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群体心理(2)

群体只能算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独处的个人在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这一方面，与群体中的个体一样，只是他的大脑会对他发出命令——受冲动支配并不可取，由此他规约自己的行为，不受冲动的摆布。用心理学的语言表述这一说法的话就是：独处的个体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并对这一行为进行反省后做出反应，而群体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让群体激昂亢奋的因素，主要听从于各种各样的冲动。冲动是大度的，也可以是残忍的，是奋勇的，也可以是怯弱的，但它表现总是极强烈的。因此，个人利益以至于生命存活下来的权利都难以触动它们。

刺激群体的因素有很多，而群体在这些刺激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因而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态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在转眼之间就可以从血腥暴力的躁动转变为极度宽容平和，并走向英雄主义。群体的举动可以是刽子手模样的，同样也可以是慷慨赴难、义不容辞的。

群体能够为自己的信念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流血和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群体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要想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必回到过去的英雄年代。在起义时，人们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声名卓著的将军[5]能够做到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轻松地聚集起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那些人就肯为他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群体几乎不提前做什么谋划，他们的情绪被挑动起来，而前后可能是完全矛盾的。无论如何，群体中的人们总是受眼前刺激因素的支使。风暴吹动树叶高高飞起，散向各个方向，飞舞着然后重新落在地上，群体中的人们好比这些树叶。接下来，我将讨论革命时期的群体，还会列举出许多群体情绪多变的例子来。

群体有多变性，这让它显得难以驾驭。公共权力一旦掌控在它们手上，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平日生活中有很多必要的框框会对社会生活形成一种不可见的约束和规定，如果这种约束消失，政治基本上不可能再持续多长时间。另外，群体是不可能长久的，即便它有各种各样的热切愿景，但不具备任何深谋远虑的能力。

群体易冲动而善变。群体像野蛮人一样，对愿景和实现之间的任何障碍都置若罔闻。它不会关注中间存在的这个障碍，因为群体自认为足够强大，一切障碍在它面前都不是什么问题。在群体中的个人看来，根本没有不可能的观念。而孤立独处的个体就很清醒，独自一人时是不能去焚烧宫殿或抢劫商店的，即便有这样的冲动，也很容易把它抑制下去或打消掉。而一旦在他进入群体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时，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激发出打家劫舍或烧杀抢掠的念头，并且人们会马上听命于这种冲动。之前所有想到的障碍都会被激烈地毁弃。充足的狂热情绪从人类那里产生，因此当愿景不能实现时，群体累积而成的只剩下这种亢奋的状态。

种族自身的一些特质可以视为我们一切情感的源泉。就像它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的人们的一切情感一样，群体的躁动、冲动和易变都在种族特质的影响范围之内。毫无疑问，一切群体都是躁动且冲动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例如，由拉丁民族构成的群体和由英国人构成的群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十分明显。还有法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生动有趣的案例。在25年前，仅仅是一份电报——据说一位大使遭到了侮辱一经公布结果就让民众暴怒，紧接着引起一场骇人的战争[6]。几年之后，又是一份电文关于谅山一次意义不大的失败，又引燃了民众的怒火，政府为此而立刻垮台[7]。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件事在英国的反响却只是微波荡漾而已，人们的情绪没有巨大的波动，甚至内阁大臣都没有被解职。各地的群体多少都会有些女性气质，其中由拉丁族裔组成的群体女性气质最重。只要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你的命运会立马为之改观，但不要为此高兴太早，现在的你好比在悬崖边上闲庭信步，未来的一天必定会掉到深渊之中。

2.群体的轻信和易被暗示

在对群体进行定义时，我们说它的一个普遍特性是特别容易接受人的暗示，并指出这一感染程度在人类群体中能达到的位置。这一实情可以对群体情感的突然转向做出合理的说明。也许人们说这并不怎么重要，其实，群体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时时在期待被关注，因而它极容易受人暗示。最开始只是一个示意，经过相互感染，很快就进入到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之中，于是一个事实即刻降临，群体一致的倾向性情感得以形成。

在暗示的影响之下，每个个体的表现都一样，即意念一旦进入头脑就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是去放火烧毁宫殿，还是牺牲自己的生命，群体都会毫不顾惜。与独立的个人不同，群体的所有行动都取决于刺激它的因素，还取决于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接受暗示而采取行动和理性之间的博弈，理性思考很可能与采取的行动是尖锐冲突的。

由此可知，群体就徘徊在一个无意识的领域中，时时对所有暗示都可能闻风而起，理性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像生命有了一往无前的激情，丧失掉一切省思的能力，极度轻信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事情在群体中间都有可能存在和发生，明白了这点，就会理解为什么编织虚无的神话故事，并使之传播开来的力量有那么大，这是我们必须谨记的。[8]

神话在群体中间一般都可以轻易地传播开来，之所以如此，除了群体极度轻信之外，还有就是事情在经过群体的想象之后，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即便是在群体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不久也会变得纷繁复杂难以辨认。群体用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来思维，而形象自身立刻会牵出一系列的形象，实际形象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件事情，据此我们会产生一系列的幻象。我们都有理性思维，知道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群体对这一事实毫不在意，混淆幻象和实际情形之间的不同，也不在主客观上加以分别。群体会把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幻象当成现实发生的事情，其实经过观察会发现两者间的关系只是微不足道的。

