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语:一名检察官的追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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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考前十二小时

2007年9月14日,我早早收拾停当,住进了考点附近的宾馆。本想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早点睡觉,养足了精神进考场。没曾想躺到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披衣起床,透过玻璃窗户望着室外形形色色的广告牌上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心中想着捉摸不透的人生,一个又一个问题在脑海中闪过: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为什么还要这么累?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考过了怎么样?再差几分怎么办?

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一辈子注定要在创造中生活,只要是想干的事,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在楼下的私人小诊所挂上了点滴,因为坐着又硬又窄的板凳不舒服,就把吊瓶举回了家,刚躺上床,就发现漏针鼓包了,心里非常恼火,又不想再下楼。于是,我就拔出了针头,自己给自己扎,从手背扎向手臂,再从手扎到脚,一共扎了28针,直到扎回血为止,硬是把在旁边帮忙的老公看得目瞪口呆,好半天回不过神儿来。

有人说我老公惧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可能是惧怕我的狠劲儿。可扎针毕竟是举手之劳,司法考试却是厚积薄发的过程,不是耍耍狠劲儿就能行的,如果天不佑我,未来两天的考试再次失利,我可能就要拖死在司法考试这棵树上,因为性格使然,我不可能轻言放弃。

瞬间的走神,让一些本已久远的经历从遥远的时空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我已经承受了较一般人更多的磨难,难得的是这些磨难只压弯了我的脊梁,却没有扭曲我热爱生活的心,使我多少次走出困境,走出泥沼。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且多姊妹的家庭,这样的先天条件决定着我从有限的生命一开始,似乎就面临着幽暗的深谷,背靠着阴冷的岩壁。在我刚学会走路不久,好像就成了家里的包袱——无人照料,于是,被长我3岁的姐姐带进学校。高中毕业后,本是黄土地的女儿,却又憧憬着山外的世界,渴望更充实的人生,梦想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个不现实的梦,可又固执地认为,人生总归有梦,无梦才是凄苦的。

1984年,沁人心脾的改革春风从人民大会堂吹来,吹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也吹进了封闭的小山村。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给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由一名民办老师招聘为公务员,当上了一名吃皇粮的乡镇干部,个人的愿望伴随着机遇得以实现。欣喜之余,倍觉这一切来之不易,必当分外珍惜。凭着对组织的报效之心,凭着满腔的感激之情,在一个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从不奢求惊天动地,也不强求流芳后世,既不为工作平凡而烦、而厌、而推卸责任,也不为自己没有扭转乾坤之力而悲、而叹、而怨天尤人。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经过春天的播种,夏天的劳作,终于有了金秋的收获。25岁那年,我从乡镇团委书记提拔为副乡长;27岁,又从乡镇调到县直机关,任县妇联副主席;两后年,又调到县司法局任副局长。虽然每一步都是那么艰辛,可艰辛中又夹杂着播种的充实。

就在我应该笑对人生的时候,却不得已与爱人离了婚。哎,世间的事什么都可以实践,就是婚姻不能。当年,我不顾父母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个在老山前线打过仗、流过血的战士,不求别的,唯求爱的责任。婚后,他用男子汉的肩膀担负起了家庭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与其说我是他的老婆,倒不如说我是一个洋娃娃,仅供观赏而已。可是,人生就是这么不完美,“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就是这个对我百般呵护的人,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一个爱意浓浓的家,顿时变得硝烟弥漫。每年临近春节,都有好多债主拿着债单逼上门来,少则1万,多则几万。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我一次次作出无原则的让步,筹款还钱,每次都寄希望于下不为例,谁知其涉赌太深,三番两次自食其言,越赌越输,越输越赌,最后又赌输了几万元。

捏着一把账单,我像捏着一张卖身契,脑海中闪过旧社会卖儿典妻的戏剧,锥心的疼痛向我袭来。痛疼之余,我强打精神,组织家中兄弟姐妹连同带孩子的小保姆一起开了一家酒店,起早贪黑、辛苦打理,只为挣钱还账。1997年10月1日,我在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务的当天,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事后,带着从单位借来的1个月工资,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带着几多辛酸、几多无奈,只身闯入车城。

解除了这桩不幸的婚姻,并不是我幸运的开始,相反像是才出火坑又入冰窖。一方面我拼命地用记忆的网打捞过去的时光,追忆着那份我曾苦苦把握、苦苦追寻,宗教般崇拜的情感,到头来,这份情感却被岁月的利刃切割得支离破碎,我却抓住这些碎片怎么也走不出那条巷子,把那些已经死掉,应该埋葬的东西放在心里供奉着;另一方面新的生活困境就像一张网牢牢的把我罩住,原单位每月发给我的工资连房租水电都不够付,我只得一边帮人推销汽车零部件、药材、摆地摊卖糖果赚钱维生供孩子,一边找单位推荐自己跑调动,个中苦味乃人生极品。最潦倒的时候,靠着兜里揣着几十元钱,打理一个星期的生活。

有一次,胃特别不舒服,吃啥吐啥,实在舍不得把钱花销到医院,就硬挺着。半夜里,竟然开始吐血水,恐惧和凄凉笼罩着我,绝望之余,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叫醒儿子,说:“儿子,如果你睡醒了,叫不醒妈妈,说明妈妈出事了,不能照顾你了,你就拿着这个号码,到楼下公用电话亭,打这个电话,叫接电话的人把你接走”。懵懂的儿子可能感到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急得抱着我大哭不止。

这样一路苦过来的我,怎么还在苦海边缘挣扎?难道上帝也高度近视,看不清凡尘俗世?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我怎么吃了那么多的苦,还要泡在苦水里?

