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马一浮：“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

传略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1898年应绍兴府试，名列榜首，中第一名秀才。1900年，与谢无量同到上海，入同文学堂学习英、法、德、日语文。并与谢无量、马君武等组织“翻译会社”，创办“翻译世界”杂志。1902年，应聘赴美，于美国使馆留学生公署任文牍职，此间曾到过英国和德国。翌年离美赴日，1904年11月回国，从事翻译和著作。

1904年，借居杭州广化寺，专心阅读儒释道家典籍和西方尼干，对佛教教义禅理、道教玄学以及欧美文史、哲学等，都曾涉猎，又精研书法，自成一家。1913年，教育总长蔡元培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任职三个月，对蔡元培废止儒学持异议，离职回杭，埋头钻研佛学、哲学等，与苏曼殊、李叔同等往来论学。1914年，倡议成立“般若学会”，其宗旨在超越于虚幻不实的世俗认识，以证悟般若智慧。自1918年始，一直独居杭州，刻苦钻研古籍。

1937年抗战爆发，避难入川。1939年，在四川乐山县乌龙寺，创办“复性书院”，招收学生三十余名，自任主讲，培育了一批国学研究的人才。同时集资刻书，数年之间，刻印儒学著作28种，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了珍贵的文献。1946年返回杭州，将复性书院也一并迁杭，但因经费无来源，讲学难以展开，主要以刻书为主。

1953年，出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并先后当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7年2月逝世。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天资 马一浮自幼聪明颖悟，记性过人，享有“神童”、“怪兽”之誉。他8岁初学做诗，9岁能诵《文选》、《楚辞》。10岁时，其母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

母亲去世后，父亲曾延聘一位有名望的举人来家教授马一浮以经书。但不几天，这位举人就因发现马一浮的才智大大超过了自己而只好退避三舍，辞馆另就。从此，他父亲便只好任其自学。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等一同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结果名列榜首。当时他写的文章系全集古人佳句而成，天衣无缝，宛若己出。因此被求才若渴的社会贤达汤寿潜（后来任浙江都督和孙中山临时政府交通总长）看中，选为快婿。

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中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先生所能背的书，有的我连书名都没听说过。”

熊十力曾在当时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撰文，深为马一浮淡于名利不求闻达，“深窥百家之奥而世人莫知其姓名”而惋惜。

旷逸 马一浮一生不求闻达。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任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请他担任秘书长。但他因不习惯官场应酬，做了一周多便宣告：“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回西湖。”从此不再涉及仕途经济。不久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请他担任文科学长，他也婉辞而推荐了好友谢无量。浙江大学想请他讲学，但鉴于前例，竺可桢到了马宅两次也不敢贸然开口。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迁至江西泰和，竺可桢以由浙大出面为马先生运藏书为契机登门礼聘，马一浮被竺可桢尊师重教精神感动，才以大师名义在浙大讲学并随浙大内迁。

有一次，时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的孙传芳慕名来访，马一浮不肯接见。家人鉴于孙传芳当时的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无奈，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1938年，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时说：“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古之所谓士也……士者，事也，好能为社会服务之称……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

1938年8月，马一浮避日寇西迁，在四川乌云山复兴书院任主讲和总编纂。国民党政府想借马先生的声望，收买人心，装点门面，开始同意给复兴书院拨款，后迟迟没行动。马一浮为解决经费，来到重庆。蒋介石知道后，为取得礼贤下士的名声，特邀召见。马一浮再三推辞，后不得已才由陈布雷陪同，去见了一面。

马一浮到蒋介石处后，蒋略事寒暄，便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正色道：“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这是治国的根本之法。”又说：“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其言刺耳，说得蒋介石默默无语。马一浮讲完后起身告辞。此后国民党政府仍不给书院经费，马一浮靠刻书卖字维持生计和捐款书院。

李叔同的学生、新加坡佛学院院长广治法师对马一浮极其敬仰，每次回国，见马一浮自奉甚俭，总想送点钱财以补不足，但马一浮笑着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因而广治法师对他也愈益敬仰。

