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谁敢横刀立马(2)

彭德怀平时行军打仗，都是和部队一起走路，座骑则让给伤病员骑。他自己平时不骑马，也不赞成干部骑马，如果碰到谁身上没有伤病却还骑着马，他准得骂：“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

听到彭德怀就在山上，尽管已累得快瘫掉，红四师骑马的干部还是赶紧下马牵行。师长洪超没下马，说：“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是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到了山上，彭德怀问：“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洪超说：“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所以一个人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了。”

彭德怀出人意料地没有骂人，他语调沉重地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了，还是骑马吧。”

第五次反“围剿”整整打了一年，大小战斗不计其数。用黄克诚的话来说，参战的红军战士在这一年里打过的仗，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将军、元帅所打的仗都要多，在这种环境中，原先不会打仗的全都学会了打仗，没有经验的也学会了不少经验。无奈整个战略方针出了错，红军仗虽打得多，胜仗却打得少，根据地的面积也越缩越小，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有难以立足之感。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雩都出发，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事前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这件大事，只有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当时也没有明确定义为长征，更没有打算走那么远，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

出发前，彭德怀突然拉着杨尚昆的手说：“明天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从雩都城外的一家酒铺里买了两条鱼、一瓶酒。

彭德怀素来生活简朴，除了不肯要“公家津贴”外，他自己平时也很少花钱。此番请客属难得之举，席间他一边给杨尚昆斟酒，一边说，前几次反“围剿”打得都很顺利，只有这次，“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要比以前强得多，可是得出了这么一个结果……”话语中难掩抑郁愤懑之情。

为什么还不发起冲击

红军长征，首先选取的突围地点在包围圈南面，广东陈济棠的粤军防区一侧。陈济棠出于自保独立的想法，并不真心想打红军，他虽然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南面修筑了碉堡群，但主要目的是要阻止红军南下广东。

突围之前，红军与陈济棠就已进行过谈判，已经商量好了“借道”西进的路线和时间，所以红军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没有遇到太大波折。

发现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赶紧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但对红军究竟要去向哪里，他当时还判断不准，于是一面命令北路的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让粤军、湘军火速在湘粤边界上建立第二道封锁线，以阻止红军西进。

11月初，红军进逼湘南汝城，发现汝城城墙坚固，便决定绕道从南面的一个寨子通过。

这座寨子有四座炮楼，担任前卫的红四师派一个营打了一下，没能打下来。于是彭德怀便从军团调了一门山炮过去，并由红四师的现任师长张宗逊亲自指挥打炮。

张宗逊是黄埔生，但他毕业于政治科，没有近距离用山炮平射打碉堡的经验，又是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因此难免举止失措。他一会儿说这门炮只能打六百米，在后面距离远打不准，要尽量靠前。等炮兵把炮推到前面的时候，却又说太近了。

这样推来移去，到天亮时也没弄出个结果。彭德怀听不到动静，一路怒骂着从后面赶了上来，问：“为什么还不发起冲击？”

没等对方回答，他一眼看到了被推得过于靠前的山炮，更加生气：“哪个让把炮架在这里的？”一时间，周围没有一个人敢吭气。

彭德怀观察了一会儿，指示炮兵重新做了调整。等到调整好炮位，太阳已经出来了，他下令射击，只一发炮弹就把前后两个炮楼都穿透了，其余两个炮楼的敌人吓得落荒而逃。

在湖南境内，红军连过两道封锁线，都没有打什么大仗，用山炮轰炮楼的一幕，就已经算是让人印象深刻了。这些情况都跟何键有直接关系，他虽然不像陈济棠一样直接“借道”，但对“追堵”也并不十分起劲。当然，他的想法比陈济棠还是要复杂一些，简单来说，就是既想侥幸堵住红军，用以讨好和靠拢蒋介石，又慑于红军的威力，怕在堵击中输掉老本。

实在拿不定主意，何键就派人与广西的桂军联系，看对方是什么态度。

白崇禧回答得很干脆：“硬打，没有那么蠢。”何键听到后很是高兴：“广西也不准备硬打，我们还打什么？”

为了敷衍老蒋，何键想出了一个“送客”的办法，即只尾追，不硬堵，然而又要做出打的样子，红军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尾追部队与红军一前一后，大致保持一天的行程，以尽可能避免接触。

见红军轻而易举就突破了湘军建立的封锁线，蒋介石大为光火，要追究责任。何键只好把责任往下推，说这个追击不力，那个临阵退缩，为此还撤换了几个将领。私下里，他对自己的幕僚说：“十六师（师长被撤换）太糟糕，要‘送客’也要送出一个样子来嘛。”

要说坏事，主要还是坏在博古、李德身上。从江西撤出时，他们让机关把什么坛坛罐罐都带着，兵工厂设备、印刷机、X光机，甚至是野战医院的屎尿盆都没落下，这些辎重都由机关纵队挑着，根本走不快。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机关纵队走不快，野战部队也没法走快，平常一天能走完的路，得走两天甚至三天。

计划中五天的行程，竟走了十一天，部队被拖得精疲力竭。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刚发出休息口令，战士们随地一躺就睡着了，到了出发时间，任干部们怎么大叫大嚷也喊不起来。有的干部急得没办法，只好用开枪兼大喊“敌人来了”的办法，把战士们从地上轰起来。彭德怀对此非常担忧和恼火，却也毫无办法。

早在两个月前，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已奉命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实际上就是中央红军的开路部队会合。现在中央红军所走的，就是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这一路线要经过湘桂边界上的西延山区，以中央红军如此大的规模和动作，势必要引起桂军注意。

