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王朝 天国在哪里？

作者 / 肇英

《天国王朝》在美国本土约4740万的惨淡票房，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该片影院上映版（144分钟）的失败。如果没有后来的导演剪辑版（194分钟）展现出导演原本的构想来洗刷污名，这部电影可能就会成为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导演生涯中失败作品的代表。但是，即便烂片被修正成了佳片，想单从电影中了解真实历史仍是一种不怎么靠谱的行为。

“1184年的某天，一名年轻的法国铁匠遭遇生父上门认亲。铁匠虽本无兴趣，尔后为寻求救赎却还是来到了东方，接受生父这位十字军领主的头衔和封地，成为耶路撒冷王国贵族中的一员。经历了离别，经历了爱情，经历了生活的历练，经历了战事的考验，他最终为了拯救‘人间天国’的民众，挺身而出，贯彻父亲的理想，坚守自己的誓言。成功达成目的后，铁匠与爱人一同回到法国，就此归隐乡间。真可谓骑士楷模的伟大一生！”这名不仅识字，而且掌握着先进的工程技术知识，顶着主角光环，套着主角模板，长着主角脸的铁匠贝里昂，允文允武、果敢忠义、公平耿介、顶天立地，称他为“真正的骑士”，也丝毫不让人觉得是溢美。那么，这一人物形象，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作为真实历史人物存在的那位伊贝林的贝里昂（Balian of Ibelin）呢？而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与近东十字军国家围绕耶路撒冷的连串争斗，又是否就如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呢？

不过，为了理解十二世纪末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境况，我们有必要先回溯到这一切的源头看一下。比如，造就了四个近东十字军国家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到底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被促成的……

穷则思变的基督教世界

自八世纪初叶开始，伊斯兰世界征服了地中海东、南、西三面，占据了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巴利阿里等地中海诸岛，完成了对地中海的控制。当时除了东罗马帝国及其附属国（比如威尼斯共和国）依靠海军力量还能继续在东地中海进行一定活动之外，在这个曾经可谓罗马帝国的“内海”、“私湖”的海域里，基督教诸国的海上经济活动完全陷入停摆状态。而伊斯兰世界的商贸活动则蒸蒸日上。

同时，撒拉逊人还不断侵扰地中海北部沿岸，并不断越过比利牛斯山进行袭击。气焰最盛时，不仅进犯罗马，在阿尔卑斯山脉四处活动，设置武装前哨，甚至短暂 统治过法兰西东南部的普罗旺斯等大片区域。

法兰克人虽然成功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向比利牛斯山以北扩张，可对于打破地中海的绝对劣势局面，加洛林王朝却是既无力又无心的。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他们对推进封建化、巩固统治，以及利用基督教思想将古典文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综合地进行继承发展，明显要有兴趣得多。

待到加洛林王朝分裂，欧洲失去了近代之前的最后一个关注公共工程并有力量使其中一些工程付诸实施的政权。罗马时代的公路网（罗马大道）由于缺乏维护而趋于荒废，在九世纪前后陆续化为乌有。桥梁、渡口也再得不到修缮。过去用以保养公路的税卡虽然依旧存在（甚至新设不少），但征收的税再也没有用到路桥之上。此后很长时间，欧洲道路的任何改善都只是旅客、香客和商人们的自发行为罢了。直到十三世纪初，西西里王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 Kingdom）开始学习伊斯兰世界的做法，一些欧洲国家的行政当局才再次采取某些修补、建设道路的措施。

失去了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线，陆地交通又不复往常，势必造成商业活动的迅速衰落，进而造成基督教世界许多地方的经济倒退。即便北方的商业活动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各地由商贸活动以及商人群体的社区生活所维系的大量城镇依旧普遍陷入贫困，并失去了经济上的重要性。终于，市面上金币消失了，被银币所取代。到了九世纪下半叶后，欧洲各国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又使得欧洲各地的铸币权纷纷被诸侯和教会所攫取。欧洲大陆上，拥有铸币权的人们争相利用这项权力谋取私利而造成种种恶果，进一步打击了商业活动。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群商人往返于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进行有限却又常规的商业活动，沟通着地中海世界的两个文明。他们就是犹太商人。这些定居在各地的犹太商人所形成的商业网，历经千辛万苦，把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从近东贩运到欧洲。教会需要的神香和织物，贵族需要的珠宝和象牙制品，飨宴需要的胡椒和珐琅器皿，都能在犹太商人那里得到满足。虽然这样的满足难以及时，亦未必足量。犹太商人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在一段时期内，“犹太人”成为了“商人”的代名词。可他们的商贸活动实非“必须”，在经济上也只能起到次要的补充作用。

