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庆节刚过不久，第一次考试就把大家“烤”焦了。各门课程出的题目都很多、很难。每一位先生，在发试题以前，都先强调一下这次考试的意义，强调自己教的这门功课绝对不能考坏，强调学习是学生的首要的、主要的、非常重要的……特别突出的任务。
这种讲话不啻火上加油，班上空气更加紧张。等拿到试题，就听见有人倒吸一口气。也有人轻声叹息：“完蛋了！”苏宁在考头三门功课时都考坏了，考到第四门——物理时，头疼起来，只答了试卷的四分之一。
郑波对这次考试憋的劲也是太大了。她给自己提的要求是每门功课都要在九十分以上。她想通过这次考试向自己，也向大家宣布：“我已经赶上了！”她想让李春看看（何必隐瞒呢？）自己并不是什么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她在考试前努力弄熟每道难题，恨不得连题目都背下。结果头一堂考数学，她就被数量多、面广，但不是很难的题目绕住了。她答得不好，锐气受了挫折。考物理时，看到苏宁的情况，她又为苏宁着急，结果自己慌乱之中折错了单位。一小时等于六十分钟，这是七八岁的孩子也知道的，但是再有半年多就上高等学校的郑波，却把一小时折成了一百分钟。荒唐透了！
考完物理，苏宁抹着一脑门子万金油从医务室回到教室，一进屋就哭了。她抽泣着告诉别人，自己各门功课最多得零分。吴长福考得也不好，不过她本来不太伤心——反正也没考好过——及至看到苏宁哭，和苏宁说了几句，自己也哭起来，并且向苏宁保证自己考得要比苏宁坏十倍。苏宁更不高兴，躲到讲台桌的空膛里，吴长福也跟了进去，两人缩在讲台桌里闷声哭。郑波见了茫然发愣，杨蔷云见了哭笑不得。第二天，苏宁就请了病假。
过了一星期，袁先生来主持开班会，报告考试成绩。
袁闻道今年五十一岁，是全校工龄最长的教师。他才二十二岁（那时正上大学）就在中学代课，后来上不起大学了，伪造了个毕业文凭，正式做了数学教员。他也教过别的科目——包括语文、图画、音乐。他浑身——头发上、鼻梁上、耳朵上、眼镜上、衣服上——都沾满了粉笔灰，他也不掸掸。他曾经对别人说笑话：“等我死了，解剖开，把粉笔灰抖出来，足可以再制造三打粉笔。”由于他教书年头多，许多题能背过。当学生问问题时，他往往不等学生说完题目就连答数都写在黑板上了。他显得很衰弱，脸上布满纹道。用他自己的话，布满“山脉河流”。但由于做教师，他腰板一直挺得很直，而且嗓门洪亮，说话拉长声，抑扬顿挫，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都能听清楚。
袁先生不愿当班主任，他认为高三的同学“不好对付”。但是教导处一定要他担任，他也就担任了。
现在袁先生来到班上，劈头一句话：“同学们，情况令人不满！”接着告诉大家，“这次阶段测验，不及格者，达全班的三分之一。其中两门不及格者五人，三门不及格者三人。各门课都在九十分以上者一个也没有，八十五分以上者也只有七人。”
袁先生说：“咱们班考试成绩之坏，确实是前所未有。我们高三同学，为全校之首，即使不能出人头地，也不该如此落后。当然，同学们会说：‘先生分数判得太严了吧？’不错，这次考试，先生们判分很严。例如，这从对文字的要求上可以证明。过去，除了语文，写错别字是不扣分的。这次不然，哪一门功课也不许写错别字。先生这样严是不是应该呢？我想，咱们同学已经上高三了，自然明白，这是对祖国、对同学负责任。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谈谈对这次考试成绩不良的看法，并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意见。”
同学们都低着头，没人说话，各自往坏里估计着自己的考试成绩。
袁先生又启发说：“大家可以谈谈，为什么这次考试成绩不佳？其原因是什么？”教书教久了的人，在和学生谈话时，总是常常夹用“可以证明”“进一步探讨”“反之亦然”以及“其原因”这些词儿。
“题太难了。”周小玲低着头说。
“题也太多，答不过来。”又有人说。别的同学点头。
“这么说，考不好，要赖先生出题不恰当了？”袁先生不满地说。
“主要还是因为慌。”袁新枝向她父亲说。
“为什么慌呢？”
“因为题目难。”周小玲小声重复。
“又是题目难！”
杨蔷云举手站起来，她说：“甭怨题目了，最难的题目也是你学过的啊。我们没考好，是因为学得不好，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明白吗？”
袁新枝说：“我们为什么慌呢？就是因为没把握。为什么没把握呢？因为不熟，不烂。为什么念得不熟呢？还不是努力不够！”
教室角落里一个人咕哝：“努力不够？都快累死了！”
郑波惭愧地说：“开学以来，特别最近几星期，大家确实是用功了，但不能说这就算努力够了。譬如我吧，过去一贯学得不扎实，现在猛开上一阵，所有的功课都在脑子里浮着，不连贯，不系统，不透彻。生怕摔个跤，就把功课忘了。这再加上一慌，怎么会考好？”
李春说：“我赞成郑波的意见，咱们班学习不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对，对！”袁先生点头，“那么今后怎么办？”
又没人言语了。
袁先生希望大家“探讨”完了“其原因”，能再“进一步研究”今后任务，并且表示态度。前两天初中有几个考得不好的班，在班主任领导下通过了决议，提出了保证。教导处很满意。袁先生希望高三也能这么来一下。
