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确实，原始人比我们更简单也更幼稚，无论在善还是恶的方面都是如此。
★荣格
不，集体无意识绝非一个被压缩的个人系统，它是全然的客观性，既和世界一样宽广，又向全世界开放。
★荣格
席勒说过，“每个人当他独处时，还有点机灵和敏锐，当他们组成集体时，他们简直都成了傻瓜。”
★弗洛伊德
总的说来，一个个人在集体中会做出或许那些他以前在正常生活条件下所避免的事情，这并不是很出乎意料的现象；从而，我们甚至可望略微澄清一下通常为“暗示”这个谜一样的词所掩盖着的含混不清之处。
★荣格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弗洛伊德
正像在梦和神经症中一样，在一个群体的心理活动中，检验事物真实性的功能较之有其情感贯注的愿望冲动的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了。
★弗洛伊德
如果我们在集体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我们就可以确定意义深远的类似性。
★弗洛伊德
耶和华是一个表示上帝的概念，包含处于尚未分裂状态之中的对立面。
★荣格
英雄神话发展到顶点就是英雄的神圣化。
★弗洛伊德
在此我们必须发问：我是否拥有任何宗教体验、拥有与上帝的直接关联，从而获得一种确然性，使我做为个体免于消融于群众之中？
★荣格
勒庞描述的一些特征清楚地表明，集体的心理与原始人的心理之间的一致性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荣格
道理隶属于心理动力范畴，通常叫做主观，并被看成是纯粹的个人的事情。但是这样想，便会“误入歧途”。这个时候，我们便无法区分，这种表述到底只是个人动机驱使下的孤岛，还是群体动机驱动下的群岛。
★荣格
勒庞自己也曾打算承认：在某种场合，一个集体的品格要高于构成它的那些个人的品格；而且，唯有集体才能产生高度的无私和献身精神。
★弗罗伊德
在对群体的主要特点进行简单地说明之后，我们还要针对这些特点的细节作进一步的研究。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急躁、冲动、没有判断力、缺乏理性和夸大精神、批判感情等，大多能在野蛮人、妇女和儿童等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但对这一点我并不打算进行深入探讨，因为本书的重点不在这里。更何况，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用处不大，也很难被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所接受。
我现在就对大多数群体中都存在的不同特点逐一进行讨论。
1.群体是冲动、多变和急躁的
在研究群体的主要特征时我们曾说过，群体几乎全部都受无意识动机的指挥。群体的行为不只受大脑，同时也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但就其表现来讲，群体的行动可以十分完美，可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的支配，而是由个人根据所受到的刺激因素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而且它的反应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孤立的个人与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摆布，但同时他的大脑也会告诉他，受冲动的支配是错误的，因此他会控制自己不受支配。我们可以用心理学语言对这个现象做如下描述：孤立的个人具有决定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依据群体兴奋原因的不同，群体所服从的大多数冲动可能是豪爽的，也可能是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这种冲动总是特别强烈，即使为了个人利益，甚至是为了保存生命，也难以抑制。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一直都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群体也特别多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群体可以瞬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会轻易地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时也会轻易地慷慨就义，也就是说，群体会为了每一种信仰的成功而不惜舍生取义。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根本无需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因为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就在前不久，一位突然声名鹊起的将军，可以轻易地找到数万人，只要他一声号令，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抛洒热血。
因此，群体根本没有预先策划。他们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励，但是又经常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朝着各个方向飞舞，接着又落在地上。接下来我们在研究革命群体时，也会列举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多变性使它们难以统治，特别是当他们拥有公共权力的时候。只要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形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就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另外，尽管群体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望，但是它们依然不能持久，因为群体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深思熟虑。
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如野蛮人一样，它不会承认，当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出现任何阻碍时，它根本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它认为数量上的强大已经使自己势不可挡了。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存在不可能的概念。他们也很清楚，在自己孤身一人时，尽管受到像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这种诱惑，也能很清醒地去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群体人数给予的力量，足够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欲望，并且会立刻向这种诱惑低头。各种障碍都会被残暴地毁灭。人类的机体确实可以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所以说，愿望受到阻碍的群体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一切情感产生的不变来源，正如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一切群体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各不相同，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法国历史中的具体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形象的说明：在25年前（即1870年），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示出来，就立马触犯了众怒，结果引起了一场恐怖的斗争。[3]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不足挂齿的未成功的电文，又一次激起人们的怒火，致使政府立刻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经历了一次特别严重的失败，但是只引起了轻微的影响，连大臣都未被撤职。不管哪个地方的群体多少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中女人气最多，只要获得他们信任的人，命运也会立刻发生重大改变。可是这样做，无异于是在悬崖边上行走，说不定哪天稍不注意就会跌入深渊。
2.群体极易受到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对群体进行定义时讲到，它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提出了暗示的传染性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快速转变的原因。不管在人们看来这一点多么无关紧要，群体往往都处在一种期待被关注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开始时的提示，借由互相传染的过程，会快速影响到群体中的所有人，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很快会变成一个既定事实。