义愤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婿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不但不以他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1907年秋瑾被害时，马一浮义愤填膺，作《悲秋四十韵》一诗共80句400言，表达了自己“终古轩亭恨，崇朝皖群谋”的哀思。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锡麟壮烈，将他遗骸从安徽归葬杭州孤山时，他又撰《烈士徐君墓表》赞扬徐锡麟“布衣穷巷之士，哀愤郁积，抱咫尺之义，犯险难蹈白刃不顾，必死以求自达，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计成，迹诡而意纯，虽匹夫之节，君子有取焉”的牺牲精神。

佳话 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马一浮的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折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熊十力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儒学，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回忆说：“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一浮的认真坦诚感动了熊十力。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1951年4月，陈毅到杭州，由教育厅长刘丹陪同亲自到郭家河头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大师午休，便站到了屋檐下。过一会下起了毛毛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刘丹等人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陈毅在礼叙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过去人家掌权您老不肯出山。现在我们（人民）当家了，您老总不能袖手旁观吧！马一浮为陈毅这种礼贤下士的精神和豁达爽朗的风度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林栖便鸟养，舆论验民欢。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务，岂容一枝安。”事后，马一浮写了这首《赠陈毅副总理》的诗，生动地记叙了陈毅“马门立雨”的感人情景。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授道 马一浮一直倡导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反对现代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在优美宁静的山水间，有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宣讲儒家学术。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著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闽人办的“道南学堂”，对其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马一浮方开讲。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中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侍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1941年5月25日，书院停止讲学，从此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一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此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马一浮勉强维系书院至1948年，才彻底放弃。

论学 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第一天就开宗明义告诉研究国学的学生，研究国学目的“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对国家社会乃可担当大事。”后来又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中一再希望学生毕业后“行其所学，对于国家社会能尽其在己之责任。”并在《论六艺该统摄一切学术》、《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等讲演中宣告：“今日欲行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常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发其本然之善，全身性德之真……世界一切文化之最后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中国也。”

马一浮专门有一篇文章叫《释学问》。其中写道：“人人皆习言学问，却少有于此二字之义加以明晰之解说者。如见人读书多、见闻广，或有才辩、能文辞，便谓之有学问。古人所谓学问，似乎不是如此。此可说是有知识，有才能，若言学问，却别有事在。知识是从闻见得来的，不能无所遗；才能是从气质生就的，不能无所偏。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唯尽知可至于盛德，乃是得之于己；尽能可以为大业，亦必有赖于修。如此，故学问之事起焉。是知学问乃所以尽知尽能之事，而非多知多能之谓也。学问二字，今浑然不别，实际上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浅言之，学是自学，问是问人。自学要自己证悟，如饮食之于饥饱，衣服之于寒暖，全凭自觉，他人替代不得。”

伤情 1898年，16岁的马一浮在绍兴县试中一举夺魁，声名大噪。时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曾任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对马一浮极为欣赏，将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许配给马一浮。

1899年，17岁的马一浮娶汤仪为妻。婚后，马一浮在绍兴府城觅得房屋，与妻子一起居住，并以秀才身份进入府学，继续学业。

汤仪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温婉贤淑。她服侍有病的公公，对丈夫体贴入微，夫妻感情甚笃。婚后，马一浮耐心教汤仪识字读诗，他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1901年，在上海学习的马一浮接到家中来电，告知妻子病危。他忙连夜动身返乡，于两日后回到家中，却只看见亡妻的灵柩。马一浮的肝肠俱碎，不吃不睡，不哭不语，只是在汤仪灵柩前，握着汤仪的手。直到汤仪下葬入土后，马一浮方悲哭出声。

此后，马一浮下定决心不再续弦。他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当时，一些世阀大户家的女子，仰慕马一浮的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将爱慕之情传达给他。但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公开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岳父汤寿潜逝世后，汤仪的哥哥汤孝佶曾对马一浮谈及汤寿潜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地苦待自己了。”但马一浮却不为所动，坚持不再续娶。马一浮由此赢得了汤家上下的敬重，其晚年生活，一直是由汤仪的侄女汤俶方照料。

