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明治维新(2)

日本的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的真正区别其实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日本政权依赖的是整个民族在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恭顺习惯，而这种古老的习惯体现在他们整个道德体系和日常礼仪中。当他们的“阁下”在自己的职位上行使职责时，他们的特权就会被尊重，这不是因为人们认可他们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逾越特权是不对的。在最高决策的层面，“公众舆论”不起任何作用。政府要求的只是“公众支持”。哪怕国家越过自己的官方领域，渗透到地方事务中，其权力也会被地方恭顺地接受。对于行使各种国内职能的国家政权，美国人通常都认为它很邪恶，但日本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国家政权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不仅如此，日本政权十分小心谨慎地判断公众的意愿究竟是什么。在符合法律的公众裁决领域，即使为了公众自身的福利，日本政府也要努力讨好公众才能实现目的。比如，负责推广农业的政府官员在帮农民改良旧式农耕法时，和他们的美国爱达荷州同行一样，极少用权威来施压。推广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国家官员，必须和当地重要人物长时间讨论交涉，并最终遵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管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给每个人分配相应的权力并限定它的有效范围。比起西方文化，它给予“高位者”更多的尊重——这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行动自由，但他们必须保住自己的地位。日本奉行的格言是：万物各就其位。

比起行政管理领域，明治政治家们在宗教领域制定了更多古怪的正式规定。但是，他们依然遵照同一个模式。政府只管辖象征了国家统一和强盛的信仰，而听任其他的信仰自由发展。这种受到国家管辖的信仰就是国家神道。由于神道作为国家象征受到人们尊重，就像美国人尊重国旗一样，日本人便说它其实“不是宗教”。因此日本人可以要求所有公民信仰神道，就像美国要求所有人对星条旗致礼，而不认为这违反了西方的宗教自由理念。这只是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标志。因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教授神道，而不用担心西方的批评。日本学校把讲授国家神道的内容变成了讲授从神祇时代开始的日本历史，和对“统治万世”的天皇的尊敬。它是由国家支持和管理的。至于其他的宗教领域，从佛教到基督教，乃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者民俗神道，都听任个人意愿，就和美国一样。国家神道和其他宗教无论在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受内务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仪式和神社等开支都由国家提供财力支持。而一般民俗神道、佛教和基督教部门则由文部省下面的宗教局管理，并靠信徒们的自愿捐赠来存活。

正因为日本在此事上的官方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个庞大的国立教会，但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国立机构。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到举行特别仪式时神官才打扫一下的地方小神社，全日本有超过十一万座神社。神官的等级系统和政治系统并列，排名从最低级的区神官，到府县神官，再到被称为“阁下”的最高级神官。他们为民众举行祭祀仪式，而非带领民众一起朝拜，因而参与神教活动和美国家庭去教会做礼拜是截然不同的。既然神道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眼中的那种礼拜仪式。在祭祀频繁的日子里，社区代表们会来参加活动。神官在代表们面前挥舞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为他们驱邪。之后，神官打开神龛的内门，用一声尖声叫喊召唤众神出来享用供品。随后神官们开始祈祷，参拜者们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排着队，毕恭毕敬地献上日本无处不在的物品：垂挂了白色纸条的圣树小枝。最后，神官再次用一声叫喊把众神送走，并关上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政府部门放假，天皇亲自为民众致祭。但这些国家性质的节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的祭祀日或者佛教节日那样由百姓们自发庆祝。

在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日本百姓们开展着各种与心灵相吻合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依然是大部分民众信仰的宗教。有着不同教义和创始人的各种佛教派别都十分活跃，受人欢迎。就连神道也在国家神道之外有不少其他派别。一些派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民族主义以前就已经是纯民族主义的堡垒；一些教派用信仰进行精神治疗，常被人拿来和基督教科学派做比较；一些人信奉儒家理念，另一些人则专注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大多数的百姓庆祝活动也和国家神道无关。在这些节日里，民众们拥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通过摇铃或者击掌来召唤神灵。之后他们又鞠躬，再次打铃或者击掌来送别神灵。随后，他们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从街边小摊贩手中购买各种珍品玩物，观看相扑、驱魔或者小丑逗笑人群的神乐舞。一个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每逢日本的庆祝日他都会记起威廉·布雷克的诗句：

