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一天明月(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日》可谓写尽了春光的美妙。唯一的遗憾是——圣贤孔子讲学之地泗水之滨早在北宋末年就已被金人侵占，朱熹从未有机会亲见。
仙苑春浓，小桃开，枝枝已堪攀折。
乍雨乍晴，轻暖轻寒，渐近赏花时节。
柳摇台榭东风软，帘栊静、幽禽调舌。
断魂远、闲寻翠径，顿成愁结。
此恨无人共说。还立尽黄昏，寸心空切。
强整绣衾，独掩朱扉，簟枕为谁铺设。
夜长更漏传声远，纱窗映、银缸明灭。
梦回处，梅梢半笼淡月。
——阮逸女（即书中提及建阳名士阮逸之女）《花心动》
福建古称“闽”。秦代之前，闽地一带生活着七个土著部落，所以又有“七闽”之称。唐代在闽地增设漳州，即所谓“七闽宜增为八”，“八闽”由此成为福建的通称。到南宋时，中央朝廷在八闽之地设置福建路，下辖建宁府一府，福、泉、漳、汀、南剑五州，及邵武、兴化二军[1]，共四十八县，府、州、军行政区划总数恰好为八，遂继续沿用此前已有的“八闽”称谓。
自古以来，八闽就是著名的险远之地。自唐代开始，闽地才开始兴盛，独为东南之望。入宋后，福州更是成为沿海一带的繁华都会，有诗句称其“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便是商旅如织的真实写照。然而福建凸显地位重要、得失关系全国安危还是在中原沦陷于金人之手、南宋王朝南渡建都临安后，即大儒朱熹所言：“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
虽然福建路的路治设在福州，但地位最高的却是由建州升府的建宁府，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当水陆要冲，工商繁盛，更重要的是宋孝宗赵昚即位前曾被封为建王，建宁俨然有潜邸之名。最奇特的是，建宁府名望最高的也不是府治建安[2]，而是下面的一个小县——建阳。
建阳位于武夷山南麓，是福建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汉武帝时闽越王余善于此筑城，称大潭城。因而建阳又有别称“潭城”。
这里地处闽浙之要冲，而路踵轮蹄之往来，为古代中原入闽必经之地，素有“闽地咽喉”之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这里还是满目青山，层林叠翠，成片的竹林随处可见，有“林海竹乡”之称，又被喻呼成“绿玛瑙”。县境内溪流纵横密布，主要水系如崇阳溪、南浦溪、麻阳溪等均可以通行木船和竹排。如此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之地，使得建阳成为福建最重要的产粮区，号称“闽北粮仓”。这里广泛种植着北宋真宗时期自交趾[3]引进的占城稻，一年可以两收。
除了生产高质稻米之外，建阳一带出产的建茶、建盏等早在北宋时就是朝廷贡品。建茶泛指建阳到建安一带出产的茶叶，唐代茶圣陆羽曾评价建茶道：“其味极佳。”北宋周绛《补茶经》曰：“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记载：“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由于历代名人，甚至皇帝的推崇，建茶得到了“天下第一名茶”的称号，价格不菲。北宋名臣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录道：“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大诗人陆游曾任福建路平茶公事，掌管贡茶整整十年，留下大量描述建茶的诗句。如他上任路过建阳时，名儒朱熹以武夷茶中极品——白云庵佛共茶赠送，陆游写下《喜得建茶》诗云：
玉食何由到草莱，生奁初喜拆封开。
雪霏庾岭红丝磑，乳泛闽溪绿地材。
舌本常留甘尽日，鼻端无复鼾如雷。
故应不负朋游意，自挈风炉竹下来。
好山好水出好茶，也孕育了茶乡的“斗茶”之风。斗茶又称“茗战”，即新茶制成之时，茶农之间互相比试茶品高低。这原只是闽北的地方习俗，后经北宋名臣丁谓、蔡襄等人倡导，迅即发展成鉴赏茶品、冲泡茶艺的盛会，经大批文人用笔墨渲染后，进而演变成一种雅致的茶道艺术。
宋代斗茶，茶色尚白，宜配黑色茶盏，于是应运而生了陶瓷史上的杰作“兔毫盏”。兔毫盏学名黑釉瓷茶盏，因产于建州，又名建盏。[4]这种茶盏体形不大，除沿口较薄外，胎胚微厚，特别是从腹部至圈足底围厚度最大。颜色一般是很深的绀黑色，略带一点儿银灰的褐色。黑色釉层中，并排呈现出一丝丝、一条条的褐色纹路，酷似兔毫毛，被称为兔毫斑，其盏故名兔毫盏。这种茶盏的优点是：绀色之黑如漆，银灰则斑莹如星，器皿重如铁，击声响如磐。注入清水，银光闪烁；倒入浓茶，其色溶溶。自问世之日起，兔毫盏便被世人尊为瓷中珍品。有荷兰商人由福建贩运兔毫盏至欧洲，其价值几与黄金相埒，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由于鱼米飘香，物产丰富，建阳居民多达四万户，人口数则超过十万。北宋最盛之时，洛阳、应天等陪都级别的大城市人口也不过十万，而建阳仅仅是一个县级小城，却堪与陪都比肩，可见富庶之程度。
