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是按下述两个设想制订的：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如此异想天开）；也就是说对外事务不会发生需要中国对外交政策给予过多注意或者发生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将其国内问题与对外事务人为地完全分隔开来期间，内外问题，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点都反映在北京的对外立场、政策和行动上，只是程度上打了一个大折扣而已。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层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程度完全一个节拍。因此，当时中国对外政策发生的两件重大事件也都成了国内问题：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在中国国境线上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刚开始时的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第一阶段，1965—1966年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说，关系虽坏，但不要太坏；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年末及1966年全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第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少）。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全球性谅解，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共产党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联的谴责），并故意实施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

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共产党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作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用大部队进行正规战以后，中国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力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

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对共产党及嫌疑分子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中国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暴徒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还不能把它的力量投放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所作出的举措、对国际事件，以及在北京无发言权的重大问题上所做的决定，做一些口头上的反应而已。

第二阶段，1966—1967年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不要打扰它。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是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一度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这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成正比。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第一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日夜不停。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革命的艺术：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华；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冻结，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发生爆炸性事件的舞台已经搭好。爆炸性事件很快发生，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就很有必要了。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绝，而且愈彻底愈好。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一点就着。它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香港自然符合毛泽东主义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标准。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大逮捕开始了，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被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乱，也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求，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又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合乎逻辑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押、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

在东南亚的蔓延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的内部政治。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很准确）。再加上8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为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奠定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对第三世界与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共产党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公开反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共产党白旗派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住在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戴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共产党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北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来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其他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能够好转。

然而，约束激进主义的瓶盖一旦松开就难以再把它关回瓶里了。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这也意味着是毛泽东的权威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搞掉了。以后的两个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

再次，造反派在一些争强好胜、能与陈平起平坐的人中推出了自己的带头人来反对外交部长陈毅。1967年4月雅加达驱逐中国代办姚登山，中国和印尼就此断交。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还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击。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材料。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认为中国人民需要重温革命经历。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昙花一现）。他回到北京的情况和姚登山一样，风光得很。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月7日，他发表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8月11日和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代了一系列新“罪行”）。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作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火行动不是不愿制止，就是无力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9月1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联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