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北京夜未央
命运偶尔会留意到你，发现你太过安逸，他觉得这样会毁了你，于是帮你改变。
做《娜可不一样》的那段时间，很喜欢吃牛蛙，因为长沙还不流行，所以经视本部的同志们非常期待录影时来北京。
录完，大半夜浩浩荡荡去簋街吃火锅。一大锅牛蛙，吃到最后，火灭了，火锅里还冒着泡，大家仍然伸着筷子捞啊捞，若又找出一块，激动得像中头彩一样，很有成就感。每次录完回湖南之前，肉丸子他们一定会去趟动物园淘货，一个月来回几次也不喊累，反而觉得是极大的福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容易满足吧。
我和粟智更是开心，工作如鱼得水，还结交了不同的伙伴。
认识了萧蔷。她发了唱片上节目宣传，我租了辆车把她接来。那时她绯闻缠身，被媒体戏说得有点麻烦，节目组如临大敌，谁料她简单利落，配合度也高。当时她的经纪人穆小勇，后来创办公司经营影视剧，事业如日中天，而萧蔷却与我和粟智结缘，从工作到情感，相互扶持与倾听。她出道很早，年轻时身边便少了些真心实意。这些年，媒体将她妖魔化，负面新闻缠身，说到整形与富豪便会和她扯上关系。我与她走得很近，深知都是捕风捉影，她洁身自好，保持吃素的习惯，亦是虔诚的佛教徒。网上那些恶言攻击，她不生气，说看看就好，还反过来安慰我：大家各为其主，开心即可，若能为他们赚足稿酬，也算我功德无量，如此大版面刊登我的照片，倒是省了我的广告费。这话我始终铭记在心，成为面对流言的武器。
还认识了洋洋。有朋友介绍，说华谊兄弟的新片《天下无贼》和《情癫大圣》要上，有兴趣与我们合作，宣传负责人叫洋洋，业界有名的年轻电影人，年纪还小我两岁。在西边的一个餐厅，我们先到，她略微迟到一会儿，进来以后热情大方，我也矫情地和她握手问好。
常听到有人说，步入社会，知己寥寥。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话都是极其狭隘的。我觉得只要真心待人，缘分到了，随时可以遇见和你相知相惜的朋友。
自那次合作之后，我们与洋洋成为了时常聚会的好友。她是北京女孩，直率简单，工作起来风风火火，却沉着冷静，不像湖南女孩泼辣胆大，但更具大将之风。她是华谊兄弟比较早一批的员工，家境平凡，学历也不高。起初只是普通的文职人员，收发邮件，制作表格，但认真细致，深得领导信任，转做宣传。她亲和力十足，沟通能力颇强，记者都爱跟她打交道，几年后升为电影宣传总监，二十二岁的她游刃有余。
又认识刚来北漂的小乐，朋友介绍来，拜托我们为他找份工作。虎头虎脑，不吭一声，像是我和粟智当年的模样。甚至经历也一样，他父母离异，中途退学，但不妨碍他热爱电视行业。粟智找到北京台的朋友，为他谋得一份实习的差事，那感觉，像是穿越回几年前，帮助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也常混在一起。在简陋的小店划拳，喝到大醉，莫名其妙掉泪。小乐说，这是想家的泪，平常都藏起来，醉了才会掉。半夜坐着火车跑去北戴河，在海边奔跑，租条小船在海面上摇晃。我对着大海吐得翻江倒海，仍坚持捞上十来斤蛤蜊，运去餐厅一半葱姜辣炒，一半清水煮熟蘸酱，美味可口得让人想哭。
有时真的会哭，遇到爱情的挫折，不该受的委屈，我们会抱头痛哭。抱得很紧，觉得不会松开。
北漂的人，必须有一段混着的时光，那是我们的必修课。
那段时光没有生活的重压，好像命运就在头顶，伸手可触。不用想未来，就开心地活着。大笑的那一刻希望时间停滞，每次喝醉都会承诺永远——永远相亲相爱，永远是小孩，永远没有明天，永远这么自私地活着。
命运偶尔会留意到你，发现你太过安逸，他觉得这样会毁了你，于是帮你改变。
湖南经视当时开始转型，大规模进行原创电视剧的拍摄，想再造当年《还珠格格》的辉煌。台里决定停掉《娜可不一样》，同时撤掉北京节目中心。尽管节目给台里赢得了不俗收视，也赚到大把真金白银，但两位主持人要去拍戏，“娜可”没有“娜可”二人，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团队人员另作其他安排，我的工作也便终止。
为北京节目中心租下的公寓已经到期，台里自然不会续租，接下来的房租得自己掏，我和粟智赶紧找了其他更便宜的住处。
那时来北京已经快三年，搬了三次家。我们搬家打包裹有自己的诀窍，几张不再用的床单，往地上一铺，所有衣物倒在上面，打个结，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裹。每次搬家，我们都不觉得繁琐，清理细软反而是一个回忆与感叹的过程，这个，留着，那个，扔掉。好像在审判自己的过去，哪些精彩，哪些索然无味，哪些握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时光的颤抖。