正像一切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存在于大脑中的念头很快就会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放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奋不顾身。这一切都来源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再不会像孤立的个人一样，完全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的行动完全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在没有意识的范围内漫游，会时常听从于一切暗示，显露出不为理性的影响所动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丧失了一切判断能力，只剩下了极端轻信。在群体中间，不存在不可能的事，如果想理解那种编造神话和传播捕风捉影的故事的能力，就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举例来说，我们能在巴黎遭受围困的事件中，看到无数群体轻信的事例。本来只是顶楼上的一线烛光也会立刻被人当成是向围攻者发出的信号。但是稍加思考就能明白，数里之外怎么可能看得见烛光。
一些可以在群体中广泛流传的神话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是由于群体的极端轻信，也是由于事件在人们的想象中被做了错误的解释。明明是在群体眼前发生的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自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需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在头脑中想到的某件事而产生一系列的幻觉，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状态了。我们的理性提醒我们，它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但是群体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执意将带有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联系在一起。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大脑中的想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种想象出来的景象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表面看来，群体用来歪曲自己所看到的事件的方式似乎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在群体中的个人具有的倾向差异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互相传染，群体所受到的歪曲是相同的，所以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相同的。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首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开始。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时，在场的人中肯定有某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歪曲出来的奇迹，很快被所有人接受了。
这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集体幻觉向来如此。这种幻觉仿佛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无数人观察到的现象。
假如想找出理由来辩驳上面的说法，那我们无需在意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因为这种品质无关紧要。自从成为群体一员开始，博学之士和白痴便一块儿丧失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也许有些说不通。要想去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史实，而即便多写下几本好书，也达不到这种目的。
但我也不想让读者认为我的这些见解并未得到证实，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列举几个实例；这些实例是从无数个可以引用的事例中随意挑选出来的。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的实例。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无知愚昧的人，也有博学之士。一名名叫朱利安·费利克斯的海军上尉在他所著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对此事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巡逻，搜寻在一场风暴中与之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阳光灿烂，值勤的士兵突然发现了其中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然而，这只不过是集体共同产生的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救助遇难士兵，在将要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求救，还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当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长满树叶的树枝。在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很容易就能了解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怀期待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士兵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发出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互相传染的过程中，所有官兵都接受了这一暗示。
歪曲真实发生的事情，无关的幻觉代替了真相——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要有很多人。只需几个人集合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群体，尽管他们都是博学之士，但他们仍然会抛弃专长，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群体中的所有人很快就会丧失原本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针对这个问题，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件事在最近出版的《心理学年鉴》中也有提及。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出色的观察家，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然后让他们一一检查目标物，并按照各自的意愿做上标记，然后在他们面前演示了所谓的招魂术：显灵，并让观察家们自己把看到的一切记录下来。结果，这些出色的观察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他们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达维先生向观察家们表示，这只不过是最简单的骗术产生的结果。“这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一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极端虚假，而不是骗术本身很神奇”。很显然，众多目击者同时列举出了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所以，如果他们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用骗术来解释他们所描述的现象。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十分简单，人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但是他具备支配群体头脑的能力，他能让群体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依旧是催眠师对于被催眠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连对那些头脑特别谨慎，事先就要求其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那么，对于它轻易就能蒙骗普通群体，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写下这些例子的时候，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非常肯定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词完全一致，迫使预审法官不再有任何怀疑，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这两个孩子原来还活着，并且和溺水而亡的人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就像前面列举过的“波索号”事件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传染给其他目击者。
