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起因，是2000年7月某一天，音乐家田青的一次意外发现。

田青在太行山采风途中听到了一个人的歌。那歌纯粹自由，与山水浑然天成。田青循声攀到山顶，发现唱歌的是一个正放着羊的年轻羊倌。毫无悬念，他就把羊倌带到了他正操办着的“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的赛场，直接跳过初赛和复赛，一步跨入了决赛。

决赛主持人是田青和我。

28岁的羊倌石占明，穿着羊皮袄拿着羊鞭上场时，上场门的很多选手都哧哧地笑，可石占明的羊鞭和一声长长的吆喝同时甩下去后，上场门就静了。在石占明唱的时候，现场更静。所有歌手的歌都有音乐伴奏，而羊倌的左权民歌没有，只是一声高过一声的干吼。吼完了，台上台下好像已经没有会喘气的人了。

掌声潮水般起来时，羊倌已经转身走了。

现场评委的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场没有结果，终评延续到赛后。当时我并不知道田青与石占明的关系，一个劲儿地向田青打听羊倌的出处，想抓个专访，因为当时我正操持着浙江卫视周播的一档纪实访谈栏目《亚妮专访》。可田青没有时间细谈，他得战斗，为石占明。

田青时任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以他为首的坚守中国民歌原生唱法之“原生派”，与标准划一的“学院派”正打学术战，擂台赛无疑是个战场。

一堆名声了得的人物为羊倌的入围激烈争辩。向来温良恭俭让的田青，一扫谦让风度，和另外几个也向来温良恭俭让的人物争得要掀翻屋顶。结果是，石占明获得这场擂台赛唯一的冠军——歌王奖。

石占明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杭州的河坊街上给他媳妇买五块钱一个的发卡。他的一个山西老乡说了三遍歌王，可羊倌不信，连说了三个“哄鬼哩”，接着买他的发卡。当晚颁奖，听到台上报他的名字，哥们瞪得两眼发呆。礼仪小姐过去时，他惊恐得连连后退，最后不得不由两个保安，把两腿发软的他架到了台上。

上了台，羊倌反倒豁出去了，握着奖杯傻笑了一通后，直接问，这歌王县里认不认？我说，认，全国都认！羊倌踏实了，擦着一头的汗拔腿就走。我把他拽回来，让他讲获奖感言，哥们想都没想：俺是跟俺爹学的，由他讲！

满场的人转着头找爹，田青笑起来：他爹在山里！

石占明没理会，继续傻笑着，嘴里喃喃地：县里认……

第二天，此事几乎占据了全国各种媒体的娱乐头版，可石占明没什么想法，紧赶慢赶，就想捧着歌王的奖杯回山里接着放他的羊。而我则想见识能教出歌王的石家老爹，算计了进太行山跟拍石占明的时间和步骤，擂台赛一结束，就和摄像杨铭，跟着羊倌从杭州一同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从北京倒了一天的汽车到太原，再从太原倒了半天的车到左权，又在左权县住了一夜，因为开往羊倌家的班车每天一班，只在清晨六点发车。

石家的那个村叫红都村，窝在太行山深处。从公路到村庄，8公里，只有一条绕着山的羊肠小道，别说车进不去，遇上雨雪天走路都邪乎。班车停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公路边。我俩手提肩扛，走到半道实在走不动了，过来一个挑担的老汉，跛了一条腿，想让他帮忙，那老汉听说拍石占明的电视，哼了声，走了。嘿！怎么就走了？石占明可是你们这沟沟里八百年都出不了的歌王噢！我冲着他背影喊。背影连再哼一声都没有，就消失在青纱帐里了。