如果教堂能给我们些淡啤

以及慰藉灵魂的愉悦之火

我们会终日唱诗祈祷

绝不会想要离经叛道

除了极少数专业献身宗教、严于律己的人外，宗教在日本并非那么严峻。日本人很迷恋宗教朝圣，因为它们本身也是放松享受的假日。

综上所述，明治政治家们谨慎地区分了政府在行政领域和国家神教在宗教领域的不同功能。他们把其他领域留给民众自由发挥，但是始终确保自己处于新等级体系的最顶端，并掌控一切在他们看来事关国家大计的事务。在创建军队时也有类似的问题。和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反对旧式的等级习惯，但在军队中他们把这一条落实得比在平民生活中更进一步。他们禁止在军队中使用日本的敬语，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依然这么做。军队中的职位提拔也是依据个人能力，而非家庭出身，这一条落实得十分彻底，是在其他领域中很少见的。日本军队在日本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且显然是当之无愧的。而这些改革正是使军队赢得百姓支持的最好方式。军队排、连等通常都是由同一地区的邻里组成，并且和平时期服兵役通常都是在靠近家乡的地方，这不仅意味着地方上的关系得以维系，也意味着在服兵役的两年间，军官和士兵、新兵和老兵的关系取代了武士和农民或者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民主标杆的作用，并且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军队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维持政权的强腕手段，但是在日本，军队对小农阶级的共鸣使它一再地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反抗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

日本政治家们对建立这样一支人民军队带来的所有后果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军队应当位于等级系统的最高位置。他们通过在最高层采取措施，来确保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他们没有把这些措施写进宪法，但最高指挥部独立于平民政府早已是公认的惯例。譬如说，对比外务省和内政各省的大臣，海陆军的大臣们可以直接觐见天皇本人，因而可以以天皇的名义来强行落实他们的举措，无须向内阁同僚通报或者与之协商。他们如果想要阻止一个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只需要拒绝委派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进入内阁。没有这类现役高级官员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文官或者退役军官都是不能担任这些职位的。同样地，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行为不满，他们只需要召回内阁中的军方代表，就可以迫使内阁解散。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队的最高地位可以确保它不受任何势力干涉。如果它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宪法中有这么一条：“如果议会没有批准政府提交的预算，那么上一年的预算会自动成为政府今年的预算。”一个例子是：尽管外务省保证日本军队不会轻举妄动，关东军还是武装占领了满洲，这正是因为军部领袖趁着内阁意见尚未统一时就支持战场上的指挥官这么做了。军队和其他领域一样：凡是涉及等级特权，日本人都倾向于接受所有的后果，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意该政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越权。

在工业发展领域，日本所走的道路与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阁下”们再一次制定了游戏规则。他们不仅计划了，还用政府经费投资建造了他们认为国家需要的产业。有一个国家机构专门负责组织和运营这些产业。他们从国外引进技术专家或者派人去国外学习。他们说，当这些产业“组织有序且生意兴隆”的时候，政府会把它们卖给私人企业。它们逐渐被以“非常离谱的低价”卖给了被选中的金融寡头，即以三井和三菱家族为首的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对日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它托付给市场供需法则或者自由企业。但这个政策并非出自社会主义理念；它只是保证了大财阀能从中谋利。日本的成就便在于以最小的挫折和浪费建立了它认为必需的工业。

通过这些方式，日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从起点到后续阶段的正常顺序”。它不是从制造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了关键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钢铁厂和铁路建设得到了优先重视，并且很快发展到了一个技术娴熟且高效的水准。并非所有这些产业随后都被转交给私企经营。大部分军工业仍被政府机构控制，并由特殊的政府账户提供资助。

