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帝之名，争世俗之权

在八世纪中叶扩张至最大疆域的倭马亚王朝，于750年被阿拔斯王朝推翻。自此后，曾经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到了十世纪，伊斯兰世界更分裂成摩洛哥里夫山脉地区的萨利赫王朝（Salihid，710～1019年）、伊比利亚半岛的后倭马亚王朝（Umayyad， 756～1236年）、突尼斯的艾格莱布王朝（Aghlabid，800～909年）、中亚地区的萨曼王朝（Samanids，819～999年）、萨曼王朝的附庸萨法尔王朝（Saffarids， 861～1003年）、也门的齐亚德王朝（Ziyadid，819～1018年）、西西里的艾格莱布王朝（Aghlabid，827～909年）、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图伦王朝（Tulunids， 868～905年）、埃及的伊赫昔迪王朝（Ikhshidid，935～969年）、伏尔加保加利亚（Volga Bulgaria，十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为伊斯兰国家）等逊尼派国家，以及摩洛哥的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788～974年）、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地区的白益王朝（Buyid，934～1062年）、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乌科里德王朝（Uqaylid， 990～1096年）和代表着什叶派辉煌顶点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909～1171年）等什叶派国家。

然而，自八世纪初叶开始的穆斯林对地中海的控制，依然没有被完全打破。伊斯兰诸国中依然有相较欧洲那些封建割据、内乱不休的国家而言强大得多的国家。比如兴起于突尼斯，随后扩张到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包括现在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利比亚和西撒哈拉），进而征服尼罗河流域（包括现在的埃及和苏丹）、黎凡特地区（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汉志地区（即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西部，乃伊斯兰教发祥之地，境内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以及西西里岛的法蒂玛王朝。又比如引发十字军东征的塞尔柱帝国。

塞尔柱帝国是波斯化的塞尔柱突厥人（Seljuk）建立的国家。塞尔柱突厥人源自九姓乌古斯，在咸海地区发迹。1055年，塞尔柱帝国统治者图格鲁勒·贝格（Tughril Beg）进入巴格达，抢过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控制权，受封苏丹。之后，上升期的塞尔柱帝国同东罗马帝国、法蒂玛王朝两线开战。1071年8月，塞尔柱帝国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在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大败并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逐步夺去了几乎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Anatolia）。1073年，又攻占了法蒂玛王朝控制下的伊斯兰教第三圣城——耶路撒冷。直至1092年诸子争位，帝国分裂成几个小国之前，塞尔柱帝国的领土东至兴都库什山脉，西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至咸海，南至波斯湾，可谓盛极一时。

另一方面，基督教世界中拥有璀璨文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东罗马帝国，在曼齐刻尔特惨败之后失去了主要兵源地和大半领土，就此一蹶不振。1081年，（同为基督徒的）南意大利的诺曼人（Normans）在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的率领下入侵希腊，更是让东罗马帝国雪上加霜。再加上佩切涅格人（Pechenegs）等突厥部落不断进犯，东罗马帝国四面楚歌的危急形势一时可比日后亡国于奥斯曼土耳其前的窘况。于是，东罗马帝国几次向罗马教廷求援，甚至提出促成东西基督教会合并以为报偿。后来在新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的努力之下，东罗马帝国的局势才逐渐恢复平稳，诸路敌人也被各个击破。因此到了十字军出征前夕，东罗马帝国的形势业已稳定，并恢复了部分失地。于是此时的东罗马帝国虽然日子难过，但对西方援军的渴求却变得不那么迫切了。事情看似本应该像早先的求援那般不了了之，但可惜有些人不同意，譬如海上共和国的商人们，譬如罗马教宗。

海上共和国（Maritime Republics），是中世纪意大利沿海地区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邦国家的统称。狭义的“海上共和国”仅包括阿马尔菲公国（Duchy of Amalfi）、比萨共和国（Republic of Pisa）、热那亚共和国（Republic of Genoa）、威尼斯共和国（Republic of Venice）四个国家。广义的，则要再加上加埃塔公国（Duchy of Gaeta）、安 科 纳 共 和 国（Republic of Ancona）、诺利共和国（Republic of Noli），以及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tia）的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

