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岁阑闲谈（3）

你希望被艺术史如何记录？

陈：我被我们寒碜的当代中国艺术史——假如那也能够被称作艺术史的话——抬举很久了，当初完全出我意外。所以我回国后几乎不参加展览，那些展览上午开幕，下午就开研讨会，当天写进“艺术史”。

哪些大师及作品令你难忘？

陈：长串的名单。我不能单举几位。我甚至替我热爱的大师惋惜，譬如十七世纪的巴赫肯定没听过十八世纪的莫扎特；十三世纪的赵孟頫无缘看一眼十六世纪的董其昌；汉代的司马迁不认得民国的鲁迅；英国的拜伦不晓得大唐的李白；沙俄时代的托尔斯泰不晓得雍正年间的曹侯……这真是千古冤案。

你希望自己的心灵史如何书写？

陈：请原谅，我不懂什么叫做“心灵史”。谁想出这个肉麻的词？

你自己的英语怎么样？那些年在国外，“英语淹没了我”？如果说艺术是有共同语言的，国内艺术教育却受限于英语，这是一种讽刺吗？你的学生英语政治就那么差吗？

陈：我的英语会话能力还过得去，读、写程度恐怕相当于纽约路边的叫花子。翻译倒不很难，靠字典。亲自译过两三回，才明白譬如英译中，不是考验你的英文，而是中文——我的中文不很差。

我工作室两位博士生英语相当好。别忘了，英语不过关，他们根本进不来。只是他们能不能成为好的艺术家，得看自己造化。他们智商很高，不过艺术不全靠智商：他们知道。

至于“政治”好不好，这话有语病：什么叫“政治好”、“政治差”？

出国后被“英语淹没”，不是指外语环境，而是指异国之感。《战争与和平》描写罗斯托夫夜间偷袭法军，逼近营盘，听对面篝火边传来的交谈全是“外国”语言。他是贵族，会法语，可是仍然有异国感。这种感觉不必去外国，我插队进村那天，忽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完全不懂的方言，备觉孤单。

所谓艺术的“共同语言”，是指舞姿、节奏、色彩、形状等等，不是指口说与书写的“语言”，文学作品不翻译，没法子成为“共同语言”，急死中国的诺贝尔奖单相思。

国中教育部认定学好外语有益文化交流，这种状况不是“讽刺”，而是“土”，是心理变态——我猜外语考试制定者可能有这么两种人：一类是自己外语不好，所以乡巴佬一样逼孩子，我就听一位艺术学院院长咬牙切齿地说：“我这辈子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我非得抓紧外语教育！”另一类是外语好，留过洋，外语之于他们，等于添一份政治权力，这是从前“腐儒”与“酷吏”那种知识专制型人格的基因遗传，极可怕。

我没有资格反对英语教育，可是我诅咒英语考试，那是对所有语言的侮辱。一流的语言学家，譬如编写英语字典的孙复初教授，就明白现在的英语教育整个儿是瞎掰、胡闹、造孽！

请辞清华一事引起的诸多反响，你对哪个有深刻印象？

陈：印象之一：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一位叫做熊丙奇的小伙子，寄来他写的书《大学有问题》，我读了，羞愧难言，跟他细数排列的当今大学教育问题一比较，我的批评太业余了。最近这家伙来劲了，又写了一册同样内容的书，读得我毛发倒立，他要我写序，我战战兢兢地给他写了。

印象之二：深圳一位中学老师叫做刘伟的来京找我，那表情显然给憋坏了，他说你们大学还好啊，有人出来说话，中学小学幼儿园，情况更糟糕。譬如他教了十几年数学，如今却答不出他儿子的小学数学考题，说那数学题出得太刁钻太荒谬了。

印象之三：是收到许多中学生来信（这些信证实了童子的可贵：字迹端正，语文表达比大学生研究生好，因我每年要批研究生考卷），说是看了电视，只为谢谢我替他们说了话（惭愧，我说话时没想到中学生）。有位孩子说她每天只能睡五小时，根本没时间玩，她的同学的姐姐考试失利，自杀了，“如花似玉的一个人，就没了”。

印象之四：一位注明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给我来信，很诚恳地警告我：“要当心，你在明处，人在暗处，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我给吓出半身冷汗，而这位自称“老干部、老党员”的老同志谨慎得甚至不具落款，我没法子写信谢谢他。

印象最深是学校领导见了面，笑嘻嘻，亲爱极了，绝口不提请辞的事——我明白了，原来我闹了一场喜剧，百分之百的喜剧。

陈：中立来纽约住我那儿，我陪他看画廊，找画廊，他很明白在外面是什么使人成为艺术家。他早就办了纵容落榜生的班，因为他知道“调皮的”孩子画得好——他自己私下就很调皮。我俩是老江湖了，哪里靠学院这套出道，我很高兴他当了院长，老脾气还在。

