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求学之路步履艰(4)
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的自由和生机，平等和尊重。他的眼界开阔了，内心敞开了。他养成了对学问的博爱和宽容，也习惯了对知识的分辨和积累。此时的蒋梦麟再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他依旧单纯，却不再无知。
在人际关系上，蒋梦麟与他的父亲一样，真诚待人，不存二心。在他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自然的，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他曾听说在许多兄弟会和姐妹会中，人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便将那些地方想象成如他所想的纯净之所，并一直心存向往。所以当有人邀请他前去做客时，他欣然接受，并没有多想对方的条件。
对方提出的条件是，当这个兄弟会的某位会员参加竞选时，必须为他投票。对于蒋梦麟而言，这不过是件小事，所以他并没有非常在意。何况他在这个兄弟会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交到了几位“好朋友”，为好朋友做点举手之劳的事有何不可呢？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选举结束后，再见到那位“好朋友”，对方却换上了冷漠的神情，仿佛不曾认识他。
兄弟会的经历算得上蒋梦麟在加州大学少有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这让蒋梦麟彻底讨厌了功利性的交际。那件事之后，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参加功利性的活动，也不参加任何学校选举。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由此可以看出，蒋梦麟是一位正直公正的人，在他的心中，只有真实的感情才值得被珍惜。
6.初遇引路人
190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蒋梦麟在朋友刘麻哥的引荐下结识了孙中山，这次经历为他日后的许多决定和活动都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早在1905年便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并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之后的三四年中，孙中山一直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着，并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传播到了祖国各地。
蒋梦麟自进入南洋公学之后便一直关注革命运动，对孙中山早有耳闻，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即将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的心中不免有些紧张。然而当他真正见到孙中山时，那种紧张的心情便被一种没来由的亲切感和依赖感所取代了。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有缘千里，命中注定。
孙中山住的地方是唐人街的一间小旅馆，这里的房间非常小，一推门就能看到里面的全部摆设，摆设也非常简单，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小的书桌和几把椅子之外，再无其他多余的家具，也确实放不下其他家具了。靠近窗子的地方有一个小洗脸盆，也相对简陋。
有些人仿佛天生具有某种魔力，能够将周围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却又似乎没有任何刻意举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人格魅力吧。拥有人格魅力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收到其他人羡慕的目光，都会听到所见之人的高度赞扬，都会在人群中凝聚起一团特殊的力量，让身边的人心甘情愿为之折服。孙中山便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见面后，孙中山对蒋梦麟很亲切，他将蒋梦麟让到椅子上，便与蒋梦麟简单地交谈起来。在交谈中，蒋梦麟发现，孙中山是一位具有极高演讲天分的人，他能够快速地对自己的听众做出准确的评估，然后用对方能够接受并理解的方式，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见。以至于任何人只要听到他开口讲话，就会完全被他所吸引，再也无法转身。
人们常说，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长相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这并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所谓相由心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透过他的面相表露出来。比如我们常能见到一个心态年轻的人总是面露微笑，明媚照人。初次见到孙中山，蒋梦麟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智慧。
蒋梦麟也认为，一个人的面相与他的内心有着极密切的关联，而孙中山那饱满的额头就已经透露出他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此外，他那对浓密粗黑的眉毛向人们宣布着，他有着极其坚定的意念；他紧闭的双唇和坚定的下巴则表露出他性格中的果断和勇敢；他的眼神清澈而柔和，说明他内心坦荡，待人友好热情。
蒋梦麟的这些推断都在他日后与孙中山的接触中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在与他交谈时，从不轻易打断他的讲话，而是安静地倾听，并在倾听中抓住他想表达的关键思想。在与持相反意见的人交谈时，孙中山既未用任何强硬的字眼，也未直接否定对方的观点，但他说出的每句话都滴水不漏，并且透着一股说服力，能够让对方无力辩驳。
蒋梦麟曾在唐人街的街头亲眼见过孙中山演讲的样子，没有人维持秩序，他就那样站在人行道上，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向来往的行人们讲他的计划。行人们的脚步渐渐变缓，最后停下，站在他身边，专心地听起他的演讲。然后，听众越来越多，将他围了起来，他却面不改色，依旧平静地讲着。
在当时的唐人街，蒋梦麟曾见过许多开着洗衣店的华侨，这些人除了血肉之身再无其他可以赚钱的资本，便以为美国家庭手洗衣物来赚钱谋生。这种工作非常辛苦，赚钱也并不容易，所以这些华侨平日里的生活都非常节俭。他们舍不得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只为能攒下些钱寄回老家，让家里人过得好一些。
除了这些洗衣店的华侨，还有许多在餐饮业打工的华侨也都过着类似的日子。他们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没有什么文化，可恰恰是这些人，在得知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后，都纷纷将省下来的钱慷慨地捐了出来。这也足以说明孙中山能够用最朴实的话语让他们接受他的理想，赞同他的决定。
蒋梦麟不是一个擅于言辞的人，孙中山的理解能力和表述能力都让他感到由衷的佩服。他羡慕孙中山能够滔滔不绝地将心中所想溢于言表，并且这种表达不会让听者感到疲倦和无味。孙中山的讲话节奏很慢，吐字清晰，每句话都饱含诚意，让每一位听者都对他心悦诚服。
与孙中山见面之后，蒋梦麟的大学生活变得更加紧张，因为他进入了《大同日报》，成为那里的一名兼职编辑，并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开始写社论，这一写就是三年。
《大同日报》由革命党人所办，是孙中山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主要对保皇派进行斥责，并对革命进行宣传。在这之前，孙中山还曾在澳门办过《镜湖丛报》，在日本横滨办过《开智录》，在香港办过《中国日报》，对孙中山而言，这些报刊就是他的阵地，他的许多政治思想都是通过这些报刊传播给广大群众的。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兼职的学生并不少，但多数是因为家境贫困。那些官费留学生虽然可以享受到政府的补助，但是生活上还是要自己花钱，而国外的衣食住行无一不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在经济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去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以赚取少额的金钱，贴补生活。
在《大同日报》兼职，并不是因为缺钱，出国留学虽然需要花费不少钱，但像蒋家这样富甲一方的大家庭还是承担得起的，何况蒋梦麟在兼职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和工作强度远远超出了他所得的报酬。他加入《大同日报》的主要原因是他热爱写作，而孙中山也欣赏他的文笔和思想。
刚开始从事这份工作时，蒋梦麟的热情非常高涨，对于每一篇出自自己之手的文章，他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小心斟酌每个字，力求做到完美。然而随着大学的课业越来越繁忙，为了完成工作，蒋梦麟不得不经常熬夜写社论。工作时间和强度一增加，蒋梦麟开始力不从心。等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与他一起写社论的刘麻哥回国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之前两人一起写已经很辛苦，如今只剩下他一人，蒋梦麟的心态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真心在意这份工作，想要写出好的文章，可是他忘记了自己从小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无论是学习还是其他事，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无论怎么勉强都没有用。于是他越是着急，写出来的文章质量越差。
当时的蒋梦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他将这种感觉比作在自动售货机的放钱口塞入了太多的钱币，导致机器阻塞，再也放不进去钱一样。他讨厌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认为写出来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其实可能只是一大堆正确的废话，只是在填满报纸的版面而已”。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蒋梦麟竟然失去了他原有的写作才能，他的才华还在，只是他已经找不到任何方式将他的才华变为切实的文字，更糟的是，他养成了散漫而匆促的思想习惯。这些现象都令他感到非常害怕，最终，他在1912年放弃了这份工作，并再也不愿去碰写作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