这些漫无边际的回忆,混杂着一些唯心的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捉摸不定。越捉摸越沉重,越沉重就越睡不着觉,这样漫无边际地想着、想着,我竟然想起了少时看过的小说,特别是凸现个人英雄形象的小说,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岳飞传》、《杨家将》等等,并把书中主人公的命运逐个地进行了回放。最后,特别把思维定格在保尔·柯察金身上。他当过童工,从小就在社会最底层饱受折磨和侮辱,走上革命道路后,很快就成为一名战斗英雄。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曾试图用自杀这种最懦弱、最容易的方法来寻求解脱。最终,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并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困境中开始文学创作,留下了“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之励志名言!

为什么一个残疾的躯体能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而大多数四肢健全的人却成了碌碌无为的平庸者,无法到达金碧辉煌的“古罗马宫殿”呢?此时的我,什么都想,又好像什么都不想,思想特别活跃,精神也极度亢奋,已经忘了未来两天的恶战。

记忆叠加着回忆,一个片段覆盖着另一个片段,一个画面比一个画面清晰。高中时,语文老师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至少,同学们是这样认为的。在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坚持背字典、词典,不管你问及哪个字、哪个词,他都能准确的报出那个字、词的读音、字义以及在字、词典里所处的页码。很多人不理解,完全不需要嘛,干嘛那么累呢?可老师依然背得滚瓜烂熟,无怨无悔!当然,老师最终用解答学生问题的速度和精准度,诠释了背诵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凌晨5时,上了一趟卫生间,思绪才又回到现实。这时,宾馆下面的公交车站已经开始嘈杂起来,听着一辆辆汽车起步时的轰鸣声,心情又从亢奋中转为烦躁,还牵强地把这一结果归责于宾馆,在克制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忍不住拨通了服务台的电话,投诉宾馆下面的汽车噪音扰人,难以入睡。好在宾馆当日还有空房,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从临街面的那个房间,转到了背街面的房间。

为了尽快入睡,我又喝了两粒促进睡眠的药,这是同事加司考师弟小刘带来的无副作用的催眠药。特意送了我4粒,嘱咐每晚吃两粒,多吃会导致贪睡。睡前,我已经吃了两粒,为了能睡会儿,也顾不了那么多,连这两粒也吃了。

真的,我像信徒一样虔诚,期待这两颗药丸促我安然入睡。可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继而一时一时地过去,我就像一个准备慷慨赴死的人,焦虑地等待着刽子手行刑。可是,不管怎么等,“刽子手”就是不出现,没办法,我只好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上帝呀,拯救我吧,让我睡一会儿,让我有足够的精神应付今天的考试吧”!可任凭我怎么祈祷,怎么虔诚,奇迹就是不出现,我一夜无眠。

离规定进入考场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就来到考点对面的广场上,一边让吹面不寒的晨风给醒醒脑,一边努力回忆着能提神的轶事。突然想起大儿子小的时候讲的一则故事。说一个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叫孩子们回家当一回记者,采访自己的爸爸妈妈。采访的问题是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其中一个学生特认真,拿起一本书卷起来做话筒,采访爸爸。爸爸沉思了一会儿慎重地说:“我认为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声,最幸福。”

这儿子一听,可不高兴了,说:“爸爸,不要开玩笑,我在做作业,你怎么说得乱七八糟?重来!”

这爸爸也较上了劲,说:“你是记者,不能强迫被采访者说什么、不说什么。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小孩感到特别委屈,可又拗不过爸爸,只好按照爸爸的话完成了作业。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小孩的作文成了范文,在全班宣读。想到这儿,我哑然失笑。谁说不是呢?面对与日俱增的生存压力、竞争压力,承载着多重责任的成年人,能达到这三重境界,真的是最幸福了。

情绪稍稍好一点,我的思维又回到眼前这场大战。刹那间,忆起万国老师韩友谊的高招:如果考前睡眠不好,不要着急,第一招多吃香蕉,促镇静。可我放眼望去,这么早,商贩们劳累了大半夜,可能还未起床;第二招长自己威风,在进考场时,抱着考场转一圈,感觉自己就是这次应试人员中最棒的,这样情绪就会拔高万丈。恰好这时入场号响起,我的脚板好像都没怎么落地,就随着推推搡搡的人群拥入了考场。我不像往年那样急于寻找座位,而是按照韩老师的高招,抱着教室转了一圈,然后又登上讲台,因为是第一场,监考老师和巡视员也互不认识,所以,也没人在意我是谁,是干什么的,直到老师宣布完考场规则,我这才踱着八字步,走到全考场唯一的空座上坐下。从邻座的讪笑中,我意识到,大家把我当成了监考老师。

这一笑,让我找到了感觉,找回了自信。我在心里说:别笑,我的水平足以当监考老师。带着这份近乎狂妄的自信,我坐上了2007年司法考试的“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