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第一
本篇导读
《君道》篇是全书的总纲,列全书之首,探讨了为君之道。所谓“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贞观君臣认为“君道”的核心内容凡三:一是“守成”。创业固然艰难,但创业后更须“居安思危”,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成则更难。二是“以民为先”。为君者,宜常思古训:“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尤忌“竭泽而渔”,迫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君臣一体”。君如头脑,臣如四肢,要密切配合,君主应听取臣下意见,兼听则明,且要诱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错误。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如何,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他身边的人说:“做国君的原则,首要的任务是养活天下人民。如果以损害百姓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的欲求,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虽然肚子是填饱了,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以身作则,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不正的情况,也没有在上位者治理好天下而社会秩序失控、国家发生动乱的。我经常反思,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患。如果终日沉迷于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男女情欲,个人欲求越来越大,所受的损害也就越深,既妨碍国家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民心涣散,怨言四起,自然就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纵和懈怠。”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他事物。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旨。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回答。楚庄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的效果是怎样的,詹何说:‘没有听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皇帝陛下所懂得的,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赏析与点评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此句所述,绝对是古今中外为政者的金科玉律。统治者若不能为平民百姓带来好生活、好日子,说什么“以民为本”俱是徒然,毫无意义。而综观整个贞观年间,太宗确实能“先存百姓”、“以民为本”。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译文
贞观二年(六二八),唐太宗问魏征说:“什么叫作贤明君主?什么叫作糊涂君主?”魏征答道:“君主之所以能贤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君主所以会糊涂,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中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的奸佞小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不是这样,他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直到天下大乱、百姓叛离,他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如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纳臣子忠言,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意见也就能传递给国君了。”太宗很赞赏魏征的这番话。
赏析与点评
“兼听则明”——做人处事,若能把所有的正反意见都加以考虑、分析,然后取其长,去其短,才是真正的明智。因此,多听取别人的意见,自然能增加自己的所见、所识、所得。贞观年间,太宗之所以让臣僚放胆进谏,目的就是要兼听。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译文
贞观十一年(六三七),特进魏征向太宗上书说:“我看到自古以来,但凡承受天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朝南而坐,以统治万民,都希望自己德配天地,功高日月,长久统治,帝位能世世代代相传下去。然而能善始善终的实在太少了,衰亡倾覆的相继发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治国的道理。前朝覆灭的教训并不久远,可以讲得出来。”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甲强壮,三十余年,声威远播万里。然而一下子全部丧失,江山尽为别人所有。隋炀帝难道讨厌天下安定,不想让国家长治久安,故意要施行夏桀那样的暴政,弄得自己国破人亡吗?他不过是依仗国家富强,有恃无恐,不考虑后患。他驱使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搜刮天下的财物尽情挥霍,挑选全国的美女,到域外探寻珍宝。装饰宫苑,构筑楼台,徭役长年不断,战事终年不休。君臣间外表威严庄重,内心却多猜忌险恶。奸佞邪恶的进谗者一定会享受福禄,忠诚正直的人却连性命都难保。上下互相欺蒙,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百姓不堪忍受,国家从此分崩离析。于是一度曾统治四海的国君,竟死在匹夫之手,他们的子孙也被斩尽杀绝,为天下人所耻笑,这能不令人痛心吗?”
赏析与点评
“殷鉴不远”——商朝末代君主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后世小说《封神演义》更将之描绘为贪恋女色、荒淫无道的大暴君。然而有史料显示纣王在位早期,商朝国力仍然十分强盛,南征北讨未逢败绩,然而最终却为周人所灭。因此,殷纣的败亡便成为历代为政者的反面教材,此即“殷鉴”一词之由来。
是月,征又上疏曰:『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译文
本月,魏征又上书说:“我听说过,要想让树木长得好,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长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河流的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长远,树木的根基不牢固却希望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国家大权,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应该永保无穷无尽的美好日子。但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能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广积美德,不能节制情欲,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长流一样荒唐!”
赏析与点评
“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事情没有稳固的基础,终有倾倒的一天,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天我们生活在知识型的社会,如没有足够的知识,就如没有根的树木一样,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译文
贞观十五年(六四一),唐太宗对身旁的臣僚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天下是困难还是容易?”门下省长官侍中魏征回答说:“很难!”太宗再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征回应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意见。到了安乐的时期,就松弛懈怠下来。只会使得奏陈事情的官员谨慎畏惧,明哲保身。长期下来,国家便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败下去,终至衰败灭亡。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赏析与点评
“居安思危”——这四字讲是很容易,但实践却是十分困难。人们往往会陶醉于眼前的成就,而放松对未来困境的估量,所谓“贪胜不知输”,正是“居安思危”的反义词。而这四字亦是整个贞观年间,太宗与臣僚们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