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批评如何成为可能？

旷新年

湖南湘乡人，1963年1月出生。1980年考入武汉大学，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199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湖南省娄底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北京市文联工作。1999年到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有《1928：革命文学》《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把文学还给文学史》《文学史视阈的转换》《新文学的镜像》《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等。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危机，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和危机。他曾经说，他自己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却无力诞生。对阿诺德我抱着深刻的同情。阿诺德写过一本书，叫作《文化与混乱》。他企图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危机。也正是如此，经典的问题才在19世纪和20世纪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尽管阿诺德认为，比起创造力来，批评是比较低级的；但是针对当时的欧洲，阿诺德看来，批评应该不服从任何外在的和实际的考虑，批评应该超然地追求纯粹的知识，批评应该成为一种洞察。他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中说，批评的任务“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经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被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和潮流”，“批评力的任务是，‘就知识的所有部门，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探寻事物本来的真面目’。于是它最后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个局势，使创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个思想秩序，后者即使并不是绝对真实的话，却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东西真实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优势。没用多少时间，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会，因为接触到真理，也就是接触到人生，到处都有激动和成长；从这种激动和成长中，文学的创造时代便来到了”。在阿诺德看来，批评是创造的基础。

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世纪末”这个名词，到20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弥散在我们周围的生活氛围。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从而把我们领入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仅宣传了西方文明的没落，同时也把被迫卷入了西方文明的整个世界带入了没落之中。叶芝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马克斯·舍勒说“根基的动摇”“价值的颠覆”——我们来到了一个丧失了基础的时代。这是理查德·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的时代：行而上学的崩溃，认识论的崩溃，整体性的崩溃，以致经典的崩溃。在20世纪不仅再也没有人像19世纪那样去建立宏伟的体系，而且任何价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义。解构中心，取消深度，反对阐释，对“元叙事”持怀疑和否定，知识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尊严，真理的知识已经变成了知识的无政府主义，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怎么都行”。后现代主义成了20世纪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这样一个理性、权威和标准被摧毁了的“后现代”的时代，阿诺德所说的批评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90年代，我们说“批评的缺席”。批评家成了奔走于各种会场之间的丧家野狗。批评，简单地来说，就是判断。真正的创造必须以批评作为支持，真正的创造力必然包含了辩识，也就是说，真正的创造无法离开批评。然而，在这个没有基础的时代，在这个价值倾覆的时代，在这个怎么都行的时代，批评如何可能？这样一个“后批评”的时代，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元、宽容、平等、自由和解放吗？实际上，在一个没有批评的时代，死去的并不是权力、压迫、奴役和控制，死去的只是真理、正义、反抗和未来。因此，在我看来，“人”的重新发现和生命的重建有赖于批评的重建，而批评的重建则意味着知识的重建，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必定是一种新知识的产生。

同期声（1999年第2期）：

“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旷新年

诗可以怨◎旷新年

“伟大时代”与“小丑之见”——我看旷新年的批评文字◎陈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