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曲(1)

1 紧急简讯

“哥：爸病危，需开刀，妈不敢签字，请速回。阿清”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两点二十分。

黄昏的时候，高铁列车慢慢驶向台中乌日站。列车放缓了速度，滑过家乡宽广平坦的田野，逐渐驶入车站。一轮火红的夕阳，在远远西海岸的方向，像一盏灯笼般，挂在黄澄澄的天空。

我坐在干净灰白的车厢里，重新把简讯看一遍，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到简讯的时候，我正在开会。会议室有人做简报，幽暗中，我悄悄看了简讯，顿时心中一沉，立即离开会议室，去外面打电话。

小妹中午接到妈妈电话。妈妈说，上午看父亲神情呆滞，右半边几乎都不能动，手臂也抬不起来，她感觉怪怪的，就叫一辆救护车，带父亲去医院检查，发现脑后有一个血块，可能是上次跌倒时受的伤，造成脑部神经压迫，医生说，其实就是中风。如果不开刀，原本罹患阿兹海默症的父亲，会有生命危险。但开刀也可能有后遗症，老人容易感染，因此要妈妈签下手术同意书。

“妈妈很害怕，哥，你一定要回去！这件事，只能由大哥来负责了。”小妹说。

“啊，好的，我尽量想办法。”我悄声回答。

“哥，那要不要通知二哥和姐姐回来？”小妹问。

“暂时先不要吧！免得他们紧张。”我想了想说。

“可是，如果爸爸怎么样了，他们没见到最后一面，会不会很难过？”小妹直接问。

“晚一点，我们看过以后再决定。如果有危险，再找他们一起回来吧。”

小妹今年四十来岁，跟我一样在台北上班，只有利用假日回老家看望父母。作为最小的女儿，她的个性和长相像极妈妈，两人特别亲近，父亲生病的事，妈妈都是先找她商量帮忙。

我们兄妹四人，弟弟差我三岁，继承了爸爸锅炉工厂的生意，转去越南开工厂，现在人还在越南。大妹与我年龄相差八岁，小妹差十一岁，她们小的时候，我曾经帮妈妈背过她们。她们成长的过程中，我已经上了高中大学，“长兄如父”在她们的眼中，特别明显。大妹在上海工作，一时回不来，只有小妹同在台北，总是比较容易有个照应。

爸爸罹患阿兹海默症已经有好几年，无论用什么药，做哪一种复健运动，都无法抵抗那致命的退化。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看着他的智力、他的认知、他的行动能力，一点一滴消失。最可怕的是记忆，像水一样，一滴一滴流失，一寸一寸蒸发，到后来，甚至无法辨认自己曾画过的锅炉设计图。那一张花了他一生最多时间的制图桌，布满了灰尘。日本制的专业铅笔，静静等待他回来。有一天，当他看着我，却喊着叔叔名字的时候，我终于知道，连我们，这么亲近的孩子，也像电影的“fade out”一样，从他的脑海中淡出了。

许多时候，我真想问他脑海里，到底还剩下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了记忆，最后会剩下什么？

然而，他已无法说出来。

现在，最艰难的时刻来临了，除了直接面对，还能如何？

2 空无回音

高铁到站后，人潮如流，往出口走去。

我不想和人争着出站，在月台上打电话。奇怪的是：家中的电话一直响，却没人接。

老家在乌日高铁站附近，约莫二三公里的路程，开车走捷径，不用五分钟就到。平时回台中不必事先通知，只要快到站再打电话就好。

第二次拨，电话依旧没人接。

列车要继续向南方开动，车门逐一关上，穿堂风卷动起来，仿佛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显得空空荡荡，我独自站在月台，听着老家的电话嘟嘟嘟空响，只觉着一种异样的寂寞。

“奇怪？明明要我快一点回来，现在怎么反而找不到人了？”

像很多中南部的中小企业一样，是住家兼工厂。一片四五百坪[1]左右的工厂，前面有货车进出的大门，大门入口的右边，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每层四十几坪。一楼作办公室兼厨房，二三楼是住家。而小楼外面的土地，就是生产的工厂。

父亲开锅炉工厂近四十年，现在由我弟弟经营。虽然主要业务外移去越南，但生产基地仍在台湾，工厂仍正常营运，只是常常招不到年轻工人，只能靠着老工人维持，办公室里也还有四五个职员。无论如何，以前只要打电话回家，妈妈交代一下，职员就会开着车来高铁站接人。现在才刚刚过了下班时间，应该不至于没人啊？

“或许他们是去工厂区收拾，或者在外头把车子开进来吧！”我心中想。每到下工的时候，职员总是要把公用车开进厂里，这是一个收工程序。我挂上电话，茫茫地想：“但妈妈呢？她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医院照顾爸爸？”

远远的天空飘浮着大朵大朵的云，那白色，饱满得像要溢出来的泡沫，外围的云边被夕阳晕染得微微泛红，还镶着一层金橘色的光。这黄昏明亮的辉煌，映满了整个西边的天空，照得田野上芦苇的影子，闪动着一层红光，且飘动得更为萧瑟了。

