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特写(7)
这所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气势恢宏地稳踞于市中心。门诊大楼大片采用玻璃外墙，映射出幽蓝的光，大门边的外廊沿路贴着各科室专家名医的大幅标准照。佑振快步走过整溜庄严微笑的白大褂，转弯拐进大门。门诊大厅设计成挑高五层，用玻璃封顶，正午的阳光直落下来，把地面来往穿梭的人压得更矮。
医院从来就不是让人舒心的地方，对佑振来说更是。他从小就害怕体检和看病，每次一走进医院，全身就不自觉地缩紧。
坐在对面的专家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头顶微秃。佑振看不清他厚镜片后的眼神。医生接过护士递来的一沓检查报告。他看了很久，右手捏着眼镜腿，盯着报告单越凑越近，眉头拧了起来，一直没有开口。
佑振很紧张：“不会得了绝症吧。”突然，医生扯下眼镜，抬起头。佑振感觉到两道发亮的目光直逼过来，
“你是个男的，”医生盯着他，“你知道吗？”
医生离开座椅，轮番拎出一页页片子、化验单，亢奋地比划解释：“你这叫两性畸形”，“这个阴影就是隐睾”，“你看你的染色体，你是45XY”……
佑振默默听了半晌。然后他站起来，打断说：“我有点事，先走了。”他扭头走出诊室，一路小跑，冲下四楼，一口气走到了医院大门外的马路。路边有公共座椅，他不自觉地坐下去，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天气很热，太阳烤得头顶和背发烫。第二根烟快抽完了，佑振突然发现，医生刚才说的话自己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踩灭烟头，转身一步一步走回医院，再次推开诊室的门，医生仍坐在那里，平静地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
出医院时已是下午3点。佑振忘了坐公交，也没有打车。他沿着主干道往家的方向走。公路上穿梭的车辆制造出持续的噪声。他在人行道上走得很慢，从一块树荫走到下一块树荫，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公交车站。日头从高处往下沉，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遥远的正前方，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亮了。这是2012年8月，夏日炎炎。
佑振掏出手机，给朋友沐沐发了条信息。
沐沐和佑振认识好多年了。她是个拉拉（女同性恋者），性子爽快，是个热心人。一年前，沐沐参加了某同志机构开办的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她刚拍摄完一部跨性别的纪录片，佑振是那部片子的主要人物。
佑振在手机里给沐沐输入了一行字：“医生说我是个男的。”
二
二十多年来，性别问题一直困扰着佑振。
他的身份证性别为女，在家是女儿和妹妹，在学校是女同学。但佑振从小就很困惑。6岁上小学时，有次课间去厕所，他像男孩们一样走进了男厕。老师喊住他：“走错了！你是女生。”女孩身份带来的不适似乎从来就没断过。
读中学时，佑振喜欢男装打扮，比学校里的男孩更帅气。他很清瘦，穿仔裤T恤。头发剃得很短，刘海斜盖住半个额头，下颌有硬挺的棱角。他眼睛大，眼尾却上飞，很深的双眼皮盖住浓黑眸子的上缘。于是不笑的时候透出有点凶的严肃，就像压着眉头向前凝视。
学校有很多小女生明着暗着花痴他。他走在走廊上，跟在后面的女孩们就兴奋地窃窃私语：“就是很像男的那个”，“超帅的”。佑振厌烦背后的叽叽喳喳，扭头瞪她们。女生们一吓，更兴奋了，哇，好酷！
佑振没想耍酷，他只是一直不高兴。没有人知道佑振心里隐秘的苦楚。他是全班闻名的憋尿狂。他竭力避免在学校上厕所。体育课跑出一身汗，口干舌燥地喘粗气，也扛着不喝水。填写表格时，性别一栏，他怎么也不肯填上一个“女”字，班主任也习惯了白他一眼再给填上。偶尔老师扫一眼看到那个空格被他填上了，就直接甩张新表勒令重填——他一定侥幸地写了个“男”。因为过于厌恶自己的身体和外形，他也几乎没有跟同学的合影，甚至在大学毕业合照那天落跑。他恨夏天，不能忍受单薄衣衫显出的胸部轮廓。
到了大学，积年累月的别扭和难受导致了长久的失眠、抑郁。他去求助心理医生。去之前，佑振先自行做了长久的心理建设，狠下决心，一定要跟医生倾吐实话。结果医生一见面就亲切地说：“这么秀气的男生啊，南方的孩子吧？”他到嘴边的话又一下吞了回去。三个疗程过去，除了得到一个中度抑郁的检测结果，一切如故。
只要有机会，佑振就想离开。到了大学后期，佑振终于通过学校的交流项目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似乎什么人都能见到。有一天，他走在人群熙攘的小商品市场，目光被两个挺胸扭臀、蹬着高跟走过的女人吸引。她们太美了，妆容妖艳，大长卷，超短裙，高挑个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佑振看得呆了，不觉跟上前，听到她们说话竟是低沉的男声。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变性人。
回到住所，佑振立刻上网搜寻变性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法——跨性别。以前，他只听说过“人妖”。他还查到，跨性别里，也有想从女人变成男人的“女跨男”。他们以“兄弟”自称，不少人打雄性激素、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外观和身体，希望变成男人。佑振多年的愿望，正是变成男人。他进一步找到了跨性别QQ群，发现竟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
2010年佑振回国求职，外形和穿着让他的职业经历变得艰难。他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面试一次次受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翻了几百份报纸，找出字体、大小都几乎和护照基本信息页一样的“男”字，贴上。用复印机复印，翻印复印件，再翻印……几遍下来，护照复印件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
