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带一路”与外交转型
为了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与实现中国梦，新一届中国政府推出了“一带一路”对外战略。那么，如何衡量中国崛起的程度？中国下一阶段面临哪些挑战？“一带一路”到底表述为战略好，还是表述为倡议好？如果是战略，这一战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为推行“一带一路”，中国的外交方略、外交决策机制、对外话语体系应该如何调整？海洋利益如何确定？如何理解亚投行的角色与功能？APEC在中国外交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还有，周边大国之间的交往，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这是我们在这一部分探讨的问题。
1.1 中国崛起的标志
核心观点：中国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而不是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
中国正在跑步进入“一带一路”时代。如何评价名为倡议实为战略的“一带一路”，已经摆在每一个战略研究者的眼前。
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天下治理理念的大调整，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变为“走出去、和平建立各种共同体”，而且是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也就是说，从在自己家里埋头“修文”，转为到别人家里帮助“修基”（指代互联互通，也包括其他投资项目，以第二产业为主），而且是和平方式（区别于搞砸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输出革命），这是几千年来的一大巨变，但属于一种适时的转换，有助于中国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转变为综合性全球大国。
作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制定的对外总体战略，2013年是“一带一路”规划年，2014年是布局年，2015年则是落实年。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亚信机制与双轨思路，经济领域的几个经济走廊（孟中印缅、中国—巴基斯坦、中蒙俄）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领域若干海陆大通道的规划，贸易领域的亚太自贸区倡议，金融领域若干实体的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以及规划中的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这些国际机制或构想，或由中国倡议建立，或由中国发力推进。而人民币国际化、高铁进军海外，则为此提供了现实的例证。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亚投行（应该叫亚基行），其创始会员国报名之踊跃，远远出乎美日之意料。隐隐然，亚投行有变成亚欧开发银行乃至“第二世行”的势头。而且，中国的GDP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可能性很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可以开始替代美国构建自己的国际体系，并且首先从经济领域、周边国家、加上某些全球功能领域开始？这就需要评估中国崛起的限度与崛起的标志，从而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首先是经济秩序）的重建提供比较理性、客观的参考坐标。
中国的综合国力可以超过美国，但在全球的影响力难以取代美国。中国实现崛起的标志（即实现中国梦的标志）是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而非全球影响力超过美国。这是第一个判断。
基于上述判断，以及中国比较优势在第二产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资金、国家动员能力等方面，服务业方面还属于待开发的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也不足等现实情况，中国把欧亚大陆尤其是周边国家列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实施区域，无疑是明智的。
但还应该注意到中国优势中隐藏的不足：国家动员能力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格局，使得中国的风险抵抗能力更高，可以进入一些高风险国家、地区与项目，如伊朗、10年前的伊拉克、20世纪90年代的苏丹、现在的南苏丹，以及接手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项目。中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也取得了不错的效益。但是，南苏丹的现状表明，风险依然存在。而且，油价下跌正在使得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项目面临巨额亏损，有可能吃掉历年来所获得的收益。如果是私人投资，可能会出手阿克套项目等，但国家项目不大可能。
中国的资金丰裕，主要是3.65万亿美元（截止到2015年7月底）的外汇储备，是为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的资本金主要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中央政府的情况其实也类似。外汇储备是虚拟政府收入，持有是有成本的。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可以当作不必偿还的对外资本使用（至少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部分是如此），中央政府能微微任性地使用的也就是这一块。但如果资本项目放开，经济下行导致外资流出，外汇储备大规模减少，压力将传导到基于外汇储备的投资领域与项目。而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周期长、获利能力差，又多是在经济比中国落后、政局比较动荡、腐败普遍存在的地区实施，项目管理无法与私人投资项目相比。因此，有可能出现大批量的烂尾工程。这将严重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持续性。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海外中国”投资项目应该逐步变为以私营企业为主。有必要现在就开始为此建立一系列措施：加大对华为等公司的支持力度，探讨海外项目私营公司承包，丝路基金中对私营项目的支持比例逐步扩大，考虑建立国际合作署。
回到亚投行，笔者的观点是：投票权比例可以降低，乃至20%，但否决权不能让，除非美国放弃在世行与IMF的否决权。这叫有样学样，现阶段的中国没必要羞于承认。
总体上，参与国际政治秩序、安全秩序、文化秩序等构建，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置喙。“着眼周边地区、侧重功能领域（经济为主）、保持适度开放”应该是指导思想。亚投行为此开了一个好头，亚信应该跟进，亚洲文明对话应该是下一个发力点。
（本文以《中国崛起的标志：国力还是影响力？》为题，发表于《中国与世界观察》2015年第2期。英文版以“The Indicator of China's Rise: Comprehensive Power or Global Role? ”为题发表于《共识网》201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