行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它们跟着我们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的全部家当。很少请搬家公司，只是租辆车，咬牙，把包裹背起。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尽管累，但这就是我生活的重量，我必须一力承担。
粟智开始全职在天娱，新一届的超女又选出，巡演启动，他继续忙碌起来。我突然闲了。
之前没想过会闲下来。在做《娜可不一样》时，有工开，无人管，稳定的薪水，体面而丰盛；不时与粟智接到其他零散的项目，有一搭没一搭，积累起来却是丰厚的收入；闲暇时光全用来创作，一本接一本。分秒都不曾浪费，让我每天都过得饱满充实。闲下来，便明白，这万分满意的状态都建立在拥有稳定工作的基础之上。闲下来，心便慌了，垮了，又变回无业游民。
我们自己做公司吧。我跟粟智说。
他想了很久说，早了点，现在还不够。
不够什么？
不够阅历、不够资源、不够钱。租个写字楼，一个月上万开支就没了，招来员工若干，有没有稳定项目都得养着吧。对了，创业，做什么？想过没有？
那我就专心写作吧。我有点绝望，反正北京，我是赖这儿了，不可能走，但是我真的拉不下脸又去找工作。
粟智想了想说，先赚钱吧。
我大致明白粟智的意思，创业不是不可以，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梦想。但二十四岁的我们还太年轻，需要有原始积累。
踌躇不定时，因《娜可不一样》认识的香港演员安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与原有的经理人公司解约，需要一名协助他工作的执行经纪，为他开拓内地市场，不必上班，没有底薪，但按我接洽的工作收益来提成。
安先生入行二十多年，拍戏唱歌，经典之作众多。他为人谦和有礼，很受内地剧迷欢迎，中学时我还曾每晚在电视前等候他主演的连续剧。我告诉粟智这事，问他的意见。他说，好啊，做！
我不太情愿，印象中的经纪人，都穿奇装异服，工作时狐假虎威，阴阳怪气，而且门槛很低，普遍没什么文化。我自认著作若干，又有着清高傲骨，怎么可能去做这种点头哈腰侍候人的工作。后来，认识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让我改变了这一看法，但当时，有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觉得做节目还算是媒体从业人员，跟着艺人做事，那便是真正进入了所谓的娱乐圈。我不要。
粟智说，工作不分贵贱，多少人想做呢。
可我偏偏不是他说的这多少人。我知道执行经纪的意思，跟他们走南闯北，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从生活起居到工作琐事的安排，想想我就够了，真的做不了。
我抱怨说，早知今日，还不如不离开光线呢。
粟智说，可你已经离开光线了。
我沉默了。
粟智很坚持，先赚钱，够了就创业，行不行？
仍不吭声。
他继续说，又有哪份工作不必侍候人呢？只是对象不同罢了。你向往那咖啡店小工的悠闲，他每天坐在那里发呆，平淡无奇的小清新，也许有他朴素的幸福，但是，那你何必来北京呢？
好吧。
我错误的倔强在于，常常偏激地把任何一个决定当成一辈子的事。那就做嘛，我那么清高，无非是担心他人的议论，觉得我大小算个文化人，怎么去做了侍候艺人的事。其实，哪有人在意我在做什么啊，偌大的北京，大家各自忙碌，管得着自己就谢天谢地了。
有位长辈跟我说：四十不改行。意思是，四十岁时，人的秉性、习惯与职业能力已经经不起折腾，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人生路线。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哪怕是选错了职业，也无所谓。人生哪来那么多对对错错，实在做不来，大不了跟安先生请辞，还能杀了我不成？
我迅速展开了工作，成为了安先生在内地的经纪人。
我做得还不错，安先生也并没有想象中麻烦。生活琐事都由他的助理完成，我更多负责工作事务上的过滤和执行，以及他形象宣传上的推动。我尝试着这个新的身份，不断告诉自己，赚钱，赚钱，赚钱！不会让这个身份跟随我一辈子。这样说着说着，竟然说服了自己，开始积极地面对这份工作。我表达精准，看合同绝无纰漏，读剧本也能作出最合理的判断，他很信任我。
