就是因缘。
公都子继续说：有一派认为，以尧这样圣人为君的时代，会有象这样的不良子弟；以瞽瞍这样顽劣的人为父亲的家庭，会有舜这样的孝子圣人；以纣这样暴虐的领导人，他的叔父微子启、王子比干等，原本都是贤良忠烈的人士。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时代不善良，领导的君主往往残暴不仁；但这残暴的君主，却都是第一流聪明的人，武功好，力气大，头脑聪明，就像纣王。又如李后主，词写得好，其他帝王如果和他比较文章，连当他的学生都不够资格。所以当赵匡胤看了他的词以后说：李煜，你如果以作词的聪明才学，用在政治上的话，哪还有我的天下！
这一段举例，只说明在一个家庭之中，有好的人，也有坏的人，可见性善的，性不善的，各人不同，并不完全是遗传因素。
公都子举出三派不同的主张后，问孟子说：老师你主张人性是善的，难道他们的理论都错了吗？
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论语》中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说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其不善，是由于历史的背景、时代的环境和种种客观因素影响所致。不过孔子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人性，是父母未生之前，或父母生出来以后。但是，我们记得告子说的：“生之谓性。”人性是由出生以后开始的。
几千年来大家都讨论人性问题，但因所用的事例、数据和理由，都是把形而下行为的性善性恶，扯到形而上的本体去讨论的，所以永远说不清楚。
告子这位当时的哲学思想家，虽然他的研究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他下了一个界限，所指的“性”，是人出生以后的人性。并没有讨论宇宙万有最初的人类从哪里来，或者第一个人是好人或坏人，或者第一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因此问题就大了。总之，这一界限，使问题始终没有讨论到哲学最高的中心上去，后世就以人性善恶的问题，在这界限内讨论。从哲学与科学的立场看来，这种讨论只是“隔靴搔痒”，永远抓不到主题，可是对于文化思想，却发生了极重大的影响。
“性无善无不善”是告子说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另一派说的；还有一派说“有性善，有性不善”。其中谁是谁非，很难断言。不过韩非子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也说有三派理论，和孟子这里所说相似。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认为善良是受教育而成，所以强调教育的重要。
“人之初，性本善”，读过《三字经》的人都知道，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习就是习惯、习气，人性本来是善良的，是后天的习气搞坏的。这两句其实可以不用相字，而成为“性近习远”，本来原始的人性是接近天然天道，是善良的，因为人的习惯慢慢学坏了，而且越来越坏，也就离天道越来越远了。
根据西方文化的宗教哲学，如做彻底的研究，《新约》《旧约》中讲到人性，说是亚当在伊甸园中，吃了一个苹果就变坏了。而佛法中没有说世界是谁创造的，至于世界上的人种，是天上来的，与中国上古史的说法相同。佛家说，地球与另外的星球，经常有交通来往，光音天的人，本身就放光，在空中飞行，但是到了地球上，吃了地味以后，身体就加重了，不能飞回去，就留在地球。所谓“地味”就是食盐，又经过许多年后，才有男女婚姻。所以不是吃苹果吃坏了，而是吃地味吃坏了。
中国道家的说法又不同，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但上古神话都是说，上古的圣人是从天上降生下来的。例如说尧，是他母亲梦见黑龙，有了交感而怀孕生尧；又如一个母亲，踩了一个巨人的大拇趾印，心灵得到感应，便生下了圣人弃。种种说法都认为，是人天相互交通的世界，人类与太阳月亮这个系统，本来离不了太远，后来大概人类越来越坏，就离日月越来越远。就科学上言，道家的一些说法，理由也说得通。这些都是与人性研究有关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的本身，在这里无法作深入的探讨，只好暂时搁置，不要扯远了。现在我们看孟子如何答复他的学生公都子。
人的四种心理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孟子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天性中有真正善良的性情，人有真性情，就是至善，善行是由真性情来的；没有真性情的人，如果说他能行善，应该是有问题的。
学科学和学哲学的就要问了，什么样的感情叫做真性情呢？喜、怒、哀、乐都是情；生气、流泪、笑，也都是情，哪一种情是真性情呢？在心理分析上又是一个问题，须另外去解说了。不过孟子认为有情就可以为善，为忠臣、孝子，作好人；换言之，世界上的好人，一切圣人，都是有真感情的人，这才叫做善。
