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辞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因此在外交方面面临的困境成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出评价。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极，参与得更多。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其规模已大为减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它众所周知的国内外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相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到毛泽东得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之路的结论为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毛认为，苏联外交政策走上了这样的歧途——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和对中国奉行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全面敌视——其原因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蓄意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60年代初，中国在九篇论战文章中把上述问题都明确地列为克里姆林宫的罪行。

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上的和经验主义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问题。按照毛的逻辑，苏联一贯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实质性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已逐步复辟了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因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团体，具有以垄断国家财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的阶级的所有特征。由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又由于个人不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倒退的原因必定是，在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即俄国的过去）对经济基础的重大影响。由于苏联是第一个因而也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就有机会在那里泛滥。若果真如此，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发生同样的倒退，其表现特征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虽然其程度要浅得多。具体来说，修正主义的迹象在中国也该显现出来了，因为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十多年了。

毛泽东一直是个信奉实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上述逻辑推理（其证据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随处可见）后，即转入经验主义的领域以求得证实。他自然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并确信他的同事们——他们负有发展地域广阔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的重任，而运用的是极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组织方法——平时的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的及思想意识的行为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即是说，毛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修正主义。我们可以从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他的妻子江青、林彪以及其他少数几个除外）的行为的日益不满中，追寻出他的这种看法的轨迹来。

1965年初，毛断定只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且发动得越早越好，以免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毛确曾准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成为“文化大革命”。为此，寻找个人的或阶级的盟友、确认国际形势对中国仍然有利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为实现第一个目标，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负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宝书”，并帮助学生组建红卫兵；开始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变成进行阶级斗争的一支特殊力量。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实际上，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活动上。

然而，在毛处心积虑决定把中国推向极端的时候，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了。自肯尼迪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南越政府以来，越南的内战日趋激烈。1964年夏末的北部湾事件和美国对北越油库和海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使战争进一步升级了。林登·约翰逊宣称不进一步扩大战争，而是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他并以此为政纲于1964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如此，当越共军队在波来古成功地袭击了美国顾问的住处并摧毁美国飞机后，美国总统乘机恢复了对北越更为猛烈的定期轰炸，并增加了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的数量。轰炸持续不断，美国似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对中国而言，最急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它曾向世界表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样）？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还有一个次要问题是，如果要共同保卫北越，中国需要（如有可能）苏联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尤其是1965年2月美国发动空袭之后，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北越。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自己贬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战斗将遭受严重挫折。

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65年初，苏联召集的有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抵制），而中国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个万隆会议）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为此，中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国。其中的关键有两点：（1）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2）有效地武装越南人，让越南人靠自己力量抵御美国的军事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都作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美国的保证就是从这项默契中得出的。虽然到1967年才得以完全确认美国不会入侵北越，但在1965年夏，这一点就比较清楚了，即美国很可能会把地面行动局限在南越，华盛顿已理解并时刻留意着中国发出的警告。武装越南人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中国需在华南新建机场，提高军工生产，把产品运给北越人，帮助河内进行军事训练，与河内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把配备防空师的5万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派往越南等等。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与克里姆林宫作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间表无疑被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乱了。本来应该在1965年夏天就发生的事情（即“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至11月份才得以发生。内部两个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顺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项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则希望看到党内的对手们如何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的任务。由于同一班人马同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事态，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为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回到了中立立场，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此外，1965年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国家的惨重失败，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间。

观察家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1965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了许多分析研究。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确实发生过争论，但有迹象表明，毛在1965年夏就可能已经确认：中国无需担心美国对北越的入侵；传统的人民战争模式是可行的，定会在越南最终证明它是成功的（虽然增加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

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毛对付两派的策略很相似，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性的逆转，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9月初林彪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文章观点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经典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界农村”，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情况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然而，联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利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助手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又在外交政策方面活跃起来。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一项：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提供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把俄国人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别人，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很快就支离破碎。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责难，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感到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他们发现苏联总理柯西金横插一竿，在塔什干为印巴冲突进行斡旋，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理性地说万事开头难，付学费是正常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几天之内砍了几十万人的脑壳。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立马遭到巨大的损害。扬帆出征的中国革命政策航船就完全失去了的助力。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几件乃趋势发展所致，中国无力控制。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无法坚守的外交阵地上后撤的借口。自从跟俄国人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毛就把中国引入这个阵地。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手里仅有的政策工具——巧舌如簧——就是唯一必要的工具。

而且，在1966年初中国遭遇致命的打击。这打击几乎成了中国假革命角色的注脚。第一件，达荷美（今见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此人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一边（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卡斯特罗留在苏联阵营内，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加纳左派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声称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按原则制定的，是最纯洁的。毛自圆其说之词居然使他免遭难堪，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