几年后认识郑秀文的经纪人郭启华。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名优秀的电台主持，又任职新城电台节目总监，还曾为不少流行歌曲填词，许多作品成为了传唱经典。他不像印象中的娱乐圈中人那般乖张，反而言语低调，措辞淡雅，甚至有种香港人少有的书生气。尽管如此，他却是在香港娱乐圈呼风唤雨的角色。他行事冷静，把与郑秀文的合作当成普通职业对待，并不会给自己打上什么特别的标签。他给我很多启发。无论我们做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一碗饭而已，不必倔强地把它看得太沉重，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获得你想要的回报。
我成为安先生极好的拍档，他充分尊重我，让我维持着最佳的工作热情。但也出过糟糕的错误。
说起来也挺好笑。那是个湖南吉首的活动，邀请函发来，说是一个环保主题的晚会，电视台播出，请安先生献唱两首歌曲，但因为活动属公益性质，所以费用有限。他问我的意见，我未做太多调查便匆匆答应。飞到张家界，再坐三小时的汽车才到达当地，山路崎岖，也没有路灯，一路提心吊胆。第二天一早的活动，到了现场才知道，那并非所谓的“环保主题”晚会，而是“环保食品主题”。场地设在一家生产绿色食品的工厂内，台下坐着企业领导和员工，根本就是一场企业年会，和公益没有半点关系。
我着急了，跟主办方理论，年轻时受不得半点欺骗。安先生把我拉到一边说，算了。我悔得两眼通红，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还很执着地说，不行，不可以，必须要一个说法。安先生却淡然地说，无非是因为他们的欺骗让我们少收了钱，但我一向有个原则——站上台，拿起麦克风，便不管今天赚了多少。所以，既然来了，就完成表演，那么多人坐在台下等着看我们呢。
越是这样，我越愧疚。我问安先生，就这样让他们骗？
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们不唱，你以为他们会放我们大摇大摆地走？所以，算了吧，我上台十分钟而已，大家都安全。
姜还是老的辣啊！
匆匆唱完，回到酒店。收拾好行李，我打给主办方负责人，派车送我们去张家界机场。电话不通。再打，还是不通。问其他同场的歌手，也都在酒店待着，找不到对方。问酒店前台，说演出方已结算了住宿费用，我们12点之前必须离店。另一位歌手的经纪人说，明摆着，演出结束就跑路，懒得派车送我们了。再一问，才知道，对方也被欺骗误以为是公益演出，看来大家都集体上当了。大伙儿全窝在酒店大堂，狼狈得很。我主动负责牵头为大家找车。酒店前台帮忙，在当地租了辆大巴，刚好装下所有艺人和随行人员。
路上，我问安先生，是不是怪我，要不，就扣我钱吧。
他说，当然没有，多一些经历不是坏事，虽说折腾了点，但大家平安无事就很好了。你入行晚，早些年市场不规范，通常是抵达演出现场后才结算另一半酬劳。几年前我去东北某地，下飞机后便被挟持，演出完后不肯结钱，要我陪当地一个大哥打牌，说，若我赢了，便算作演出酬劳的余款，若我输了，便是我运气不佳。当然不肯，我拍戏唱歌这么多年，哪受过这样的委屈，结果对方刀子拿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坐在牌桌前，无奈我手气不好，不但没赢回尾款，还输掉不少。
我听得目瞪口呆，设想一下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状况，还真没其他办法，只得就范。不过，想要赚钱，走南闯北，怎可能做到完全平安呢。我也可以不来内地奔波，在香港住个狭小的房子，吃鱼蛋喝甜汤，饿不死却也过不上更好的生活。但，谁又愿意这样得过且过呢？
人生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你放弃老家的优越安逸，就得接受北漂的疲于奔命；你放弃上班族朝九晚五的稳定感，就得接受自由自在的不确定；你放弃循规蹈矩的命运节奏，就得接受生活压力给你带来的挑战；你想站在原地，就得放弃别处的风景；你想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着的地方。总之，你放弃甲，就得接受乙，但那不也是因为乙有更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你吗？比如，疲于奔命练就的强大内心，不确定带来的惊喜，挑战让你变得独当一面，等等等等。这些那些，都是你被保护、被豢养所谋求不到的财富。