群体会扭曲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表面看起来，它采取的方式和途径不仅多而且杂乱，还缺乏一致性，这些好像都是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喜欢不同造成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群体间的感染是相互的，作为最终的结果，不仅事情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连群体中每个人的状态也是相同的。

群体当中的某个人对真实情况的第一次扭曲，可以视为感染性暗示过程的第一步。在所有的十字军官兵面前，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9]出现了，在此之前，在场的人群中肯定会有一个人首先看到圣·乔治在那里。这一暗示交互感染，推波助澜，把一个人幻想出来的奇迹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接受并认可。这一类的集体幻觉在历史中反复出现，但发生的机理始终如一。这种幻象说来具有所有真实可靠的特征，似乎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因为成千上万人都目睹到了这一景象。

如果要反驳上述现象，群体中的个人的智力因素大可不必考虑在内。这一因素一点儿也不重要。自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博学多能之士和笨蛋一起不再具备观察能力。这一主张好像不通情理。只有对大量的史实进行深究才能打消这个疑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撰写出多少本论著也不会如愿以偿。

我不愿意让读者觉得这些看法是没有实证的。为此，我举出几个实际的例子来——它们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其实有无数个例子可以拿来引用。

下面这个实例最为典型，其中的集体幻觉让一个群体为之毁灭。这群人中有最无知的，也有最博学的。朱利安·费利克斯，一位海军上尉，曾在他撰写的《海流》一书中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事例，《科学》杂志之前也引用过。护航舰“贝勒·波拉”号正在外海游弋航行，目的是找到“波索”号巡洋舰。两者在之前的一场大风暴中走散了。当时是一个大白天，阳光明媚，一个值勤的士兵突然看到远处一艘船正在发出遇难信号。沿着信号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船拖着一个木筏，上面载的都是人。然而，这只是一种集体幻象。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打算去营救那些遇难者。船上的官兵在接近目标时，耳闻目睹的景象是“一大群人还活着，他们在伸手，有许多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哀号声清晰可闻”。但就在靠近目标时，除了找到一些挂满树叶的树枝外——它们显然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船上的人员发现自己别无所获。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在此时，人们的幻觉才得以消失。

透过这个实际的案例，之前曾说过的集体幻觉的机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一边是一个在期待中的群体，他们在守望着；一边是一个暗示，值勤人员所发现的海上遇难船只发出的信号。经过相互的感染，当时所有的官兵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暗示。

眼睁睁看着的事情遭到了歪曲，真实的情形被不相关的幻象遮蔽了。这样的状况降临到一个群体中间，群体的数量不一定需要太多。几个人能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群体。哪怕组成群体的成员都是饱学之士，除了他们有自己的专长之外，这个群体同样会表现出一切群体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每个个体身上具有的观察力和反省精神立马会消失殆尽。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我们可以在这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新近出的《心理学年鉴》曾提到过这个案例。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优秀的观察家聚在一起，这里边有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首先让他们验审物品，并按自己的意愿做好标记，然后达维先生在他们的面前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让他们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这批优秀的观察家一致同意，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达维先生对他们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是由再简单不过的欺骗伎俩造成的。

“在达维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那部分，”这份文献资料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有多神奇，而是置身其外的观察者提供出来的结论报告是那么的虚妄不实。”他说：“很显然，即便目击者为数众多，他们也会提出完全不实的事理联系。然而，他们的结论会是这样的，假如认定他们的描述是正确无误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率先采取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以至于人们对他采用这些方法感到很吃惊。但他确实拥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有能耐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的事情其实自己根本没有看到。”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这种能力，不外乎是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本事。由此可见，即使是一个头脑无比严谨，先入为主地秉持着怀疑精神，这样的一种能力对它仍可以屡试不爽。由普通人组成的群体因为遭遇到这种能力而误入歧途，也就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与之相似的例子为数不少。

在我撰写这些文字的同时，报纸还在连篇累牍报道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都惊人地一致，容不得预审法官再有任何的疑虑，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书。但就在为两个孩子举行葬礼之时，一个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它让人们发现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人其实还活着，并且她们的外表和溺水死去的两个孩子相差很大。

与前面举的例子相仿，第一个目击者自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提供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类的事件中，暗示往往来自于幻觉。而这个幻觉一般是从人的模糊不清的记忆中生发出来。最开始出现的幻觉在得到肯定之后，就相应地引发相互感染。假如第一个目击者没有任何的主见，他相信这一尸体自己已经辨认出来了。尸体此时往往会显现出一些特征——除去所有实际上的相似处不算，比如好像是一块伤疤，或是一些服饰的细节，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认同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认同感，就是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一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都会在它的面前俯首称臣。目击者此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物体自身，而是他头脑中所产生的幻象。报纸报道过诸多往事，在它记录的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然会被母亲认错。其实，这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我刚才提到的两种暗示在这类现象中一定可以找得到。

另外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然而他弄错了。接下来又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喊：“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仔细察看他的衣服，接下来看到他额头上的伤疮。

“他肯定是我的儿子，”她说，“他在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骗走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