马一浮曾作《哀亡妻汤孝辞》，寄托自己的哀思：“孝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养生 马一浮之所以能高寿，除了乐天知命、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之外，还与他的生活习惯有关。马一浮日常起居作息很有规律。他通常都是早睡早起，天未亮就醒来，躺在床上构思东西。起床后，盘腿打坐，做静气功。然后略吃早餐。马一浮有个习惯，吃饭的时候喜一人独吃，不与家人共餐。他喜欢吃硬食不吃烂软的食物，用完餐即漱口。饭后便开始一天的工作。或看书，或临帖，偶尔也会客。马一浮有午睡的习惯，但通常时间不会太长。马一浮一生没有其他嗜好，唯喜吸烟、喝茶。早年吸水烟、旱烟，后来改卷烟。茶，是云南普洱茶。需用紫砂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烧得滚烫。马一浮住陋巷、服布衣、吃斋饭，生活清苦，但由于他善于调节，加之又精通医道，故能物尽人性、颐养天年。

马一浮积毕生之经验，总结出了一个“食要少、睡要早、心要好、事要了”的《养生四字诀》，十分值得后人实践效仿。

名言 读书如人行远，必假舟车。舟车之行，须由轨道，待人驾驶。驾驶之人，既须识途，亦要娴熟。不致迷路，不致颠覆，方可到达。故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所以《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古人以牛驾马，有人设问曰：“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运用，主之者心。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必涵养纯熟，然后气自常定，理自常明。逢缘遇物，行所无事，毫不费力。然其得力处，皆在平日读书穷理工夫不间断，于不知不觉之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气质自然清明，义理自然昭著，此正孟子所谓集义也。

读书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得之著见者也。蓄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

大凡一切学术，皆由思考而起，故曰学原于思。思考所得，必用名言，始能诠表。名言即是文字，名是能诠，思是所诠。凡安立一种名言，必使本身所含摄之义理明白昭晰，使人能喻，谓之教体。必先喻诸已，而后能喻诸人。因人所已喻，而告之以其所未喻，才明彼，即晓此，因喻甲事而及乙事，辗转开通，可以助发增长人之思考力，方名为学。故学必读书穷理，书是名言，即是能诠，理是所诠，亦曰“格物致知”。物是一切事物之理，知即思考之功。《易·系辞传》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换言之，即是于一切事物表里洞然，更无睽隔，说与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晓了，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为学。

诗话 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

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但用事须有来历，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诗以道志，亦是胸襟自然流出，然不究古今流变，亦难为工。须是气格超、韵味胜，方足名家。

诗以道志，须“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是好诗，不可强也。

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是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畜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

诗教甚大，而世之名为诗人者，其诗则小。果能闻道，虽不能诗，何损；诗虽工，而无当于性情之正，何益？汉魏以降，诗人多如牛毛，语其至者，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吾夙昔耽诗，每恨其多，不可胜读，然粗知其利弊，为之而不谬于古人，不溺于流俗，非用力十余年，殆未易语。但非谓诗不可学，亦弗谓可不学也。性之所近，以余力求之可耳，勿以是自喜也。

诗以感为体，必有真情实感，然后下笔，诗味自有不同。自古以来，历代诗人多如牛毛。然真正到家，一代不过数人；精心之作，一人不过数篇。诗学甚大，不仅文词雕琢。学诗得其门径，亦须十年功夫。若言诗学精微，则是终身之事。

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于德焉。

诗词

雨

才闻一路哭，有听满城讴。

唯有檐前雨，声声不断愁。

观物

无用为时贱，忘身自古难。

风高知野旷，雪尽入春寒。

山鸟频惊猎，江船逆上滩。

物情良不远，避世敢求安？

行客叹

我行嗟已久，客路尚劳形。

万古空潭月，寒天欲曙星。

无言来去水，相见短长亭。

岁晚增离思，平芜草更青。

怅望

白首复春前，羁栖似旧年。

雪侵松骨瘦，风带犬戎膻。

高鸟连云栈，轻鸥下水船。

怀归兼念乱，怅望绿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