经济繁荣，相应则会带来文教鼎盛、人文荟萃。建阳还是南宋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建阳出产的图书称“建本”，远销海内外，号称“书坊之书犹水行地”，正如名儒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文中言：“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本人久居建阳，许多知名学者和藏书家都曾委托他代购图书，有人甚至写信称：“务在必得，惜书而不惜钱物。”可见建本名气之大。
每年春季之时，建阳一带总是商旅云集，除了采买茶叶的茶商外，更多的还是慕名来建阳采购图书的书贩或是游客。此即后人诗云：“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建本之精，以永忠里刘氏和崇化里余氏所刻为最。刘氏和余氏原先均是中原望族，唐末战乱时才移居建阳。刘氏刻本称为“慎独斋”[5]，余氏刻本则称作“勤有堂”[6]。刘氏刻书内容偏重正统的经史子集，余氏则四部皆备，且更趋向通俗化、大众化。论工艺，论质量，两家刻书均是个中翘楚，难分轩轾。
地灵亦有人杰，理学名家蔡发、蔡元定均是建阳人氏，当世大儒朱熹亦选中建阳作为后半生寓居之所，在城南三桂里考亭兴建精舍，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建阳由此成为南宋理学中心，四海崇仰，各地学子辐辏而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朱熹受权臣韩侂胄迫害后。当然，也依然有不畏朝廷高压政策慕名来探访朱熹的学子名士。朱熹毕竟是一代儒宗，盛名闻于天下，权臣韩侂胄敢指使心腹将前宰相赵汝愚拖到雪地中冻死，却还是不敢轻易对朱熹下毒手，最多只能以流放其得意弟子蔡元定来一泄私愤。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这首《春日》可谓写尽了春光的美妙。唯一的遗憾是——圣贤孔子讲学之地泗水之滨[7]早在北宋末年就被金人侵占，朱熹从未有机会亲至，所谓“胜日寻芳”的吟赏，只是他个人的美好遐想而已。
自从朱熹定居在建阳，朱子及考亭学派就是当地一贯的热门话题。建阳民众不见得人人都对理学有兴趣，但在文风极盛的宋朝，吟诗以附庸风雅却是争相爱做的事，人们外出游春时，总是要吟诵朱熹的《春日》，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大儒的敬意。
尽管在朝廷大肆打压理学后，朱熹众多弟子鸟散而去，他本人亦是深居简出、行事低调，但依旧不可避免成为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目下建阳民众热议的，正是新上任的福建提刑辛弃疾是否会顺路到建阳探访朱熹。
建阳县治并不大，周回不过十余里，三面环水，北面临山。由于受到天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县城中基本上只有官署，百姓甚至大户人家都住在城外。而建阳的中心市集也不在地上或山上，而是在桥上——
县城的南、北城门外分别建有两座宽大的木桥，名为濯锦南桥和濯锦北桥。濯锦南桥又名朝天桥、通都桥，位于县城南门外，横跨麻阳溪，是县城南北交通要道。濯锦北桥又名拱辰桥、同由桥，由本地名士宋翔即宋慈曾祖父私人出资兴建，位于县城北门外，横跨崇阳溪，是县城东西交通要道。两座桥都是石墩木梁，桥高五丈，酾[8]水十三道。更为独特的是，桁木桥面并不是露天的，而是覆以屋顶，建有房屋，拱辰桥上有八十五间，朝天桥上有七十三间，此即当地人所称的“桥屋”。桥屋当然不能住人，而是租给商贩开店用，因而建阳两座最要害的交通木桥，亦是本地最繁华热闹的市集所在。
拱辰桥最东头的桥屋是一家卖“水吉扁肉”的小店。水吉扁肉是源于水吉乡的一种风味小吃，其实就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馄饨。唯一的不同是它的肉馅不是用刀剁，而是用一种圆柱状的木槌反复地砸，直到肉变成一摊软泥为止。
女店家金三娘正一边举锤砸肉，一边对客人道：“要照我看，这辛提刑啊，肯定不会去看望朱熹老夫子。别人都说辛提刑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一定会怕朱老夫子连累他自己。我金三娘偏不这么认为，我看辛先生那个人，其实还算是个有担待的人。”
她口中滔滔不绝，手上的锤子也毫不停顿，一下一下地砸到厚厚的圆木砧板上。
桥屋空间狭小，店里只放得下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上坐了一名老者和一名年轻男子，看样子像是父子，这便是金三娘目下的听客了。
那年轻男子有些口吃，结结巴巴地问道：“三娘说……说……辛……辛提刑……有……担待，为……什么……又说他……他不会去……去看朱……朱……”
金三娘见他说话费时又费力，忙道：“三娘听明白小哥儿的话了。我觉得吧，朱老夫子和辛提刑，那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手拿书本，开馆授徒；另一个是手提长剑，‘咔嚓’一声，砍下敌人的首级。这能一样么？就算他们两个坐到一块儿，也说不到一起去。”
