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瓷韵匠心(1)
在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七月十五颇富特色，既是民间的鬼节，俗称『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还是道家的中元节。对于以瓷器为基业的景德镇而言，这一天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瓷业窑主决定佣工请进、辞退及结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因窑主要在这一天决定是否更换工匠，故称『变工节』。
在山石骨出山泥，水碓舂成自上溪。
要是高庄称好不，不船连载任分携。[1]
方方窨子滤澄泥，古语儿童莫坏坯。
炼到极稠捶极熟，一归模范即佳瓷。[2]
——龚鉽[3]《陶歌》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唐人白居易这首《忆江南》是公认描写江南景色的名作——碧绿的江水，艳红的江花，绚丽多彩，生机盎然。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时刻，最美的景色，怎由得人不深深向往？
由于白居易曾在苏杭为官，加上另有两首诗明确提及杭州、苏州，因而公认此诗所描绘的亦是苏杭风光。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白居易笔下的“江南”其实是指浮梁，更具体地说，是昌江之南的景德镇。
白氏长兄白幼文曾任浮梁县主簿，白居易青年时期曾在昌南住了几年。吸引他的不单有光彩夺目、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朝茶暮酒的习俗。这一段生活经历时间虽不长，却令他刻骨铭心，以致后来白居易做了杭州刺史，还特别号召天竺、龙井一带农家学习浮梁茶农垦山种茶，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此即后世著名杭州龙井茶之来历。
唐宋时的浮梁，确是人间天堂——境内遍布山峦、河流，秀峰绵延，山色如黛，河溪婉转，绿水似练；山中有水，树色参差，水带环山，浟湙潋滟；山色水光，交相辉映，天光云影，并生共处，正所谓“湖光接晴空，山色有无中”。以山林为骨，以河水为脉，“浮梁”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4]。
浮梁所辖景德镇[5]距离县城二十里，这一带更是典型的水乡风光——镇内青山起伏，昌江自东北向西南穿过镇区，又分出许多宽窄不一的支流港汊，水深足以行船。民居依山而建，面河而立，粉墙黛瓦，兼之小桥流水，灵动飘逸，古树森然，恬静澹然。外人来到这里，便会不由自主地醉倒在水乡的风韵中。
北宋时，大名士苏轼和黄庭坚到浮梁拜访好友佛印[6]，三人乘船夜泛昌江[7]，到东河与昌江交汇处，惊叹于月色下的清幽江景，乐而忘返，留下一段风流佳话，被后人称为“三贤夜游”。以苏、黄二人之见多识广，尚且为昌江月色所陶醉，足见风光之旖旎。
可惜的是，元代以后，简约生动的乡土自然风光逐渐消失了。随着青花瓷器技术的进步，景德镇发展成为典型的手工业镇市[8]，瓷都地位凸显。这处江南雄镇的繁荣纯然建立在瓷业生产的基础上，“镇人日以盛，镇陶日以精”。所谓瓷之为道，“捣金石之屑，拔草木之精，埏之坯之，輐之绘之，釉之煅之，别土胍火色，寻蟹爪鱼子”，所需无非土、木、火、水之物。于是，瓷石、矿土被挖去做坯，林木被砍伐烧窑。由于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出产优质高岭土的青山最终都变成了光秃秃的平地。不单失去了绿水青山，景德镇亦不再有昔日婉约可人的风姿，“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号称“四时雷电镇”。
转眼又是一年七月半，是景德镇一年中最重要、压力最大的日子，是真正的“夜不能令人寝”。
在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七月十五颇富特色，既是民间的鬼节[9]，俗称“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10]，还是道家的中元节[11]。对于以瓷器为基业的景德镇而言，这一天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是瓷业窑主决定瓷业佣工请进、辞退及结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窑主要在这一天决定是否更换做头师傅即领头，领头则决定是否更换板板即小领头[12]，板板再决定是否更换伙计即操作工匠，故称“变工节”。
事实上，在瓷器行业，一年只有四大节日——