这些由商人控制的海上共和国，不少都是东罗马帝国的附属自治体，或曾在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受到东罗马帝国海军的保护。如今他们却俨然有了反客为主之势，这些共和国建立自己的海军，支撑起跨越大海的广泛的海洋贸易网络。尤其是比萨、热那亚、威尼斯三国，在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的同时，商业野心也进一步膨胀了起来。拜占庭向罗马教廷的求援，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他们从中看到了无数商业机会与经济利益。海上共和国的商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受限的商贸活动，抑或单纯从朝圣者身上赚些钱（比如海上客运和旅店经营）。他们期望完全打破穆斯林对地中海的控制，期望能在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地方建立商站和商业殖民地。为了达成这样的野心，他们踊跃提供资助，只求基督教骑士们发兵东征。

教宗的选任，长时间受到强大的世俗权威的影响，先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再是东哥特王国（Kingdom of the Ostrogoths）的国王，然后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有罗马当地的贵族们。此后，在八世纪中叶一度被教宗匝加利亚（Pope Zachary）废止的世俗君主对当选教宗的批准确认权，到了898年又再度恢复。这对于教廷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这个大问题还衍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既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未加冕时称“罗马人的国王”）能够最终任命教宗，那么，他为何不能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呢？

实际上，自西罗马帝国衰亡后，圣职（基督教会职位）的任命通常都是由各地的世俗权威所掌控的。君主们或者用圣职来奖励为自己忠实服务的教士，或者作价出售，将贩卖圣职当做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教会对这些行为的容忍，缘于无力改变，却并不意味着坦然接受。

由于圣职一般附带着一定的土地财产，特别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往往不仅拥有宗教管理权，还拥有世俗统治权，故而更是与大批财富和土地紧密相连。贪污、受贿、买卖圣职、娶妻、通奸、包养情妇，教会内的各种腐败自然接踵而来。

904年至964年间，教廷的实权落到两名罗马贵族妇女的家族手中。奥多拉（Theodora）和马洛吉亚（Marozia）母女同马洛吉亚的情夫合谋杀害教宗利奥五世（Pope Leo V）及对立教宗思笃（Antipope Christopher），情夫得以即位为塞尔吉乌斯三世（Pope Sergius III），就此开创罗马教廷的“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代。马洛吉亚用美色等各式手段控制教宗，擅行废立，将自己的私生子推上宗座。她的子孙中共有六人（约翰十一世、约翰十二世、本尼狄克七世、本尼狄克八世、约翰十九世、本尼狄克九世）成为教宗。

其中的本尼狄克九世（Pope Benedict IX）可谓中世纪教会腐败堕落的集大成者。他第一次成为教宗时只有12岁，品行败坏，一生放荡。1045年5月，由于试图公开结婚，他将教宗之位以650公斤黄金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义父（即格雷戈里六世，Pope Gregory VI）。很快他又突然反悔，重新参与宗座争夺，与格雷戈里六世、西尔维斯特三世（Pope Sylvester III）互不相让，致使罗马城里一时有三名彼此对立的教宗同时存在。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教会决定向罗马人的国王海因里希三世（Henry III，Holy Roman Emperor）求助。

1046年，海因里希三世带兵进入罗马，将三个教宗一起废黜，重建教廷的秩序，并被加冕为罗马皇帝。之后10年，在他的支持下，支持改革的德意志人主教接连担任教宗，教廷开始大力推进“克吕尼改革运动”。

“克吕尼改革运动”发端于910年的法兰西。是年，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I，Duke of Aquitaine）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隐修院。该隐修院严格执行禁欲院规，反对教会腐败和对修道院的世俗干涉，宣称不受任何世俗权威管辖，仅受教宗保护。在随后的200余年里，克吕尼修会在各地建立了超过1000座修道院，成为欧洲最大的基督教革新力量。

在克吕尼修会与倾向改革的教士的支持下，教廷四处召开宗教会议，强调“禁止买卖圣职”、“禁止圣职人员结婚”、“非经圣职人员及会众选举，任何人不得担任教会职务”等规定，尝试加强教宗权威。但苦于教廷的维系与改革需要借助海因里希三世的势力，尝试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056年。这一年的10月，海因里希三世去世，继位者是他的长子、年仅6岁的海因里希四世。