因此，孟子的说法，有真性情就是至善。注意“性情”这两个字，它是从《礼记》中来的，在文学中，对人物的描写，往往说某人为性情中人，或某人有真性情。真性情不是假性情，是天真的性情，中国古代这种人很多，例如忠臣、孝子，像文天祥、岳飞、二十四孝的人物等等，都是所谓真性情中人。孟子所谓的情，就是指这个真性情，当然与真性情相对的是“假性情”，那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人有真情，就有善意，而表现出善的行为，这就是善。可是有时候人会有不善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好否，或头脑好坏问题；更不是说投胎的时候，随便抓了一个猪脑、狗脑到头壳中去，出生以后，因而成为不善。这里孟子提到的四种心理：“恻隐之心”，看见一点可悲之事就掉眼泪的，所谓妇人之仁；“羞恶之心”，对一些事感到脸红，而厌恶不为；“恭敬之心”，对某人某事非常恭敬，如小孩到了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庙宇、孔庙、关帝庙、妈祖庙等，都会下拜；“是非之心”，就是辨别是非的心理。这四种心理，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是孟子学说中所讲心理上的四端，就是四种心理的大现状。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这四种心理，这是对的，不过我们研究动物学，动物有时候也有这四种心理。有时给一根骨头喂狗，同时骂它一声，它会望你一眼，然后走开不吃，这就是“羞恶之心”。如果把动物的心理加上去看，那么佛学的说法就对了，就是说，一切众生的心性有相同之处，不是只有人类才如此伟大。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只提出来给大家注意。
孟子说：扩充了人类的“恻隐之心”，就是“仁”；扩充了“羞恶之心”，就是“义”；扩充了“恭敬之心”，就是“礼”；扩充了“是非之心”，就是“智”。这是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四端，人性应该是具备了善良的、光明的、庄严的一面。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受外面事物的影响而来的，而是人性本来就有的。所以，欲求仁心仁道，向内求就得到了，如果不求，就失去了。“或相倍蓰而无算者”，其间得失的差别，有一倍至五倍之多，甚之难以计算。（古代加一倍为倍，五倍为蓰。）所以人的心理，由于时代等等各种影响，不知内求仁心仁道，反而把善的天性变成不善良了。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说到这里，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来告诉学生。中国古人讲学问，不讲是自己的创造；不像现代的人，要推翻别人的，而标榜是自己的创造。中国古人虽是自己创造的学说，也是受古人学说的影响而来的，所以总讲一个根据。这两种态度，两种方法，完全不同。在我们这一代，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引用了别人的话，如果不注明是来自某书或某人所说，就叫做偷，脸都会羞赧；而现代的人，是将别人的话全盘偷过来，据为己有。这也是时代的不同吧！
孟子走的是历史传统文化的路线，他举出《诗经》上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天生了人就有人性的法则，有物就有物理的规律，人性在秉赋上，所喜欢的是善良，有道德感。
道德观念，西方与东方不同，古代与现代不同，表达的工具言语文字也不同，但道德的作用是一样的。如孝顺父母，西方人也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与形态不同而已。中国人以奉养父母为孝，假如物质上奉养，精神上怨怼，比不养还差；西方小家庭制度，虽然父母不生活在一起，而心理上的恭敬顺从，还是一样的，所以人性上好道德的心理是相同的。
他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古时候作这首诗的人，是有道的，人类的人性与自然界的物理，自有其天生的规律，人性的善良，就是自然法则，就是人性的规律。
现在我们来讨论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所提出当时对人性问题研究的三派主张：告子说，人性无善无不善；另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都是受环境影响；第三派人说，人性有生来是善，生来是不善，不一定受环境影响。在孟子答复公都子的问题中，说了半天，还是强调人性是善的。但是在所有的辩论中，最可惜的，也是我曾再三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人性之先天与后天的界限分不清楚。他们所讨论的是善或是恶，到底是人出生以后，还是出生以前的人性？在宇宙万物没有开始以前，是唯物的或是唯心的？宇宙万物又是怎么来的？如果讨论到这种形而上的问题，那么各方面所举的例子、资料不够充分，有许多更是辞不达意，站不住的。如果所讨论的范围，只限于由父母生下来以后的人性，那还勉强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