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虎贲雄姿(5)
应该说，25岁对一个军人，已经过了黄金岁月，别的且不说，单以军中资历论张自忠就已经落后年龄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等人一大截，这也是后来这两位能列“西北军十三太保”而张自忠无缘晋身的原因。但志存高远的张自忠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兴奋终于能找到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至于官位、职务之类，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东西。
也许是读法律出身的缘故，张自忠带兵很注意军纪严明，执法极为严厉，当他的兵很少有不挨军棍的，但另一方面，张自忠每次体罚都有理有据，从不滥施淫威，让当兵的心服口服。所以虽然他有个“张扒皮”的诨号，但是在部下那里却是极得军心，他的部队每次考核，名次也是在全军前两名。1918年，张自忠进入冯部军官教导团深造，对半路出家的张自忠来说这是难得的补习军事知识的机会，所以他的学习兴趣极为浓厚，勤勉刻苦加之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被教官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道：“在教导团中，他（张自忠）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名将之路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自忠在冯玉祥军中的地位也稳步提高，从连长、营长一路晋升到学兵团团长，这时已经是1924年，深刻影响到冯部未来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应该说这场军阀混战的主角仍然是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大帅，冯玉祥虽然已经做到了一军司令官，但在战争初期还是没有资格跟这二位叫板的，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战争的最终结束却是因他这个直军第三军司令官抓住机会，趁吴佩孚在前线和张作霖作战的时候突然倒戈杀回北京，直接端掉了直系的老家，吴佩孚大败亏输，从此再也无力染指中央政权，而冯玉祥则借势而起，最终发展出了一支能逐鹿天下的西北军力量。
张自忠于此战中接受的任务是率部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因为直系军心已丧，所以此战并没什么难度，当然也体现不出张自忠作战的高明之处，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琐事，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当时张自忠部奉命移驻丰台车站，但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当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这群眼睛瞪到天上的英国人竟不准中国军人进入，双方发生争执。一般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人无权干涉！”英国人见交涉无效，干脆摆出帝国主义的架势，包围了丰台车站，并进行挑衅射击。但张自忠不为所动，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坚决予以还击，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这群养尊处优惯了的英军士兵哪曾想中国人还敢还手，只好灰溜溜撤退。但驻守在铁路沿线的英军仍不准中国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词严地驳斥说：“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军队之手。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但是很遗憾，当时的控制中国的大多数军阀们是没这么高觉悟的，倒是并非这些军头们不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放在心上，只不过在他们的理念里，要想强国御侮，那也要在本大帅一统天下之后才行，翻译过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多灾多难的国势就在这些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一天天衰败下去，似乎没有终点。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又接连在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尝到了政治投机的甜头，麾下的西北军如滚雪球一般壮大，张自忠的职务也从团长提升到了第6师师长，成为冯玉祥帐下的高级将领之一。
威震中原
到了20世纪30年代，冯玉祥俨然已经成为中国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尤其在北方，似乎除了占据东三省的张学良和在山西闭关自守的阎锡山外，谁也奈何他不得。这自然引起了占据着“中央”名分的蒋介石的不满，一贯好耍弄权术的蒋介石便以裁军的名义搞了个“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把上述几路诸侯诳到南京，席间威逼利诱，妄图让中央军一家独大。但好不容易打出如今局面的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等人又如何肯撒手？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裁军终究没讨论出个结果。
既然谈不拢，那就只好打了。于是1930年5月，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了。北方的两大势力第一次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冯玉祥这次赌上了全部家底，手下的精兵猛将配合以阎锡山的钱粮丰足，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双方的战斗基本就是沿着南北向的两条铁路大动脉——平汉线和津浦线的争夺开展的，再加上居中沟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整个战场就是一个“凹”形。
张自忠所部的第6师最开始是在西边的平汉线打前锋，一路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中央军在他手下很少有一合之将。当时蒋军徐源泉部已经占领许昌，把握住了平汉线的战略主动权，但是张自忠果断指挥部队发动夜袭夺城，用迅猛的攻势一夜翻盘，克复城池之后又据而死守，一月之内打退蒋军数次围攻，令对手士气丧尽。等到六月，冯部援军上来，张自忠又果断出城反击，转守为攻，打得士气低落的蒋军四散奔逃，全线溃退，眼见平汉铁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冯玉祥在这个时候却把打得正顺的张自忠给调走了，第6师被重新安排到陇海铁路，预备阻击蒋介石的精锐援兵。从军事角度看，冯玉祥当然是下了一招臭棋，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如果张自忠能带兵持续攻击南下，直插信阳，那就等于是给蒋介石统治区域的腹心来了一刀，战略意义相当巨大，后来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如此。然而冯先生没能看透这一点，只是对己方陇海铁路的安危忧心不已，甚至把在前线气势如虹的强军也要调回来加强守御，变外线作战主动进攻为内线作战消极防守，把战场的选择权抛弃给了敌人。