当在关于父亲的文章中看到罗中立的《父亲》，当在西藏旅游时看到《西藏组画》，当在餐馆的墙上看到陈逸飞的《浔阳遗韵》，当在电影《向日葵》中看到张晓刚的画，你有何感想？这是艺术的被误解还是庸俗化？艺术应该怎样超越时代和生活？

陈：没什么感想。作品出了你的门，你管不着。

我从不操心艺术怎样超越时代和生活。我的画绝不会被错当成十六世纪的作品，尽管我毫无必要毫无希望地模仿委拉斯贵支的皮毛；我画画时听音乐、吃零食，甚至打电话——我常常误解艺术，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艺术家。

提到体验生活时，马思聪说他的《西藏组曲》要真是去了西藏，怕就写不出来，如果你今天去西藏，还有可能画些什么吗？在画“三联画”之前，你说不知一旦不画西藏了该去画什么，转折是如何发生的？你的“图像复制”的理念及代表性作品有哪些？

陈：马老师说得一点没错。可他要是画家，会换个说法，而且我会替他说：我两次去西藏，头一回当作俄罗斯，下一回当作法国。他们说我画出了真正的西藏，可是你要画出“真正的”西藏——或随便什么题材——以我的经验，是得在俄罗斯或法国写实主义那边绕一绕，这才大约知道怎样面对真实，以及，什么是艺术中的真实。

所谓“代表性作品”，是史家、评家、别人、后人评价你的词语。我只是一张接一张画。我总想今后会画得更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会黯然默认某张画可能是我的代表作，你打死我，我也画不出来了。这时，我成为旁观者，时髦的说法，我变成了自己的“他者”。

书籍静物画离我的时间距离还太近，有那么几幅我得意，但不知道以后怎么看。你会变的，一个艺术家不一定了解自己。

看陈燕妮对你的访谈，你的画室在曼哈顿四十二街闹市当中，世纪末的最后一天画室租约到期，那时候是什么生活？对纽约有何认识？对安迪·沃霍和伍迪·艾伦有想法吗？

陈：1985年我在苏荷一家画廊忽然撞见安迪·沃霍，第二年他就死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外抽烟，瞧着伍迪·艾伦手牵着他那位韩国女友，低着头，慢慢走过。

我非常敬爱这俩家伙，你不能想象纽约没他俩。八十年代艾伦有一电影叫《无线电时代》，讲五十年代布鲁克林的生活，我感动极了：上海的五六十年代也一样啊！那时无线电等于今天的电视机。电影里那些孩子爬上屋顶看对面女人洗完澡抹身子——我们小时候也晒在屋顶上，也巴望能看到啊。

时代广场的画室给了我八年幸福时光，天天画画。交出钥匙那天也很快乐，因为我快要回国了。

在艺术上，你有过什么样的“顿悟”？哪些作品对你产生过震撼？如《最后的晚餐》，《食土豆者》，洛可可的锦衣饮宴，让你目瞪口呆？为何看了《茶馆》丧魂落魄？

陈：“顿悟”没那么神奇而难得。零零星星地，我常自以为有所“顿悟”——好比你忽然头疼、内急、打喷嚏——之后又疑惑、茫然、忘记了。

震撼我的作品太多了，也像顿悟，不敢保证下文如何。同一件作品隔了三十年再看，不一样的。几部我熟读的小说，隔六七年再读，还是感动，但感动的理由、情状，很不一样。

看《茶馆》“丧魂落魄”？原谅我不免用些耸动的词语。最近看新版《茶馆》，两位主角认识——濮哥、何冰——戏散了，后台聊天抽烟，顺带巴结了另几位角儿，看他们卸妆后的脸，虚荣心大满足。要是当年和于是之他们有这交情多棒啊！

《最后的晚餐》在米兰，好不容易寻过去，站着看，神圣极了，可是我酝酿了好久的情绪，还是没给震撼。东西看得多了，我越来越留意大师次要的作品。我久已想写本书，就叫做《次要的作品》，可是那需要一大摊学问，我学问可怜。

“到纽约第一天像当年插队接受再教育”，回国有类似的感受吗？除了媒体作用。

陈：插队、出国，是忽然你给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回国不是。你发现这条街全给拆了，可是你知道三十年前那家公共厕所就在你此刻站立的地方。

能说你们是“不但没有中年，甚至没有青春时代”的一代吗？

陈：请随便怎样说“我们”。要是可能，我甚至希望没有老年。

回国五年多，你高兴吗？

陈：当然高兴。你知道吗，愤怒是一种高兴啊！

[1]注释：这篇访谈刊于南方报业集团《名牌》杂志2006年元月号，发表时仅五分之一，现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