进了石家的门才知道，老汉就是歌王的爹。

歌王？歌王的爹也是放羊的，瞅着走得快散架的两个城里人和那个金灿灿的歌王杯子直摇头：那崽要成了歌王，咱一村的人早都是王哩，还轮得上他！

老爹根本不理那个茬儿，赶羊上山时还一路扯着嗓门唱：墙上纸画虎吃不了人，砂锅里和面顶不上盆……

红都村有些家底，只是没什么人气。一眼望去，上百间黄泥垛墙石瓦遮天的土房自由散漫地依着一条不深不浅满是石头的沟壑，山梁上的庄稼也是蔫不拉几地耷拉着。据说县里搞新农村建设，几个偏僻的村都要外迁，红都率先。于是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剩下的29个老少，守着半死不活的老村就是不迁，天王老子来劝都被赶走，一天天守着，啥人气鬼气，照守着，死守着，石家老爹就是“死守”的头领。摄制组到的第二天，29个老少在村口祠堂的戏台上开全村大会，一番闹腾后，村长拍板：为配合开天辟地以来的头回拍电视，全村强制歇工两天。石老爹还是不理这个茬儿，任凭村长追着撵着堵着，啪啪地甩着羊鞭自顾自上山放羊去了。村长也不恼，被采访时，反而言之凿凿地替老爹理论，论唱歌，老爹能见啥唱啥，论嗓门，老爹一吼，那声能翻过好几座山去，比那崽强上百倍。在村人看来，要做王，当然是石老爹先做才是个事儿。几天拍下来，还真印证了村人的话，红都所有人真是招之即歌，歌之惊天，哪个都在石占明之上。于是我跟杨铭就商量着哪天再整个续集，拍一村的歌王。

就在石占明的纪录片《进城记》于浙江卫视的《亚妮专访》播出不到半年的2001年夏秋之交，续集还没影的时候，石占明却带着老婆、儿子住进了北京的楼房，不但真正进了城，还成了解放军二炮文工团正营军衔的独唱演员！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像石占明在河坊街听到他做了歌王的情形，半天没合上嘴。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裹着羊皮袄满山放羊的羊倌成为艺术军官的架势，于是想拍一村歌王的念头立马改了方向——杀回左权，先拍石家老爹，然后再杀向北京重拍石家的儿子，做个歌王父子篇！

从杭州开车到左权，1 600多公里。正是秋黄时节，两个杭州人一路拍拍停停，到了昔阳县境内的大寨，一辆拖拉机开过来，车斗满载花红柳绿的女人，见到摄像机，有个女人扬声道“石占明家可有些路哩！”拖拉机突突地开过去了，风刮过来一车咯咯的笑。我俩纳闷，离左权还有300多公里，怎么就知道要拍石占明？

左权县城就一条大街，一头牵着县政府，一头断在进山的口上。千米来长的街上到处挂着石占明举着羊鞭唱歌的巨幅广告，脸蛋儿红得跟猴屁股似的。满大街的人好像比那一车的女人还兴奋。县招待所的女服务员说起石占明，难抑崇拜之意；所长见到我更是如沐春风，往客房送了酸枣还搭核桃；餐厅的大师傅也是红都村人，听说去拍石占明，亲自掌勺炒了锅爆肉又亲自端上来，说羊倌每次回家，县委书记都要亲自接见，他的手机在村里没信号，电信公司还专门为他安了个塔，如此云云。看着大师傅油糊拉碴的脸泛着红光，我相信，俺要说石占明半个不字，那哥们一准能起杀心。

就因为出了个石占明，通往红都村的那条山道几天前已经铺上了水泥，溜光溜光的，摄制组的车一直开到村口石老爹的羊圈边上。可老爹不在，去了北京了。

两年来，石家天翻地覆。老爹终于对歌王的名堂动了心思，七十好几的人，第一次走出守了一辈子的山沟。我料定，老爹一定是想弄个明白，这年头，砂锅里和面咋真就顶上了盆！

赶到北京，老爹躺在床上，人瘦了一圈。我问他话，他闭紧眼，不吭声。

石占明的版本是：老爹一下火车就被吓着了，那人那车，那花花绿绿的东西满眼乱晃，上了大街，根本挪不开步子；而儿子家的楼房上不见天，下不着土，还闻不到羊粪味儿，老爹很快就病了，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好几天。

田青的版本是：就我进山的十来天前，一个月黑风高夜，满头大汗的石占明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麻袋来到田青家，没等田青问缘由，哥们扔下麻袋就拜拜了。望着往外淌血的麻袋，田青心里一颤，怎么回事？杀了人了？打开麻袋一看，里面是一只剥了皮的羊！这出惊悚剧，是石占明为了报答田青，跟媳妇商量了好些天后，瞒着老爹干的。老爹进城头天，石占明8岁的儿子泄了密，老爹叹了一宿的气，两天没咽下一口饭去，就此一病不起。

我相信田青版。

在红都，田青和歌王，还有什么《进城记》，都跟他们毫不相干，羊是他们的全部世界，天下再没有比杀羊更大的事了！杀羊，就是杀了老爹！

眼看着老爹有出气没进气，石占明也没心思顾及其他，摄制组屁股没坐热，他就让回了。回吧，那还能怎样？我俩出门时却听到老爹的唱：俺是糊涂村里人，蛤蟆蝌蚪老鼠眼，走不动也看不远……