一是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传说这一天是花神生辰，也是景德镇瓷器行业规定的开工日期，行话叫作“花朝起手”。开工时，窑主要摆“起手酒”，请工匠吃饭。二月份工钱则称为“起手钱”。
二是“变工节”，是总结上半年生产情况、制订下半年计划的重大日子。通常要放假三天，窑主先请做头师傅上馆子吃大茶，即炒菜喝酒，在酒宴上决定是否更换做头师傅。如果做头师傅留下，又决定留下板板及其伙计，便先由做头师傅出面请众人上茶馆吃油条，叫作“定事茶”，再由窑主出面请各板板吃蒸肉饭，表示勉励之意。
因“变工节”当日又是鬼节，各行帮[13]、会馆[14]通常也在这一天置办酒食，派人到坟山祭祀亡者[15]。
三是十月二十六的“人丁节”，是确定来年人工的日子，性质类似于“变工节”。窑主会在这一天置办酒席，请吃“人丁饭”，决定是辞退还是继续留用做头师傅。如果窑主在席间大谈来年计划，即表示有意留下做头师傅。如果只提一些感谢的客套话，便有辞退之意，做头师傅对此心照不宣。若是做头师傅不愿意在原处工作，也要当天提出辞工。
做头师傅确定留下后，就要立即找齐各个工种的板板，再由板板找齐本工种的伙计。定事后，工匠可向窑主借定钱，叫作“扯八中”。打比方说，工匠先借八两银子，为年底回家过年做准备，到来年“变工节”结算时，要按十两银子在工钱中扣除。
四是十二月十三的“歇手节”。按照行业惯例，坯工统一在这一天停工，不再做坯，故称歇手。俗语云：“起手三日衍，歇手三日赶。”歇手并不意味真正的停工，工匠还需要继续做完架上的半成坯，大约花费数日时间，这才能赶回家过小年。若是生意好，窑主可以延长做工时间，叫作“扯尾巴”，但是必须取得工匠同意，还得在“扯尾巴”期间每天多供应每位工匠四两肉和“耳朵钱”。
瓷器是景德镇的经济命脉，镇中之人直接从事瓷业者十之八九，余下民众亦多靠与瓷业相关产业谋生。在这样的氛围环境下，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不再是春节、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而是七月十五“变工节”及十月二十六“人丁节”。
“变工节”尤其关键。瓷业行话有云：“七死八活九翻身。”说的是每年七月以前是淡季，坯工通常都会在七月歇工。到了八月秋收季节，各地行商都会赶来景德镇购买瓷器，瓷业迅疾转入旺季。且九月秋高气爽，瓷坯容易干燥，是做坯的黄金季节。工匠能否挣钱，就要看这几个月的做活儿。俗语云：“做吃不空，坐吃山崩。”工匠若是不能在“变工节”被窑主雇佣，便只能“坐公馆”，失去饭碗，坐吃山空，还要遭人白眼。手艺差些的工匠往往寝食难安，有一技之长者亦有相当的危机感。盖因景德镇是中国瓷都，制瓷水准在世界首屈一指，巧匠云集荟萃，名家层出不穷。俗语有云：“一山还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在利润巨大、竞争激烈的瓷业更是如此。
以民窑为例，景德镇号称“民窑三千”，嘉靖、隆庆年间以都昌人氏崔国懋所烧崔公窑为冠。崔窑擅长模仿宣德、成化青花，所烧瓷器精美绝伦，能够以假乱真。后来更在青料匮乏的情况下发展出青花五彩[16]，亦有相当特色，独步一时。
五彩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工艺。五彩通指蓝色以外的其他彩色，如红色、黄色等。因为明代尚未发明釉上蓝彩，彩绘中的蓝色须得使用青花，称为蓝彩。如此，定好瓷器图案后，需要先以釉下青花描绘蓝色部分，上釉烧成后，再用釉上彩料绘完剩下图案其他部分，最后入窑烧制而成。
最早的青花五彩由成化斗彩[17]发展而来。斗彩与五彩情形大致类似，也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彩色拼合成纹，来完成彩绘。但在斗彩瓷器中，青花在图案中以骨架形式出现，是构成整体装饰的决定性主色，诸多釉上彩色只是附庸和陪衬。而在五彩瓷器中，青花并不是主色，只是普通一色，地位与红、黄、绿等彩色相同。由于青花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五彩和斗彩制成品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五彩纹饰满密，色彩艳丽，华丽之极，有大富大贵之气，图案富有层次感和真实感；斗彩则保持了青花的幽倩色调，主体画面高洁朴素，间或点缀的彩色又改变了青花的单一色相。
青花五彩瓷器盛行于嘉靖、万历年间，虽并非崔国懋首创，却在其手中发扬光大。崔氏更是在传统五彩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填彩，先以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胚胎上，烧成青花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最后入窑烧成。崔窑填彩不仅画面生动活泼，清丽鲜美，且立体感十足，趣味盎然，面世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供不应求。
