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财扬名，名扬客至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胡氏物语

在中国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在大多数人看来，商人手中的大笔钱财是通过投机取巧获得的，而不是像农民一样勤勤恳恳劳作创造的，所以他们对商人总是采用警惕与鄙夷的态度。

在胡雪岩生活的年代，身为商人，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买官入仕途是一条路，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百姓对商人的成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把社会的财富聚集到了自己手上，也就是敛财，所以商人让社会改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报社会。乱世之中，与百姓生死息息相关的是药，于是胡雪岩仔细思考之后选择开药店而济世。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胡雪岩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把生意的规模做大到了极至，更在于他在赚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才会得到百姓长久的认可。胡雪岩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一样是例行公事。

当时社会动乱，太平天国、小刀会等起义很多，各地战乱频繁，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风餐露宿之中或者水土不服，或者旅途劳顿，很容易染上疾病。他们的身上一般都没有多少银两，因此很多商人都不愿意开医馆。胡雪岩在此时开办药店，自然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济世之举。他不能看着那么多人死于途中，自己能救却不救。在清军出关西征时，胡雪岩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为了能够“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浙江因气候适宜，有很多品质优良的草药，杭州城内的医药业也很发达。胡雪岩身处其间，不仅受到了“悬壶济世”的中医传统的影响，也有良好的条件去从事这个事业。因此，他下令在全国各地的钱庄另设医铺，对前来看病抓药的人，有钱的少收钱，无钱的则免费看病送药。通过做这个慈善事业，胡雪岩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形象就大为不同了。

另外，胡雪岩还与军队做了沟通，他与湘军、绿营达成协议，答应只要军队出本钱，购买原材料，让名医去配药之类的事情都由他负责。药物配成之后，他会派人送到军营之中。如此一来，军队的后顾之忧就少了许多。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感叹说：“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科举考试之时，胡雪岩考虑到很多士子因为刻苦学习，为准备考试又通常熬夜，一路跋涉前来应考，身心疲惫，就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士子是治国之才，胡雪岩此举不仅受到了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也赢得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百姓的爱戴。胡雪岩自己则说：“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以尽绵薄之力。”

如果只从现实的“利”来考虑，胡雪岩在创办和经营胡庆余堂的过程中并不成功。明明可以通过这条道路谋求更大的利润，却没有那么做。正是面对义与利的取舍，能够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才使得胡雪岩被后世称赞。一个成功的商人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家，还善于把义与利结合起来。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很多来杭州的客商、香客一下车登岸就发现，有很多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迎上来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就是胡雪岩的宣传之道。受惠之人对胡庆余堂自然心存好感，来到杭州的外地人都对这个药号印象深刻，胡庆余堂也就随着四方人士的走动，把名气传到了全国各地。

钱可以买到气势，但未必能买到别人的尊敬。胡雪岩不仅用钱换得了钱，还在人们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敬重。虽然他在济世之时，也考虑到了自己的成本和盈利计算，但他此举确实使得商人的地位和形象大为改观，而且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了宣传。名利本就难以截然分开，有了名之后，利也随之而来，胡雪岩正是做到了“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