国王还是个小孩，摄政太后普瓦图的阿格尼丝（Agnes of Poitou）性格软弱。面对主少国疑的孤儿寡母政权，教廷欣喜若狂，他们深信这是摆脱世俗控制的最佳时机。1059年，教宗尼古拉二世（Pope Nicholas II）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止“平信徒授衣礼”（授衣礼是任命主教的仪式，平信徒授衣礼即普通信徒以世俗权威任命主教），并提出新的教宗选举方法：由教会官员组成的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即俗称的红衣主教）作为选举人团选出继任教宗人选，经罗马的圣职人员及普通信徒同意后正式即位。选举过程中，世俗领袖不再起到什么正式的作用。

事情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地解决。君主们也许可以接受不在教宗选举中扮演公开的角色，却不可能拱手让出事关切身利益的圣职人员任命权。教廷与世俗权威之间展开了长时间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教宗格雷戈里七世（Pope Gregory VII）同皇帝海因里希四世的连串斗争便是其中典型。

1075年，格雷戈里七世再次重申禁止“平信徒授衣礼”，并声明经1054年基督教会正式分裂后的大公教会（即罗马公教会，俗称天主教）乃耶稣基督亲自创立，教宗权威乃唯一的权威，教宗可以独自任、免、调整圣职人员职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贯表现虔敬恭谨，博得教宗信任的海因里希四世业已长大成人。他在平定国内叛乱后，相信自己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便当即作出反击。他一边致信格雷戈里七世，要求他下台，选举新的教宗；一边公然违反禁令，连续任命三名主教。次年，坚持要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所有主教叙任权的海因里希四世与教宗因米兰主教的人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局势进一步升级。格雷戈里七世悍然使出教会从未曾用在国王身上的手段——绝罚，开除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籍，并罢免他的王位。海因里希四世则以一道颁给罗马人民的谕旨作为回应，严词要求他们把“伪修士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格雷戈里七世的俗名）赶出罗马城。

从后续来看，国王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教宗也一样：

圣职人员中支持国王的不多；老百姓普遍对国王的行动表示不安；国内诸侯则趁机造反，神圣罗马帝国卷入内战的漩涡。德意志诸侯主张强化地方自治权的同时，还选举了一名新的国王，并希图夺取王室领地。形势所迫之下，海因里希四世在卡诺莎城堡演了一出好戏（Walk to Canossa），恳求教宗的原谅，终于得以取消绝罚。尔后，他战胜了诸侯拥戴的国王，任命了新的教宗，成功占领了罗马，赶走了格雷戈里七世，荣耀地被加冕为帝国皇帝。然而，胜利是短暂的。海因里希四世对于国内的混乱局面无能为力，德意志诸侯越来越桀骜不驯，连他自己的儿子们都纷纷发动叛乱。最终当海因里希四世在列日（Liège）突然死去时，距离内战告一段落还有近20年的时间。

格雷戈里七世则遇上了另一种窘迫状况。德意志诸侯们的行动的出发点基本围绕着一己之私。他们平常胸脯拍得震天响，真到要戮力同心时，却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教宗在卡诺莎的妥协，何尝不是被国王军队围困的压力所致呢？而从尼古拉二世时起就几次受恩于教宗的诺曼人，更是靠不住的白眼狼。勤王救驾，罗伯特·吉斯卡德（南意大利的诺曼人首领）兴趣缺缺；烧杀掳掠，他倒是一把好手。1085年，海因里希四世撤离罗马。诺曼人借口要惩罚在关键时刻背叛教宗的罗马人，便洗劫了罗马，进城大肆屠掠。罗马市民于是奋起反抗，并把这笔账记到了教宗头上。格雷戈里七世只得与诺曼人一起逃走，于同年5月25日，死于流亡途中。

总之，教廷的权威的确得到了提高，但是离教会改革者们的预期还相去甚远：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尚未归教会所有；丹麦、匈牙利以及伊比利亚半岛诸国的君主尚未对教宗宣誓效忠，执臣下之礼；英格兰国王和法兰克人的国王公然贩卖圣职，毫无顾忌地介入教会事务，完全没把教宗放在眼里；基督教东西教会分裂后，教会与正统大公教会（即东方正教会，俗称东正教）的复合，看起来也是遥遥无期……因此，教廷觉得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继续推高教宗这“唯一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