然崔窑优势并未保持多久，万历后即有徽州[18]吴明官横空出世，进一步发展创新了青花斗彩技术。吴明官将青花分为淡蓝、浅蓝、蓝三种料色，再以些微彩色来搭配深浅浓淡不一的青花，极具中国水墨画的淋漓美感。与其说是斗彩，倒不如叫点彩、染彩更合适，惊艳之极，令人过目难忘，初一问世便声名大噪，风靡一时。且极为士大夫珍视，与嘉兴王二之漆器、张铜之铜器并称“天下三绝”。
吴明官后来者居上，不仅在财富上一举超越了崔氏，成为以技致富的典型，更受到士林尊重，在浮梁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19]，甚至还娶了当地名绅李瑞侄女李新喜作填房[20]。
自古以来，中国便以“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为最基本的匠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21]。在技艺当头、日趋于新的瓷器行业，吴明官亦如崔氏一般，难以独占鳌头，近年来又有婺源[22]陈仲美、浮梁吴为、姑苏周时臣飞速崛起，三人技艺各有所长，虽与崔窑、吴窑、都昌小南窑并称“六大窑”，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意。
身怀绝技的匠师不断涌现，连崔国懋、吴明官这类具有独特工艺的行业翘楚都在极短时间内被后进者赶超，寻常工匠更是忧虑重重，不免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之虞。因而每年每到七月半时，景德镇的气氛会变得相当紧张微妙。且并非民间寻常鬼节来临时之诡异，而是一种因为未来不可预测而产生的惶恐不安。全镇仿若一大张绷紧的布幔，虽看不清楚后面的具体情形，却能感受人心的躁动与浮动。兼之行帮之间素来相互竞争猜忌，似乎有心人稍微一伸指头，便可戳破这层布，露出其后张张惶恐失措的面孔来。
疑心生暗鬼，每年“变工节”之时，景德镇总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号称“多事之秋”，巡检司[23]因之格外紧张，驻镇通判[24]甚至不敢离开官署半步。时人有歌谣云：“年年七月中元节，几处坯房议事来。每到停工总生事，好官调护要重开。”事实证明，这个“好官”着实不好当，仅“调护”一责，便足以令其焦头烂额。
现任饶州通判姓陈名奇可，这是他在景德镇过的第二个“变工节”。
万历十年（1582年），明廷令饶州通判改驻景德镇，尚有监管宫廷用瓷烧造的主要职责，署理巡检司、掌管地方治安捕盗只是次务。也就是说，饶州通判只要能监督御窑厂[25]工匠烧制出宫廷满意的瓷器，便算是称职。至于地方，只要不爆发嘉靖十九年（1540年）那等规模的民间械斗，便算无事。
然“国本之争”[26]旷日持久，当今万历皇帝开始消极怠政后，对金银珠宝生出了浓厚的兴趣，为方便搜刮民财，往各地派出大量矿监、税使[27]。皇帝亦不再信任朝臣，自万历八年（1580年）起，改由心腹宦官江西矿税使潘相管理御窑厂，地方巡检事务遂成为饶州通判的首要事务，陈奇可则是大明立国以来以此身份上任的通判第一人。上任之初，便面临地域行帮冲突日益严峻的局面。
瓷器利润巨大，导致景德镇民窑业快速发展，“浮处万山之中”的景德镇亦成为邑南一大都会。由于瓷业生产复杂，分工较细，号称要经过七十二道工艺，即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有的工种需要体力，有的工种相对轻便，从稚龄童子到成年男女，再到年老体弱的公公婆婆，均能找到合适的活儿干——男人可以做坯，女人可以画坯，小童可以学徒，身有残疾甚至连盲人也能靠研磨颜料谋生。兼之瓷业兴，百业兴，给外乡人提供了诸多发迹的机会。人们认为景德镇机会多、赚钱易，争相奔来谋生，即所谓“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殖陶之利，五方杂居，百货具陈，熙熙乎称盛观矣”。
到明代中后期，外来人口即所谓客籍人士大量涌入，景德镇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余人”，且“五方借陶以利者甚众”。客居者大多来自饶州所属鄱阳、乐平、德兴、安仁、万年等县及其他府所属南昌、都昌[28]等地，多以“窑业佣工为生”。如此，居民多为客籍，人员结构变得复杂。各方客籍人士均按照各自籍贯建立起以县、府等为单位的同乡会，联合成团体来谋求最大利益。然资源、商机、市场究竟有限，随着外来人员滚雪球一般地暴增，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冲突亦不可避免。早在嘉靖年间，便曾经因为抢夺粮食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