但是，大家不了解袁先生的计划，没有人帮忙。
袁先生只好自己提：“咱们同学，是不是给学校写一封信，表示一下态度？就说咱们可以保证：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减少以至消灭不及格的现象。”
没有人响应，学习上这么多麻烦问题，先忙着写信干什么呢？
袁先生提了意见没有反应，他尴尬地再问大家：“怎么样？大家赞成不？”
杨蔷云直率地说：“写信啊，没用。”
“怎么没用？”
“好些问题还没解决，写信不是瞎掰嘛。”
袁先生紧皱着眉头：“你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别的同学也表示赞成蔷云的意见。没人赞成写信表示态度。袁先生很生气，和大家扯了一会儿，他说：“班主席主持着再讨论一下吧，我有事要开工会小组会，我先走了。”然后也没做什么总结，不满地离开了教室。
班主席是周小玲，她莫名其妙地走到讲台前，问大家还有意见没有。
杨蔷云说：“我觉得咱们该认真谈谈了，别又表面检讨一番，迷迷糊糊地就过去了。”班主任走了以后，她感觉说话倒痛快了些，她又说：
“刚才提到慌，说是因为学得不扎实。我看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学习目的不明确。有人学习就是为考试，为得分，害怕困难，一点也不顽强。一道题考坏了，就泄了气。这样愈考得坏愈慌，愈慌愈考得坏。”
过了一会儿，李春站起来发言。她嘲笑地说：“本来我不想多说，学习好坏，大家心里明白。可杨蔷云说考不好是因为学习目的不明确，这又是漂亮话。请问你考试发慌的时候嘴里念一句‘我为了祖国而学习’，就能驱散邪魔，不慌不乱吗？（这时吴长福小声问别人：“什么叫驱散邪魔呀？她的词儿真妙！”）咱们考得坏，考得很坏，先生已经说了。大家都痛心，可是杨蔷云又说这漂亮话！譬如郑波，我有什么说什么，郑波你也别生气，我想杨蔷云绝不怀疑郑波的学习目的，可是郑波告诉我说，她慌得最厉害，一小时都折成一百分钟了。哼，原因其实很简单，咱们该算算账了，弄得考试成绩这样见不得人，为什么？”
“咱们班过去不是净受表扬吗？在咱们团分支领导之下，会开会，会喊口号，会表演节目，可谁注意过念书？我记得通过周小玲入团的时候，杨蔷云说，周小玲很好，也不是有什么忘我精神呀或是别的，因为呢，因为周小玲做起社会工作不怕耽误功课！郑波说得对，过去学得不扎实，底子不好，全班底子都不好。”
“我真心劝郑波，当然听不听在你，别开那些个会去了，也用不着找人个别谈话，先自己念好书吧。我也劝杨蔷云，我知道杨蔷云恨我。你呀，也别净讲政治名词了，有工夫多制几个图好不好？还有咱们全班，大伙好好地念书吧，什么你选我我选你呀，谈谈思想情况呀，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呀，申请入党呀——还远着呢——往后搁一搁，不碍事。”
“我的话完了，当然，是错误的。不过请大家考虑。”李春说完，就气呼呼地坐下了。
谁都没料到李春说了这么一大套，这话马上引起了大骚动，议论纷纷。李春说话的那股劲儿，就像积怨已久，不吐不快似的。说起话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单刀直入。有些同学一下摸不清李春的意见的主旨，在那儿谈论：“咱们班是像她说的那么坏吗？”“学习目的这玩意儿确实太抽象。”“李春不赞成别人申请入党么？”
周小玲不知怎么办，只在那里嚷：“谁要发言呀？快举手。”
袁新枝说：“我希望李春再解释一下她的意见到底是什么。”
“我的意见就是咱们要好好念书。”
“不做社会工作么？”
“我没说不做。”
“不管思想品质么？”
“我没说不管。”
杨蔷云只是看着郑波，她期待郑波能“澄清”一下局面，但郑波默然无语。后来，郑波起立了，但她的话却使蔷云失望。
郑波说：“我觉得咱们开班会也没有很多准备。先生也不在。李春的意见一下子大家不见得能考虑好。不如先散会，大家再想一想。”
周小玲宣布了散会。
杨蔷云去问郑波：“你为什么不说话？”
“说什么？”
“说什么？当然是反对李春的那一番话。”
“李春的话里也有对的一面。”
“当然了，中国人说中国话，至少文法是对的。我认为，你不该退让！”
“那么，凭什么进攻？”
“这么说，你也要接受李春的劝告了？”
“小杨，你想呀！你难道不知道，我自己学不好功课，有多沉重！如果你不能以实际的成绩，只是用两片嘴来证明自己是对的，那有什么用？即使没有李春，我也极其害怕同学们的责备：‘分支书记，您不知道一小时等于六十分钟吗？’”
“别光想到自己！苏宁一个多星期没来上学了，说不定她是由于功课不好闹情绪。还有吴长福，她跟我说因为小时候她妈妈奶不够，净吃面糊，所以她特别笨，功课没法学好了。这次考试前后，发生了好些问题，不是分数的问题，是活人的问题。可你光在那里惭愧，你有什么权利老在那儿惭愧呀？”
郑波看着蔷云，她觉得蔷云的话是对的。蔷云有时会说出意想不到的聪明而尖锐的话，她自己都不觉得，郑波却觉得讲得那么好。郑波感谢蔷云，她勇敢，所以容易正确，当然也容易错，但错了也容易改。虽然如此，郑波的惭愧自责心情仍然扭不过来。所以她望着蔷云，说不出话。
教员预备室的工友老侯叫郑波，说是袁先生找郑波有事。杨蔷云回到自己座位，想了想，到团总支办公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