2012年3月，沐沐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拍摄跨性别者中的兄弟——女跨男者。拍摄一波三折。第一位被拍摄者打算开始新的生活，拒绝了拍摄。继任的兄弟在做手术的医院院长的半逼半劝下，也不愿再参与。院长说：“这么丢人的事你还让人拍，不怕影响以后生活啊。”
拍摄陷入了僵局。沐沐不太知道如何跟跨性别者接触，担心说话举止出错，一开始就拉来佑振帮忙。他常帮着跑腿打杂，也出镜，和被拍摄的兄弟聊生活。他比沐沐更知道该聊什么。那时，佑振已经一年多没有稳定工作了，在一个路边大排档给朋友帮忙。沐沐和佑振商量，由他来做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佑振考虑再三，答应了。
片子里有个“出柜”的场景设置在了一家火锅店。那是一个晚上，几个朋友一起在那里聚餐，沐沐说，今天就在饭桌上顺便聊聊跨性别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吧，比如工作。大家嘻嘻哈哈好几次笑场。热菜啤酒下肚，朋友们聊开了，也就忘了架在一旁的摄像机。
“你们知道跨性别吗？”佑振说，“我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工作，是社会，这所有的压力……这种不公平，简直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就在前一天，佑振得知有个兄弟在手术中大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了。说到这里，佑振突然停了下来，眼眶红红的，喃喃道：“路太难走了。”
三
从医院出来后的那个夏夜，佑振终于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个男人。但如此一来，沐沐的那部纪录片成了问题——佑振不再想以跨性别的身份曝光。纪录片已经结束全部拍摄，进入到剪辑阶段。佑振却突然被一个新的身份砸中。他没办法跟沐沐说清楚状况，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自处。有一阵子两人互相都不联系了。
佑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变化。
他经常回想跨性别那几年的经历。注射激素很疼。他打双倍的剂量，急切地改变身体，长出胡楂。油性试剂注入缓慢，他把几厘米长的针头扎进大腿，龇牙咧嘴地推针要持续五六分钟。公交车上他插着耳机。坐着的乘客掩着嘴，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还是充斥入耳。他们观察他的汗毛，盯着他的喉结，赌他是男是女。佑振的羞愤最终爆发，扯下耳机跟人对骂。体内本就偏高的雄激素再加上注射的外用激素，已累积到严重超标，而他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杯咖啡下肚，诱发激素超标的后果。他心脏猛跳，喘不上气以致昏厥，才被室友送到医院。医生警告他，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边上有人掐人中掐醒，否则非常危险。
这些经历转眼成为过去式，却依然货真价实，不可磨灭。佑振想，那部片子也是个见证，他终于同意纪录片公映。
2013年，纪录片如期在荷兰大使馆首映，日子定在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大会议室坐了一百多人，投影仪将影像投映到白色幕布，虚焦的画面逐渐清晰。佑振走上一座桥，跨越马路。影片开始，佑振对着镜头，讲述起自己激素过量休克的经历。
佑振和沐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片子放到一半，佑振听到身后一片低低的啜泣声，后排的观众悄悄递来纸巾。佑振也没绷住。
很多人都哭了。茶歇时，一个老师流着泪跟佑振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苦。”她抽纸巾擦泪水，又抽一张递给佑振。两个人对着哭了一会儿，老师说，不要再折腾自己身体了，都那样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佑振心凉了半截，世界上果然还是不存在感同身受。
放映之后是主创分享，佑振和沐沐坐到台上，面对观众。他向观众做了补充说明，解释自己近期身体检查的结果，他说他应该是个双性人。观众的反应跟沐沐和佑振预想的一样——没有反应。
跨性别原本就是LGBT里的少数，其中的“女跨男”更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佑振的情况再拐了个弯，他现在喜欢男人。一重又一重的，已经让观众反应不过来了，再加上个闻所未闻的“双性人”，观众完全懵了。
其实佑振自己也没办法跟人解释明白。但很快，他遇到了能说清楚的人。在北京的一场《兄弟》放映会之后，佑振见到了丘爱芝——指代丘爱芝，不能用“他”或者“她”，使用“TA”最为准确和尊重。TA没有男性的外生殖器，但平胸，也没有月经。
几乎每一个寻找同类的双性人都会找到丘爱芝。TA是台湾人，是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公开现身的双性华人。丘爱芝不到一米五，小男孩的身形，衬衫长裤的中性休闲打扮。见到佑振时，TA亲切地笑着，走上前，张开双臂，踮起脚拥抱了有点紧张的佑振。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拥抱，”佑振说，“TA那么瘦小，但力量好大。”
四
出于去污名化的目的，丘爱芝从“双性人”、“间性人”等几个不同的叫法里挑了最不好听的“阴阳人”来指代intersex人群——无法根据染色体、性腺或是外生殖器一刀判定男女的人。
阴阳人普遍畏惧医生和医院。丘爱芝说，这种恐惧也许从小就种下了——那时TA们不得不暴露生殖器、被动接受生殖器手术。“小baby很痛，但TA又不会说，谁care小baby痛不痛啊。”
孩子的主体性往往被直接遗忘。依照现代医学对阴阳儿的处置惯例，阴阳儿最好在2岁左右、性心理认同完成前进行性别指定手术，指定权在父母，而父母的依据一般就是代表权威的医生。当事的阴阳儿只能接受——反正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处置惯例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能成功完成变性手术之后。手术的目的是，把孩子以异性恋为依归进行“矫正”，或者，仅仅是为了可以把孩子归类为男或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