对了，还有钱。
安先生待我不错，提成丰厚，比之前上班时的工资高，这是我为他操劳的最大安慰。不仅仅是工作，还要应对他远在香港的妻子因为不信任而追来的连环call。他工作敬业尽责，却是个风流浪子，每逢进内地必有红颜知己相伴，饭桌上见到不同的女子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内心仍同情他的妻子。她没有工作，在香港照顾他的家，唯一的快乐就是电话里与他聊下家常。于是我帮他撒着慌，他在忙、在录歌、在拍戏、在表演、在应酬……仿佛看得到电话那边的人神情失落，却必须违背良心讲着不该讲的话。人生的谎言还算少吗？也不在乎多这一点点，倘若可以换回她的安心的话，也算做了件好事。
但因为一件事，我们渐行渐远。
有一次去上海，安顿好他，我也准备休息，第二天要一早起来去苏州演出。我们之间有个默契，我说休息之后，便不再管他，他若要跟女友出去喝酒玩乐都由助理跟着。差不多凌晨一点，他打我电话。
我问，安先生，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问我，你有没有朋友有冰，能不能买？
冰？我迷糊中，不明白，说，我打给客房中心要点冰。
呃……算了。他挂了电话。
也许是我敏感，但从那一次起，他开始跟我保持距离，对话也渐觉客套，大小事均吩咐助理去办。我问粟智，他也不明白，却突然问我，他找你要冰时，是不是感觉不太清醒，说话断断续续？
我回忆了一下，是的。
他谨慎又小心地说，如果我没猜错，安先生吸毒。冰，指的就是冰毒。
印象中毒品总是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几个连烟都很少抽，于我们而言，在火锅店喝几瓶啤酒都觉得是种放纵，而传说中无处不在的冰毒竟然就在我身边。心里有了抗拒，圈中传闻，众多大腕明星，生活富足，缺乏目标，便寻求刺激来填补空虚。冰毒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若邀请了你，被拒绝，会认为你与他并非同道中人，也不会再给予信任。这种信任我宁可不要。我洁身自好，断然不会为了一份工作而堕落了自己。
与安先生的工作关系慢慢转为项目合作，但我们仍是朋友，偶尔来京也会一起吃饭聊天。我尊重他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原则。
合作的艺人逐渐多起来，在家买了打印机和传真机，每天起来看邮箱，对合同，小作坊的工作室模式，时常电话都接不过来。我没想过请帮手，都自己扛着，有点赌气的感觉，想看看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拉长，再拉长，感觉快要断了，又再拉长一点点，于是可以越拉越长。
全国飞转，累得筋疲力尽，偶尔发短信给粟智说，太辛苦了，我不想干了。他都已习惯，回复两个字，赚钱。这两个字每次都让我正能量满满。
来京三年多，终于存了一些钱。在东北四环买了个98平的小户型，付了首期。打电话告诉妈妈，再等等就可以来北京看看我的生活了，还特别嘱咐她，不用你来，不用操心，装修的事我来，家具家电的事我来，一切都我来。
房子装修接近尾声，继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赶回去，北京的一切交给粟智。所幸有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忙处理这堆琐事。我在家陪了妈妈很长时间，回来的时候房子都弄好了，一个不算完美，但完全属于我的新家。坐在客厅里发呆。我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算是告别漂泊了吗？
那些日子，为了能多赚钱，什么都揽着做。
四处为艺人奔波赚着提成，做着一个不太喜欢的自己，精明地算着帐，存着钱。稍有空余用来写作，保持一年一到两本的速度仍出着书，版税尚可，重要的是不肯丢掉这个珍贵的身份，却倔强地拒绝宣传，唯一做的事就是查账确认稿费已收到。
每周几篇给不同的报纸、杂志写着专栏，领取微薄酬劳，日积月累却也可观。收到读者的邮件，说一些赞赏的话，是巨大的欣慰，却从不回，只因觉得这仅仅是卖文的行为，不值得被欣赏。
粟智偶尔接下公关活动，让我去执行，背着笔记本，挤进汹涌的地铁人群，去到陌生的写字楼，跟不同人等开着策划会，人前人后说着不一样的话。
以上哪一个都是我。