在政府优先重视的工业领域，小商人和非官僚经营者是没有“恰当地位”的。只有获取国家信任且政治上得宠的大财阀和国家自身能经营这些产业。但是和日本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工业领域也有一块自由区，即那些“剩下的”可以投入最少资金但需最大化压榨廉价劳力的产业。这些轻工业不需要现代科技就能生存，今天也是如此。它依赖的是美国人过去称之为“家庭血汗工厂”的工厂。一个三流制造商购买了原材料后，先交给一个家庭或一个只有四五名工人的小作坊加工，把加工完的产品收回来，再交给其他人进行下一步加工，并最终把成品卖给商人或出口商。在20世纪30年代，被工业界雇用的日本人中有53%以上是在这些少于五个工人的小作坊或者家庭打工。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在当学徒时受到了传统的家长式庇护，还有不少人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母亲们，她们坐在自己家中，背上背着婴儿，一边做着计件零活。

日本工业的双重性和日本政府或宗教的双重性一样，都对日本的生活方式意义重大。这就好像是，当日本政治家认为他们需要一个金融贵族阶层来匹配其他领域的等级体系时，他们就创办了一批战略性企业，并选择了一些政治上得宠的商人家族，使他们获得和其他等级体系关联的“合适地位”。但政治家们从未想过要让政府疏远这些庞大的金融家族。因而这些大财阀在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下，不断获取丰厚的利润和很高的地位。从日本人对待利润和金钱的传统态度来看，一个金融贵族阶层遭到民众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按照公认的等级制度观念，尽可能地扶植这个阶层。并不能说政府就完全成功了，因为财阀们仍然不断受到所谓的少壮派军官团体和乡村的攻击。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日本公共舆论的最大不满并非针对这些大财阀，而是针对“成金”。“成金”通常被翻译成“暴发户”，但这个词不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严格来说是指那些“新来者”。他们常被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且还没来得及学会上流社会的优雅品位。然而，这些缺点被他们令人振奋的巨大财富所抵消了。他们从破旧的木屋发家，从一个赶骡子的穷人变成了控制油田、身家百万的巨富。但是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日本将棋，指一个步兵摇身一变成了金将。它像一个“大人物”一样在棋盘上横冲直撞，可在等级体系里，它根本没有权力这么做。人们相信“成金”是通过诈骗或者剥削，获取了自己的财富，日本人对他们的严厉指责和美国人对待“白手起家者”的态度相去甚远。日本为巨大的财富提供了等级体系中相应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是如果这种财富是在体系之外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予以猛烈的抨击。

因而，日本人一向根据等级制度来维持他们在世界中的秩序。在家庭和个人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层决定了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举止。在行政、宗教、军队和工业领域，都有十分仔细的等级划分，以确保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越权，就会受到惩罚。只要“各就其位”得以维系，日本人就不会抗议，因为他们感到安全。当然，从他们的最高福利能否得到保障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许并不“安全”；他们感到安全只是因为他们接受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不证自明的，正如同美国人看待平等与自由。

当日本人试图向外部世界输出他们的生活观以寻求“安全”时，他们的麻烦就来了。在日本本国，等级制度符合民众的期待，因为正是等级制塑造了这种期待。这也是为什么某些野心只会在某些社会中出现的原因。但是等级制是最不适合出口的商品。其他国家都对日本大放厥词的主张很愤慨，认为其狂妄，甚至比狂妄更恶劣。在每个被占领的国家，日本的军官和军队都会震惊地发现，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日本不是在等级体系中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位置吗，尽管地位很低？难道连那些本来地位更低的人们，也不欢迎等级制度？日本战争后勤部接连拍摄了一系列描述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影片，其情节常是痛苦绝望的中国女孩们和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师相爱了，从而获得了幸福。这和纳粹的征服理论相去甚远，但是从长期来看，不见得就比纳粹更成功。日本人无法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他们在本国得到的结果。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令他们“各就其位”的道德体系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它是日本原创的、独有的。日本的作家们认为这种道德体系不言自明，因而从来不描述它。但事实上，对日本道德体系的描述，对于我们了解日本人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