另一方面，由封建制度的推广而产生的大土地所有者（领主）们，忽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个致命的困境：也许有愿意购买我领地的出产物的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许有愿意向我提供我需要的产品的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迫于现实，大土地所有者们不得不只依靠消费自己领地的产品来生活。于是，为了满足自己以及领民的需求，每块领地都至少得有一个男主角贝里昂那样的铁匠。至于磨坊、面包房、木匠铺，以及其他各类家庭作坊，自然也全得齐备，一个都不能少。而除了本地不出产、又是生存必须的盐，一块领地不再需要进行任何定期的、常规的大宗交易。这种情况同时又反过来加剧了商业活动的衰落，“自给自足的领地经济”由是形成，且渐次稳固。

如此的领地经济，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做到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毋需仰人鼻息，看起来似乎颇为安泰。可没有工业化体系做后盾的中世纪农业，对自然灾害毫无抵抗能力。与现代农业相比，可谓彻彻底底的“看天吃饭”。农民是生是死，便全在“上帝一念间”了。当饥荒爆发之时，纵使领主愿意提供资金寻购挽救领民的食物，落后的商品交换渠道也不能保证满足需要。要是遇上大范围、高烈度的自然灾害，更是会陷入有多少钱都没处买的境地。可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饥荒不光会由天灾引发。

日耳曼诸部落习惯上都有普遍兵役制的原则，即每一名自由人都是一名战士。当一个个日耳曼人国家建立起来之后，这一原则却渐渐成了问题。

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普通日耳曼人身上农夫的成分日益增加，战士的成分日益减少。通过普遍兵役制征募来的士兵，对作战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没有常备军队的日耳曼人国家，也无法提供给他们正规、有效的军事训练。再加上需要自行负担武器装备，使得多数士兵不可能拥有像样的武装。墨洛温王朝时期，新兵中就大有提着根木棒便上阵的。以至于到了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Charlemagne）需要明令禁止这样的士兵入伍。而当核心兵种由步兵向骑兵转变的时候，这些问题便愈发凸显出来。

755年，加洛林王朝的创建者“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把军队集合的时间从3月挪到了草料初备的5月，标志着骑兵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兵种。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有好几个方面。在与欧亚草原骑马民族的战争与交流中，马镫和马蹄铁传入了欧洲腹地。马蹄铁能够大大提高骑兵在各种复杂地形上的适应性，即便在崎岖不平的地方依然可以进行冲锋；马镫则提供了支点，使得骑兵在缓解疲劳的同时，得以真正做到在马背上进行全方位的作战。而在失去可靠、畅通的道路之后，也只有骑兵能够跨越复杂地形，迅速到达战场（抑或迅速撤退）。何况，眼前还有阿拉伯骑兵的正面压力。能够熟练使用步兵协同战术对抗骑兵的高素质常备军团，法兰克人毫无疑问是不拥有的。那么用骑兵对抗骑兵，就成了当然的选择。正是这样的想法促使“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开始有意识地组建骑兵队。

骑兵本来并不具有什么高贵的身份，可在需要自行负担武器装备的军事制度之下，必然只有相当富裕的家庭才供得起骑兵这样昂贵的兵种。按照八世纪的文献记录，一匹马=一件环甲（Ring armour）=两顶头盔=六头牛。也就是说，一名骑兵光凑齐盔甲马匹就需要支出至少十五头牛，这还没算上武器的花费。另外，培养一名合格的骑兵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身体素质好的成年人或许可以比较快地学会骑行，但要做到披坚执锐、驭马冲锋，则非得从少年时学起了。耗时的严格训练，武器装备与战斗经验的传承，进一步加深了骑兵在军事上的专业化。

同时，不论是地方豪族，还是亲卫侍从，承担军事义务都不可能是无偿的。国王为了奖励骑兵们的战功，甚至有时只是为了拉拢骑兵以维持住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都必须有所付出。商品经济的退化导致国王拿不出许多货币来作为稳定的薪俸酬劳，分赐土地成了唯一的选择。

“赐地”制度并非加洛林王朝首创，“亲兵（武装侍从）”制度早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凯尔特部落与日耳曼部落中就已常见。但只有当加洛林王朝革新性地把几个要素融合成一体，通常意义的欧洲封建制度才得以确立。领主分赐土地作为可世袭的采邑，获得采邑的人必须向领主宣誓效忠，提供军事服务和经济支援，亦即成为“附庸”，领主则有义务保护附庸的生命、财产、名誉不受损害。从此，“骑兵”通过对土地财产、军事技艺、贵族地位的世袭垄断，完成了向“骑士”的身份转换。

封建制度不光是将土地作为回馈军役的薪俸酬劳而加以分赐，更解决了在恶劣交通条件下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当时的经济状况同社会环境都不可能支撑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么，借助封建制度把一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财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一并交给附庸，便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国王分封大领主，大领主分封中领主，中领主分封小领主……层层分封让国家正常地运作起来。