在这些事件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头脑中存在的模糊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当这一最初的幻觉被肯定了以后，就会引起互相传染。假如第一个观察者特别没有主见，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出现一些特征（不包括某些真实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块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穿着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在肯定过程中会变成一个核心，理解力会被它征服，判断力也会因它而窒息。观察者这时看到的已经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觉。下面这个曾经被报纸登载过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在这个案例中，母亲认错了自己孩子尸体，你可以从中找到我刚刚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实际上他弄错了，然后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又开始了。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在同学辨认完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来到现场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看看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说道：“这肯定是我儿子，他去年七月失踪了，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姓夏凡德雷，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她把她的表弟也叫来了，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其中包括孩子的同学，也认定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依据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表弟、同学、邻居和当妈的全都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一伙人又把他运到了巴黎。
应当说，会误认的往往就是妇女和儿童这些最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他们也向我们表明，在法庭上这种目击者会有什么样的价值，特别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经常说童言无忌，可哪怕他们只懂一点基本的心理学就会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尽管这种谎言很无辜，但它依旧是谎言。正如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如果被告的命运取决于孩子的证词，还不如靠扔钱币来得合理。
接着说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这种集体观察很多时候都是错的，它所表达出的大多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群体的证词是非常不可靠的，甚至有时能达到叹为观止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战役[4]中，有数千人参加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如果你听取那些目击者们的互相矛盾的证词，就永远都不能确定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到底是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近期的一本著作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关键的事件，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些事实能找到数百个证人加以证明。大家知道这场战役是如何发生的吗？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们知道侵略者是谁，也知道被侵略者是谁，但仅此而已。德哈考特先生在他亲眼目睹并参与过的索尔费里诺战役[5]中所说的一席话，可能也适应于一切战役：“将军们（当然是在了解了数百位目击者以后）提出他们的官方报告；勤务官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让表述变得更明确；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写一遍。随后它被送到元帅那里，结果元帅看完后说：‘你们全搞错了’，于是他用一份新文件取而代之。而原来报告中的内容已经所剩无几。”德哈考特提到这个事实，是想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察最充分的事件，其真相也未必就是我们知道的那样。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群体证词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一般情况下，探讨逻辑学的文章都要经过无数证人进行证实，因此属于可以用作支持事实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群体心理学的知识让我们明白，事实上，讨论逻辑的文章很有必要重写。那些被严重扭曲的事件，必定是那些目击者人数众多的事件，而如果一件事同时被数以千计的目击者所证实，通常也说明这些公认的记述与真相大相径庭了。
由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学著作大多是由凭空幻想产生的，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没有根据的记录，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对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艺术、文学和不朽之作，我们便无从得知以往时代的真相。关于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释或穆罕默等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我们能找到一句客观真实的记录吗？甚至连一句也没有。不过实话实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群体想要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的形象，让群体为之感动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可惜的是，神话虽然被著书立说详细记载，但它们本身却无持久性可言。岁月匆匆，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停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那个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6]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膜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供奉的佛祖也没有什么共同点。