这些统帅考虑的事情不是张自忠所能左右的，他唯一能干的就是尽好一个军人的职责，既然来了陇海路，那就在陇海路尽力打好。当时在陇海路与张自忠第6师对上的是蒋军精锐的教导第2师，师长叫张治中，也就是后来国共谈判中被老蒋痛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的那位爱国者。张自忠这次是棋逢对手，教导2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远在6师之上，不能力拼，只能智取。张自忠经过仔细分析，决定还是祭出西北军擅长的近战、夜战这两大法宝，第6师用手里的刺刀、大刀和手榴弹与蒋军展开肉搏，硬是在实力占优的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蒋军战线动摇，全面溃退。教导2师在担任掩护的时候又不幸被张自忠追了上来，生生被撕掉一大块肉之后才勉强撤退，元气大伤。
经此一役，张自忠名气大噪，他作战勇猛，指挥若定，俨然已是一代名将的风范。军中同僚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西北军中从此又崛起了一员将星，只是冯先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用他了。
战争进行到七八月份，冯先生开战以来一点儿一点儿犯的小错误终于累积到了质变的阶段，战争态势开始朝着不利于联军一方发展，而阎老西和桂系这两个队友不靠谱的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趋势，等到9月18日，一直在关外看风景的张学良也宣布支持蒋介石，冯先生便彻底大势已去，而且他这次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了。
由于一直以来的家长制作风，霸道蛮横，所以冯玉祥在西北军的高层中其实并无多少人望。当他顺风顺水之时，众人尚能在他威风之下齐心，然而一旦他落魄，僚属们就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所以在中原大战败局已定的时候，冯军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接受改编；而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也宣布脱离西北军，自由行动。在这种大趋势下，张自忠的坚持就难能可贵了，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6师尚有约5000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如果能自立门户或者投靠蒋介石，少不得升官发财。但是面对西北军的土崩瓦解，张自忠却选择了带领第6师跟随冯玉祥渡河北上。他对部下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
抗倭御侮
有句老话讲“形势比人强”，虽然张自忠足够忠义，但是冯玉祥到底还是失败下野，西北军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从此不复存在。而那些不甘于归附蒋介石的残部则在后来相继进入山西，公推宋哲元为领袖。1931年1月，他们被张学良收编，给了一个军的番号，这就是那支后来以大刀出名，在抗日战场杀出威风的29军。
张自忠担任了29军38师师长，因为该部是杂牌中的杂牌，故装备水平极为低劣。虽然有一个整编师的架子，但部队甚至做不到人手一枪，火炮等重武器几乎没有，于是只好继续发扬老西北军的传统，打造大刀等冷兵器作为补充。虽说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震慑效果，但是这种透着无奈的悲壮，还是令人不禁一声叹息。
此时国事日渐败坏，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志得意满，精锐尽数入关抢占地盘，老家东北的防务一片空虚，结果就被日本关东军抓住机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蓄意的阴谋过后是东三省尽数沦陷敌手，一年前张少帅捡了粒中原大战的“芝麻”，却没曾想在今天丢了东北老家这颗“西瓜”。东三省的轻易到手，让日军欲壑难填。1932年，势力已经渗透到长城沿线的日军频频向中国军队挑衅，妄图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满洲国”。这已经是完全触及了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底线，无论再怎么“攘外必先安内”，丢了故都北平和经济中心天津的责任他们也担不起，但是怎么打，打多大，政客们也是犹豫不定。
1932年1月10日，张学良下令，29军从山西阳泉出发，移防华北的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线。很显然，少帅是打了一手好算盘，想用这支不是嫡系的部队试探一下日军，到底是大举侵略还是试探进攻。在抗倭御侮的精神激励下，29军上下对于即将面临的战斗并无怨言，用张自忠的话讲：“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作为一个矢志报国的军人，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多时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不全力以赴？
当年3月，在日军一连串的攻势下，前线的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只好据喜峰口关塞死守。当月7日，张自忠与29军另一位师长冯治安率部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千米，张、冯在此设立29军前线指挥所。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张自忠鼓励部下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甚为赞同。
当然打仗光有决心是不行的，29军装备低劣的问题直到上前线都没人给解决，以枪都配不齐的两万人马跟日军硬拼是不行的，只有在战术上想办法抵消劣势，张自忠还是拿出了西北军夜战肉搏的看家本领，与冯、赵二人计划，组织一次大刀队夜袭。11日夜，王长海率领217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224团，李九思指挥226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混乱中日军顾此失彼，很多人睡梦中糊里糊涂被砍掉了脑袋，此役29军杀敌上千，同时110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消息传出，全国一片欢腾，各界纷纷写诗作词赞扬29军的抗战功绩，尤其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更是唱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在河北保定督战的蒋介石也感到颜面有光，难得大度地决定电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一年前还与他作战的将领赴保定一晤。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说，长城抗战到底只是蒋委员长的“面子工程”，29军打得不错，给他争光了，也就可以了，进一步反击收复沦陷国土，蒋委员长压根没考虑。所以1932年的抗战是虎头蛇尾的结局，中日双方以长城为界，包括热河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丧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