土地革命时期的西南地方军队，以桂军的战斗力为最强，川湘军次之，滇黔军垫底，所以流行这么一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从白崇禧的心理来看，他虽不会按照蒋介石的意愿硬堵硬打，但为了防止红军南下广西，还是不可能坐而望之的。

彭德怀建议，由红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在迫使蒋介石、何键改变“追堵”部署的前提下，避免进入西延山区，也相应避免与桂军作战。

毛泽东亦有类似见解，可惜最后都未能被博古、李德采纳。部队仍依照老路线像抬轿子一样缓慢向前行军，这使得蒋介石完全摸清了中央红军的西进意图，路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好走了。

天兵天将

为了能让何键在堵击上不再消极怠工，蒋介石特委任他为“追剿军”总司令官，在给何键的亲笔信中，更叮嘱他：“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

前有追责，后有官帽，何键不得不把样子做得更像一点。11月中旬，他在湘江东岸部署了五个师，同时利用地形修筑出一百多个大小碉堡，从而设置出第四道封锁线。

除了用于堵截的四个师外，何键另外还调遣了十几个师进行合围，但是如之前彭德怀所预计的，对红军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湘军，而是桂军。

红军在湘江夺取渡口后，白崇禧即指挥桂军连续向驻守湘江西岸的红四师发动进攻，企图夺回渡口。一天之内，红四师先是阵亡了一个团长，接着代理团长的师参谋长又牺牲了，只得由团政委临时负责指挥。接到报告后，彭德怀一再向军委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促各部队尽快过江，否则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红军已被迫掩埋了一部分机器包括几门山炮，但集结江岸以及过江速度还是很慢，这时红一军团又奉命掉头对付湘军，坚守渡口点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红三军团，军委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

彭德怀三天三夜未下火线，战斗最激烈时，他就住到前方的村子里进行指挥。那里距离前线如此之近，以致桂军的机关枪可以直接打到他所住的房子上。

阻击桂军的红五师一直等到军委纵队过江，才向西岸转移。该师伤亡了包括师参谋长在内的两千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被打光了。

在大部红军渡江后，担任最后掩护部队的是红六师第十八团，另外还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这两支部队均被隔断于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血战是红军长征中最为险恶的一仗。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三军团的实力也损失了一半。李德一筹莫展，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当时他已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发来的电报提些意见，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但部队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换中央领导的议论仍在不断增多。

渡过湘江后，红军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又被迫进入了西延山区。此处的“广西猴子兵”都是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常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山上对红军进行侧击。这种类似于麻雀战的游击战术非常令人恼火，红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得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别说安安静静地睡觉，有时抽空打个盹儿都算是休息了。

白崇禧还采用了坚壁清野的办法，沿途老百姓被赶走，房屋被烧毁，粮食也被全部藏了起来，红军连吃包谷都有困难。

蒋介石的“剿匪计划”事先有一个预案，即万一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就应该阻止其与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鉴于这条路已被阻住，毛泽东联合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说服决策核心“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共同组成）放弃了原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进。

贵州黔军是西南地区战斗力最弱的地方武装，士兵都是鸦片鬼，除了步枪外，每人还有一管鸦片烟枪，出发打仗前得先抽足鸦片，来了精神才能冲一下。黔军的装备也很差，据说有的士兵居然连手榴弹什么样都没见过。

跟这些不经揍的部队交手，红军并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很快，他们便开始强渡乌江，向黔北重镇遵义挺进。红三军团在强渡乌江时，先派一个侦察排坐着大木桶捆成的筏子过江，赶走守敌后，再搭浮桥让主力过江。贵州老百姓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到处流传着“红军是天兵天将，过江连鞋子都不湿”的说法。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主持并作报告，他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会场还没掀起大的波澜。

转折点出现在周恩来作副报告的时候，他在主动承担失败责任的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开始陆续发言，除凯丰一人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进行期间，李德坐在会议室门口，没怎么说话，只是一边听伍修权翻译一边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已完全处于一种被告地位。他后来在回忆中说，当周恩来作副报告时，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同博古和他划清界限。与会的杨尚昆也认为，周恩来对扭转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上，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不久他又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组成新“三人团”，这标志着毛泽东开始重新执掌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

彭德怀和杨尚昆是骑着马从前线赶到遵义参加会议的。会议开了三天，到后半段时，彭德怀赶回前方指挥作战，因此未在会上作系统发言，但从斥责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开始，他的态度其实就已经很明确了。

不怕死都给我死了算了

遵义会议之前，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还没有赶到黔北。会议结束后，薛岳部队和川滇湘黔四省地方军开始向遵义实施合围。

中央红军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彭德怀曾这样讲述当时的形势：“那时，中央军、湘军、黔军、川军、滇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我们没有路走了啰！论兵力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论武器装备，我们是叫花子。”

按照彭德怀的回忆，这种情况下，有人也主张回头往湖南去。可是中央红军是折损了好大一支人马，经历千难万险才来到贵州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回湖南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既然不能回头，就只能咬着牙往前走，于是渡江北上川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便成了大家都能想到的最好出路。

渡江作战计划下达后，红一军团攻占了赤水河边的土城渡口。土城是自黔北入川的要冲，“四川王”刘湘害怕红军由此入川，赶紧调集兵力扑向土城。

毛泽东起初认为来敌只有川军的四个团，因此命令彭德怀统一指挥各部进行歼灭。可是这一仗没有打好，红军不仅没有歼灭敌军，自身还受到了很大伤亡。

中央红军缺少弹药，每个人只有二十发子弹，火力不强，除此之外，部队状态也不好。适逢朱德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他非常恼火，很少见地对红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发了一通脾气。

负责指挥的彭德怀通过观察，发现参与土城战斗的川军不是原来预计的四个团，而是九个团，火力也很强，因此当机立断地于中午12点将部队撤出战斗，同时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