群体的想象力使英雄的神话发生了变化，英雄远离我们而去不再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转变经常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能发现，历史上某个伟人的神话，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更改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统治的年代里，拿破仑是卑贱者的朋友，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在诗人们的想象中，他注定会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永久留存。可是，这个和蔼的英雄在30年后，又变成了一个残暴嗜杀的暴君，他为了篡夺权力毁灭了自由，之后又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让300万人丧失生命。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改变了。数千年之后，如果这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记载让未来的博学之士看到，他们一定会像我们现在怀疑释迦摩尼的真实性那样怀疑这位英雄是否真正存在过。关于拿破仑，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但面对这种缺乏准确性的情况，毫无疑问，他们会觉得很正常，因为与我们相比，他们更理解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明白，历史只能保存神话，除此之外，几乎无法保存任何其他记忆。
3.群体情绪中的夸张与单纯
不管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好是坏，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简单而夸张。就像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在这方面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因为在他们眼里事情就是一个整体，他没有作细致区分的能力，看不清它们中间的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被另一个事实强化，即无论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极其快速的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实力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导致群体不知道什么叫怀疑和不确定。它会像女人一样，瞬间便陷入极端，将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变成不容置疑的证据。如果孤立的个人反对什么或对什么心生厌恶，那不会产生太大的力量，但是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群体中的个人身上，他马上就会暴跳如雷。
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快速减弱而强化。因为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人数众多而瞬间产生的力量感，群体会表现某些出比孤立的个人更强烈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之间，低能儿、傻瓜和心怀妒忌的人不会再觉得自己卑微无能，同时还会突发出一种短暂、残忍但又巨大的力量。
悲哀的是，群体常常把这种夸张的倾向用在一些恶劣的感情上。这些恶劣的情感源自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遗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害怕受罚，往往会选择约束这些情感，而群体则很容易就能做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然而，这并不代表在某些巧妙的影响之下，群体不会表现出献身精神、英雄主义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够体现出这些品质。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学习群体的道德时再来讨论。
由于群体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夸大，所以只有极端的感情才能打动它。想要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无状，指天誓日，而演说家常用于公众集会上的演说技巧则包括：穿凿附会、言过其实、反复游说，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等等。
更确切地说，群体对于他们自己所推崇的英雄的感情，同样会做出类似的夸张。群体总是把英雄所代表的品质和美德夸大；早就有人明确地指出，观众会希望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已经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在剧场里观察事物时所需的特殊立场的重要性。这种立场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逻辑、常识基本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尽管打动观众的艺术普遍品位不高，不过这的确也需要特殊的才能。几乎没有人能通过阅读剧本就断定一出戏的成功。一般来说，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之前，也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假如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有能力把自己变成观众。正因如此，一些被所有剧院经理拒之门外的作品，往往会在偶然被搬上舞台之后大获成功，也就没什么难以理解的了。大家都知道道科佩的《为了荣誉》最近声名鹊起，可尽管作者本人很有名望，但这个剧本在过去10年里一直被巴黎主要歌剧院的经理拒之门外。另外，曾被所有剧院拒绝过的《夏莱的姨妈》，最后也是因为一个股票商的出资才能够与大家见面，结果，它在法国演出了200多场，在伦敦演出了1000多场。如果不做上面的理解，即剧院经理不可能代替观众，我们便无法解释这些既有资格又十分谨慎的人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里，我不便对这个话题详加讨论，但是，如果熟悉剧院生活的作家也是个细心的心理学家，这个问题倒是值得他好好考虑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解释来证明种族因素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一部歌剧之所以能在某国掀起热潮，但在其他国家却只是反响平平，就是因为它不具有作用于另外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群体的夸张倾向对智力没有任何作用，仅作用于感情，关于这一点无须赘述。我已经指出，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水平马上就会大大下降。塔尔德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员，他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明了这一点。群体只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或是极高，或是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懂得极端而简单的感情：面对不同的意见、信念和想法，他们要么全部拒绝，要么全盘接受；不是将其当成绝对真理，就是当成绝对谬论。用暗示的方法加以诱导但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古来有之。而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也早就为人们所熟知了。
因为真理与谬误不容混淆，再加上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强大，群体便为自己的理想和偏执加上了专横的特点。群体绝对不会像个人一样承认矛盾的存在，也不会通过讨论解决问题。在公共集会上，哪怕演说者只进行最轻微的反驳，马上就会引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会被驱赶下台。而如果现场没有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存在，反驳者甚至经常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所有不同种类的群体的共性，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再次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几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际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人[7]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认为应该让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马上抛弃自己的信念，这是他们对独立性的独特见解。在各拉丁民族中，从宗教法庭时代至今，各个时期的雅各宾派对自由始终只有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不难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当中带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变为现实。群体对强权俯首听命，几乎不会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觉得那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表现。他们的同情心从来也不听从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低头于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造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平民百姓，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所以他会受到蔑视。群体心目中的英雄，永远像恺撒一样，他们被他的权杖所吸引，因他的权力而恐惧，因他的利剑而敬畏。