但不久，弊病也相应而来了。

最初，每一级附庸的权力似乎都源自于他的领主。自下而上，国家所有权力的源头似乎都是国王。只要强大的国王以国家为出发点行使政权，那似乎便不成问题。因为国王有实力控制他的附庸，而他的附庸也有实力控制他的附庸。

然而细究一二，封建制度下的权力根本来说源自于对土地的拥有。在主强臣弱的情况下，恩赏、血缘、姻亲、友情都能成为领主制约附庸的媒介；而在主弱臣强的情况下，一切关系又都可能显得无比虚妄。弟杀兄，子弑父，附庸反对领主，地方无视中央，国家领土的私有化导致国家公权力的私有化，带来的是无尽的混乱。加洛林王朝崩溃后，这样的趋势愈加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卡佩王朝初期，国王的政令常常只在法兰西岛（即巴黎周边地区）及奥尔良地区这些王室领地管用。可是，别以为大诸侯们就能比国王好过到哪里去。

由于民族和语言的不同而相对独立的布列塔尼公国（Brittany）也好；幅员辽阔、地方势力强大，致使统治不稳的阿基坦公国（Aquitaine）、加斯肯尼公国（Gascony）、勃艮第公国（Burgundy）、安茹伯国（Anjou）也好；醉心于吞并临近商业城市的图卢兹伯国（Toulouse）也好；几乎包围了整片王室领地、与王室关系较深厚的香槟伯国（Champagne）、布卢瓦伯国（Blois）、弗芒杜瓦伯国（Vermandois）也好；都存在公爵和势力大的伯爵们被势力小的伯爵们架空，势力小的伯爵们又被男爵们架空这样的情况。纵使拥有发达的羊毛纺织业、城市化程度仅次于北意大利的弗兰德伯国（Flanders），以及主要贵族之间关系密切、公爵直接掌握附庸的诺曼底公国（Normandy）的统治相对牢固，整个西法兰克，甚至几乎整个欧洲都还是长期处在看不见尽头的乱世之中。

于是在那个乱世中，作为骑士，头等要务自然是军事。一则是天职如此，一则更是环境所迫。敌对的领主、反乱的附庸、阴谋篡权的亲属、横行乡野的土匪，整天都在惦记你的全部家当。如果你无力自保，那便只有死路一条。当然，人的追求不会仅仅止于自保，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比现在更好，是人们的自然心境。于是，扩张、侵吞、攻伐杀戮、掠夺强奸，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欧洲贵族社会由是亟需一套社会伦理来约束。

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价值观糅合到了一起，成了今天耳熟能详的“骑士美德”。这套伦理在十一世纪成为欧洲贵族社会的共识。忠贞不渝、谦卑诚实、无畏强暴、怜悯弱小、公正无私、慷慨热忱、勇于牺牲，冠冕堂皇的语句一遍遍地被重复，一遍遍地被强调。为何如此？自然是因为多数人根本不遵守。

当然，也有被普遍遵守的“美德”。对骑士们来说，英勇没问题——这是立身之本，不然孜孜以求的胜利从何而来；守誓也没问题——真想要背誓的时候，总能找到理由；重视名誉更没问题——骑士对浮名的看重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一个表情、一个手势、一句无心之言、一次意外碰触，都能引发一场斗殴，甚至一场战争。

伦理的约束效果不彰，动荡的社会一刻不得安定。而只有社会相对安定，才有可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搞不上去，强大的世俗权威也好，强大的宗教权威也好，都只能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于是，宗主们（国王、大诸侯等上层领主）用“除封”（没收采邑）呼吁和平，罗马教廷用“绝罚”（俗称“破门”，即开除教籍）呼吁和平，是为“宗主和平”与“上帝和平”。

“宗主和平”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宗主的实力，实力不济的宗主再怎么威胁也不会起作用。“上帝和平”倒是更有效些，中世纪的人们不论贵贱，都相当虔敬（或者说非常迷信）。但现实状况并不允许。因为即便拥有土地的骑士被“神威”唬住，迫不得已地一时“安贫乐道”，由于人口滋生而越来越多的继承不到土地又别无谋生手段的贵族子弟，除了受雇征战，抑或拦路抢劫，又能有什么其他的生存方式呢？

《天国王朝》中，伊贝林的高佛瑞（即伊贝林的老贝里昂，Barisan of Ibelin）一行，在返程时设营的树林里，遭到自己侄子以追捕杀了人的贝里昂为借口率兵袭击的那段，正表现出骑士老爷们根本不想要和平的现实。为了确保杀死叔父以继承他在耶路撒冷的头衔和领地，侄子甚至派上了弩手这种教宗（罗马主教）三番两次明令禁止对基督徒使用的兵种。欧洲的和平，连上帝的权威都指望不上了，那还能指望谁呢？基督教世界的目光自然转向了身边富得流油的东方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