我俩都禁不住想笑，又不敢出声，石家住四楼，下到三层，实在憋不住，站在楼梯口放声大笑，头顶还传来老爹能把人勒死的尖声高唱。

几天后，歌王怕老爹死在北京，把他送回了山。山里人最大的事，就是人不能死在外头，要死在家里。

老爹事件之后，我也怕老爹死了，和杨铭一合计，又折回了红都村，决意单拍一出老歌王的故事。

刚拐进那条溜光的山道，就听到了唱。走了很长一段车，才看清村对面拱起的山脊驮着一群黑羊，精干巴瘦的老爹穿一身黑袄裤，一根旱烟杆插在腰上紧箍的黑布绳里，和他脚下的黑羊都很凛然的样子，是老爹在唱。

老杨正拍着，石占明火急火燎地跑过来，人没站稳就跟我咬耳朵说，他爹骂人哩。

骂谁？

还能是谁！

……

骂狠哩！

我正诧异，老爹下山了，石占明拽起我就走：俺爹就恨了你了，躲远了他……

我窝上火了，站下，看着穿回了羊皮袄的石家小子：躲什么躲，就你家这鬼地方，要不是田青和我，谁能把你个羊犊子闹成了歌王，你爹也不想想……

石占明紧着摆手，拽起我又走：可别提歌王的事哩……

原来，《进城记》播出之后，上海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江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大堆电视台一脚接一脚地去了，连英国美国的电视台都没落下。石家是来一拨人杀一头羊，来一拨人杀一头羊，加上之前石占明去浙江参加民歌赛凑盘缠杀的几头卖，400头羊杀得只剩下198头。红都村地瘦，向来穷，石家的日子全拴在这几百头羊上，摄制组一到，眼看198头也保不住了，这等于要剐老爹的心，自然要往狠里骂。

一脸苍凉的老爹下了山，走到我跟前，想说话又摆摆手咽下了。看着老爹越加驼了的背从眼前闪过去，我突然蛮怨责自己，甚至后悔让石占明进了城。这不，好端端一个羊倌，好端端一个跟羊活得一般自在的老爹，硬是让我给搅和得水深火热，这不叫罪孽叫什么？我追上老爹，想说点什么，还没开口，那溜光的道上偏偏又来了县里的五辆小车。看着车上下来十几个领导，浩浩荡荡过来，我的心里打开了鼓，我的妈，那差不多“鬼子”进村了，198头羊真说不准还能剩几头。见老爹两眼直直地盯着冲他招呼的满面红光的一群官，嘴半张着噎在那里，又见石占明冲我直摆手，我揣不透意思，赶紧催促收了机器，掏出一把钱塞进老爹手里，乘他晃神的当口，就势把他拽进了屋。

那天石家又杀了两头羊，吃饭时老爹蹲在羊圈，说死不上桌。

为老爹拍的片子《民歌恰似穷乡好》播出后，红都村被县里开发成了民歌村。那条簇新的水泥路上，操着各种口音的人络绎不绝，荒僻之地一下变得熙攘喧嚣，漫坡的庄稼也探头探脑直起腰来，可我再也不敢进去，我怕老爹杀了我，因为石家的羊杀得只剩10头了。

就在拍完老爹的片子往村外走，我也像田青一样听到了歌。不是一个人的歌，是一群人的歌。

有歌的地方就是开村大会的祠堂。古戏台上11个男人坐在打成四方的铺盖上，拉着吹着打着各种乐器，仰着脖向天而歌。那歌柔情绵长且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没有半点杂质，虽然听不懂唱词，听完一场，我的眼就湿了。

石占明说，这些是没眼人；一老乡说，都是光棍；石老爹说，他们是八路。

没眼人！光棍！八路！我把这三句谁也挨不着谁的话告诉了田青。

田青断定，中国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辽州小调，其最原生的状态和完整的曲牌曲目，就保存在这帮长年在太行山流浪卖唱的盲人队伍里，但他不确定“没眼的光棍八路”传说是否真实。

人和歌都燃起了我寻找和纪录的欲望，一如一年前发现石占明。只是当时万万没料到，这帮“没眼的光棍八路”，已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打开了一扇门，且就此把我引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又让我N个万没有料到，这条通山通水通灵的路上，将有一场几近生死的淬砺在等，而我的人生轨迹也将由此改变！

这天是2001年10月25日，一个毫无征兆的日子，杭州女人的一段传奇跋涉就此起步，伴我而行的一帮人，就是后来和我扯出十年故事的11个没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