然而，这空旷，这辉煌，这明亮，这茫茫的大地，这高铁，这无人的月台的寂寞，却这样的陌生。

“这是我的家乡吗？”我如是问自己。

“没有父母的孩子，是不是要成为‘孤儿’？……”我轻声地问自己。

3 妈妈在哪里

我转而打妈妈的手机，但回音却是“对不起，您拨的电话未开机”。我边走边打，心中逐渐着急起来。大约是第五次吧，终于有人来接听。

一个东南亚年轻女子的口音说：“哦，阿嬷，阿嬷不在，不在。”声音很陌生，我都怀疑是不是打错电话。

“阿嬷不在。她去哪里了？”我用英文问。随后我想起来了，上一任的菲律宾女佣离开后，妈妈一直在找接替的外佣，但申请的人还没到，只能暂时请中介公司帮忙找一个印尼的女佣来帮忙，所以英语也不通。我赶紧改口用国语说：“阿嬷不在，她在哪里？”

“不知道，不知道。”她的声音短促，四声不分。

“阿嬷去哪里？阿嬷去哪里？”我重复说着。

“不知道，不知道。”她只是这样回答。我只好放弃了。

还有谁知道妈妈的去处呢？

我继续打电话给弟媳妇。她和弟弟共同分担越南工厂的经营与管理，二人轮流往来。

弟媳妇在手机里说：“医生说爸爸要开刀，要妈签字。妈叫我来医院，和医生商量。可是我来了，也没看到，她可能非常害怕，自己先坐车回家，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也找不到。”

“哦，妈妈！”我在心中轻呼。瘦小的妈妈，一个人，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她会去哪里？

我完全可以了解她的恐惧。以前祖父就是因为牙龈生了一个小肿瘤，远赴台北台大医院开刀。刀一开，癌细胞扩散，就一去不回，死亡方归。自此我们家族都非常害怕住院开刀，仿佛刀一开，就再也回不了家。祖母晚年也是这样，骨骼老化疏松，她宁可承受痛苦，也不愿意住院治疗，直到最后，在父亲的怀中过世。父亲也有一样的观念。妈妈怎么敢下这个决定去签字呢？

不管如何，先找到妈妈再说。我决定走路回家。

我想起读大学的时代，从台北回到台中时，父亲常常在台中火车站等着接我。台中火车站是日据时代的建筑，那种浓厚的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风格，红白相间的正面，典雅的对称色泽，有一种庄重的气质。车站的月台，总是飘着煤油和蒸气的白雾；穿过长长的检票口，出了车站，外面老排着一条长龙似的出租车；出租车之后，才是等候家人的自用车。我看见父亲倚在车子旁边，斜靠着车子，抽着香烟，遥遥地挥一挥手，口中仿佛还哼着日本的演歌。

见了面，他常常问一声：“吃饭了没？”

“有啊，吃了便当。”我说。

“很久没回来了，要不要去吃台中肉圆？”爸爸总是这样问。

台中肉圆离车站很近，转个弯就到了。我还没回答，爸爸就自己说：“去买几个回去吧！你阿嬷也喜欢吃。”阿嬷年纪大了，肉圆软软的，她吃得动。

飘着老火车站的气味、台中肉圆的香味、爸爸等候的身影、老“长寿”牌带一点呛鼻的烟味，仿佛构成了我回乡的记忆。

想不到走路出高铁，是如此曲折。我先下到一楼，再从等候区的中间穿过，在车群之间，还是找不到通往外面的人行步道。最后，我只好趁着空档，直接穿越，才走出高铁站的建筑，来到天空下的马路上。

我步上一座天桥，望着一大片广阔的平野，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些被财团买下的土地，现在还未开发，全部用来当停车场。这是我第一次用徒步的方式，近距离感受着高铁和家乡的关系。它更像是一个被围起来的孤岛，荒凉而有几分寂寞。

“真奇怪，家乡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有一种仿佛置身异乡的陌生。

4 空寂之屋

“妈妈，你在哪里？”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几个地点。她曾在夜半走荒凉的田埂路去巡视水田；曾逃亡几个月躲避警察的通缉；曾独自支撑工厂财务让爸爸再站起来；她可以调动几十个工人，重建工厂；她可以当媒婆，帮工人成家。她一生好强，从不喜欢麻烦别人。现在的她，应该不会去找亲戚帮忙，她和父亲最熟悉的郑添兴医师也老了，不再看诊，她不会去找他询问。最可能的地方，只有朝天宫妈祖庙。

那是父亲中年后投入最多心力的地方。他担任寺庙主委二三十年，出钱出力，一砖一瓦，石雕神像，烧香金炉，都是自己去台南、鹿港、泉州、厦门找木匠、石材师傅定做来的。这是父亲毕生心血所在，也是妈妈信仰的依托。

现在的她，会不会正拿着香，双手合十，在靠近乌溪的妈祖庙，在黄昏无人的暗暗幽幽香火中，独自跪着祈求妈祖的保佑，祈求妈祖的指引？

比起台北，台中的气候有些热了，我把西装外套脱下来，一手勾着，披在肩膀上，慢慢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