人越成长，越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有了足够生存的钱，买了房，却更不快乐了。因为，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原来我并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是渴望成功的。梦中竭尽全力攀岩，爬到最高点，然后得到一个奖杯，奖杯上写的什么却恍惚不清。是不是每个成功者都会带着一点悲壮的意味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香港功成名就的关导演。他说，人这一辈子，越长大越要做减法，你的头衔、你的热爱、你的追求、你的优点、你的朋友，越少越好。太复杂的人，一定不如单纯简洁的人容易成功。你知道吗？很多事业上让人侧目的强者，约人谈事，往往就点一杯白水。那些看着菜单眼花缭乱不知作何选择的人，最后都沦为了loser。
很打动我，却又没完全懂。
他继续说，命运就在那里，你选择什么，它便回馈你什么，绝对公平。香港有个作家李碧华，她擅写奇情，编写的剧本让无数职业编剧只能望其项背，但她选择远离人群，不用电话与网络，家中只有一台传真机与外界联络。她保存孩童的纯真，拒绝入世，于是写出让世人惊叹的作品。她当然可以选择做编剧进入主流视野，但那是不同的成功，都值得敬佩，看哪种生活让你更舒服。
我点点头，有所悟。
因为合作出版小说《蝴蝶飞不过沧海》而认识的编辑朱娟娟，是我在文学领域仅存的好友。她是个精致的南京女子，妆容美丽，说话的声音像丝绒般温柔，挑选下午茶的场合总是很写意。我们常坐在阳光下讲彼此的故事，谈喜欢的书，偶尔还会说起北岛，那个神秘忧郁行走远方的诗人。娟娟说，很多人都渴望他那样的生活，世俗了便做不到，我们能这么热烈地活着，又自私地宠爱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那一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不能偷看的日记》。这本书2006年就已完成，因为我坚持一字不改，换了几家出版社，拖沓一年多才出版。编辑苏红雨找我出席发布会和研讨会，算是常规的推广活动。我考虑良久，婉拒了，同时也拒绝了台湾印刻出版社邀我赴台的宣传工作，他们推出了《我丢失了我的小男孩》的繁体版，在台北文化界有一些影响，希望我能去台湾和当地出版界文友一聚。
请苏红雨编辑代为宣布我不再写作，从此封笔，不再参与这类活动。她很惊讶，为什么这样，工作和写作，一直不也相得益彰，并无冲突吗？她是善待我多年的编辑，从数年前便约我写稿，一直未能有缘分合作，没想到第一次合作便是最后一次。因为这些年，我视她作知己，也是难得的工作伙伴，所有作者都清楚，遇到善良又懂你的编辑真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我的苦恼也在这里，写作是神圣的事，无法做到一心一意，就放弃了。这样，不就可以做到单纯简洁了吗？
潦草又任性的决定竟坚持至今。
不是伟大的作家，我的封笔不会被人讨论。这就是渺小的好处。
依旧奔波，苦不堪言，做着那根越来越有弹性的橡皮筋。每月顺利还着房贷，过年时还能拿出红包给小孩哄抢，朋友聚会敢于抢着埋单。收起一些梦想可以换来手头的阔绰，想想也还是划算的。但那梦想就像一根弦，哪天我事业有成，环游世界蓄积新的激情，会再去拨动它吧。
有天晚上，和粟智、洋洋、小乐去吃牛蛙火锅。火红地翻滚着，我们吃得大汗淋漓，说着八卦，讲着段子，干杯才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末了，回家。粟智说很撑，要不走一会儿。于是，我们四个比赛说冷笑话，从簋街慢慢走出来。也不记得走了多久，发现一个路口，之前没有注意过，在浓郁的黑暗笼罩之下，这个路口却明亮得好似白天，几盏路灯闪耀着强烈又刺眼的光芒，延伸开来，宽敞壮阔，像是通往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我有点震撼、奇妙的感觉。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北京夜晚，凌晨两点的路口，抬起头，遇见这么明亮的光芒，好像是特地因我们而点亮，为的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突然明白，我们走过的路，都是必经之路。而每条路，都可以是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