群体面对软弱的人可随时发起反抗，但面对强权却又低声下气。假如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被极端情绪所左右，他们就会表现得出尔反尔，一会儿为非作歹，一会儿又阿谀奉承。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占据的是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读了他们的心理，而我们之所以会犯这种错误是他们的暴力倾向造成的。群体爆发反叛和破坏行为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会轻易服从于世俗的等级制，所以难免十分保守，只要对它们不闻不问，它们很快就会厌倦这种混乱，依本能变成奴才。当拿破仑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感到切肤之痛时，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最傲慢不羁的雅各宾党人向他发出了欢呼。
如果想理解历史，特别是民众的革命，就必须研究群体的深刻的保守本能。不错，他们也许愿意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他们有时也会发动暴力革命，然而旧制度反映出的是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所以依然能够得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能作用于一些很表面的事情。其实他们就跟原始人一样，有着牢不可破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崇敬与迷恋；所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都会诱发他们无意识的却又发自内心的恐惧。如果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已经掌握了他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力，那这些发明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就算实现至少也要付出不断杀戮和革命的代价。幸好，群体掌握权力这件事发生在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对于文明的进步来说，这绝对值得庆幸。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代表的是不断克制私心的冲动，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那么显然，既多变又容易冲动的群体就不可能是道德的。反之，假如我们把舍身忘我、无私奉献、不计名利、追求平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可以说，群体常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少数心理学家只把群体的犯罪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在发现这种行为经常发生后，他们总结到，群体的道德水平非常低劣。
那么，为什么在群体中会经常发生犯罪行为呢？因为我们自原始时代继承而来的破坏性和野蛮的本能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具有这种本能的孤立个人固然十分危险，但是，当他进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知道不会被处罚，这种本能便会得到更加彻底的释放。在生活中，因为不能将这种破坏性本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身上，于是我们便把它发泄了在动物身上，群体在参与集体捕猎时所表现出的热情与凶残就源自于这里。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被群体慢慢杀死，呈现出的是一种特别柔弱的残忍，但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猎人们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简直是异曲同工。
群体可能作恶多端，但是也能表现出舍身忘我、无私奉献、不计名利等特别伟大的言行，而这些崇高的行为是孤立的个人完全做不到的。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的名义发出号召时，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群体中的个人，他甚至愿意为此而付出生命，如1793年的志愿者和十字军远征那样的事例，历史上极其常见。不计名利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来，群体会为了连自己都不甚了解的信仰、言语和观念，就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就拿那些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来说，他们这样做更有可能是为了听命于一道命令，而不只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酬。对于孤立的个人来说，他的所有行为几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私人利益，但这很难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以群体的智力无法理解的多次战争中，私人利益很难支配群体——在这种战争中，他们就像被猎人催眠的小鸟一样，心甘情愿地面对屠杀。
哪怕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蛋，有时也会表现得很注重道德纪律，究其原因，只因为他们也是群体中的一员。泰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九月惨案”[8]中，罪犯将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钻石等很容易就能拿走的贵重物品放在了会议桌上。1848年革命期间，攻占了杜伊勒里宫的群众，并没有碰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不管哪件都抵得上他们多日的生活所需。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虽然不是一种必然现象，但也时常可见。甚至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严重的环境之外，也是可以看到的。我在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不合常理的美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即使某些人品质恶劣，在集会中也会表现得道貌岸然；而某些放浪形骸、举止粗鲁、甚至是拉皮条为生的人，当身处有些敏感的场合或谈话中时，也常常不会再大吵大嚷，尽管与他们习惯了的场合相比，这种场合不会带来太多的伤害。
尽管群体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同时也树立了很多崇高道德行为的楷模。如果不求名利、顺从和对真实或虚幻的理想无私奉献，这些都可称得上是美德，那么，我们说，群体的确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就其水平来说，连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群体显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不会有碍大局，我们无权对群体吹毛求疵，责备他们不善于动脑，经常会被无意识因素的操纵，要知道，在某些时候，如果他们真的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当前利益，那我们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文明的存在，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