年轻男子听她说得有趣，忍不住笑出声来。一旁老者也捻须微笑。
金三娘又道：“其实啊，朱老夫子自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年才有意不赴那个鹅湖之会。”
昔日朱熹与另一大儒陆九渊[9]齐名，但二人学术主张相悖，经常互相攻辩。淳熙二年（1175年），应吕祖谦之邀，陆九渊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10]展开大辩论。朱熹承认性善，但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主张“先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克服“气质之性”。陆九渊则以为人心全善，主张“尊德性”和“发明本心”，认为“心即理也”，只要明心，自然见性。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此即史学家所称“鹅湖之会”，是学术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但与朱熹和经学家唐仲友因观点不同而涉及人身攻击不同的是，陆朱的争议始终只限于学术观点范围，二人私下友谊极厚，鹅湖之会后，依然书信往来频繁，论辩不已。
朱熹为学者宗师，名满天下。他的学术思想虽然是唯心而论，但在抗金问题上，却是旗帜鲜明的抗战派，明确提出：“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坚决反对和议，一度被认为“赤手丹心扑不破”，是“四海所系望”。
除朱熹之外，天下还有一人被名士陈亮推为“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非凡人物，那就是归正人辛弃疾。辛弃疾本人极赞赏朱熹，称其学术成就“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可谓推崇备至。
陈亮本人也是当世奇人，没有师承，没有家学，全靠自学成才，以学问著于当世，世称龙川先生。他好谈霸王大略，曾六达朝廷上书，纵论上下两千年英雄人物之策略，主张起用人才，成汉、唐大业，气势激越，笔锋沉雄，深为时人传诵，名噪一时。然其言辞激烈亦遭当权者嫉恨，曾三次被捕入狱，惨受笞刑，经人力救才得出狱。他读书完全以“经济”为目的，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反对空谈道德性命、不讲求实际事功的理学，由此被朱熹称为“可忧”“可畏”，两方曾就“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关于王霸义利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争论。在王霸问题上，春秋战国时孟子主张王道，商鞅主张霸道，荀子主张实行王道兼采霸道。在义利问题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孙武则主张“非利不动”，孟子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韩非主张“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后期墨家主张“义，利也”。西汉时，董仲舒发展了孔孟思想，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了南宋，朱熹认为天理则王，人欲则霸，天理则义，人欲则利，将王与霸、义与利绝对对立。又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对功利，并致书陈亮，称其主张抗金是“直在利欲胶漆盆中”，劝其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陈亮则回信反驳，认为义利应该表现在事功之中，王和霸并无本质区别，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王就在于最高程度地实现霸。二人唇枪舌剑，几度信函往来，始终未能在观点上取得一致，但这场辩论却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学术上针锋相对，但并不妨碍私交。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出面邀请朱熹到辛弃疾上饶[11]带湖居处相聚，仿当年“鹅湖故事”，畅谈国事与学问。然而，朱熹未能如约而至，只有陈亮一人来到上饶，与辛弃疾在带湖雪楼“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此即世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因朱熹没有出席，不免小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