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传世作品与载道人生相得益彰

1961年3月，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一向恋旧的毛泽东忍痛作出了让他们到地方工作的决定。于是，侯波也依依惜别中南海，走进新华社。

临走之前，当时在武汉的侯波向毛泽东辞行：“主席，我要走了，在您身边工作了12年，您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不称职，没做好工作。”说着，侯波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也有些伤感，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十多年，给我拍了许多很好的照片，也给中央领导同志拍下很多照片，你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这就是成绩嘛。这次，不少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同志都调到别的地方，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熟悉了，这有好处，但与社会、群众有了距离，就是局限性、坏处。”

毛泽东问：“什么时候走？”侯波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毛泽东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侯波走到门口，给毛泽东敬了个礼，毛泽东的眼圈红了……

1962年侯波生过一场病，此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让一个卫士来看望侯波，还亲手将自己早年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抄了带给侯波。

毛泽东逝世后，侯波看到党中央在报纸上发布的有关通知后，便把自己珍藏的这首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原件送给了中央办公厅。

晚年，侯波经常与老伴相互搀扶着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最灿烂记忆的城楼。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12月26日，他们还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领袖遗容，深情缅怀一代伟人。

“摄影双璧”侯波与徐肖冰当年相识、相恋在延河边，终成眷属。初涉爱河之时是令人憧憬的，但经受风雨洗礼的爱更加深沉。“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党内的“假党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侯波是从中条山参加革命走出来的，后来又回到中条山劳动改造，是历史的巧合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罢，反正侯波常常觉得是中条山给了她革命的机会，是中条山给了她革命的精神，于是她从绝望中看到了新生的曙光。

“他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在中条山，造反派把我看得很紧，通信也受限制。”侯波回忆说，徐肖冰曾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他还在粮票里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短诗，大致意思是要她相信历史、相信人民，一切问题终能得到解决。可造反派以为是徐肖冰怂恿她什么事情，狠狠地告诫以后不准再写这种诗，并将诗斥为“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

天气冷了，徐肖冰及时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很稀罕，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果，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说起中条山，侯波又想起了那令她难以忘怀的乡情。当时下放到中条山区，侯波住在村里一户姓钱的人家里。村里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侯波曾给主席拍过照，都在背后嘀咕，说侯波老老实实的，不像是坏人，可能是搞错了。房东家有一个老叔看侯波身体单薄，怕她累病了，就偷偷帮侯波干造反派规定干的活儿，还帮她磨割麦子的镰刀，处处替她着想。“我是中条山的女儿，是从中条山走向延安的。中条山的人民给予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是那种无私神圣的乡情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侯波心底蕴藏着特有的乡土情结。

说到这里，电话响起来，一向心细的侯波为避开打扰，起身去隔壁接电话。出来后，她对老伴说：“小焱来电话了，要我们注意休息。”她又向笔者解释：“是我的大儿子打来的电话，今天打来了两个电话。”笔者问及她有几个子女时，她平静地说：“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前几年因车祸遇难。”正当笔者懊恼不该提及这件令她伤心的事时，侯波又恢复到儿子来电话问候的喜悦中，她像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对孩子的嘘寒问暖感怀不已。“大儿子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在延安时曾出过一次事故，让他吃尽了苦头！”

那是1945年除夕，夫妇二人有事外出，不得已将儿子托付给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却把孩子锁在屋子里，自己去隔壁打扑克。孩子一个人在火炭盆边烤火，把身上的棉衣给烤着了，很快就烧着了肉。隔壁的人听到孩子哭，都以为是孩子淘气，并不以为然。直到这个同事来家取手纸上厕所，却只见满屋子的浓烟，小孩子已经有气无力。侯波看到自己的孩子烧成这样，差一点晕了过去。“那时，孩子还不到两岁，胳膊上有的肉都已被烧焦、烧烂。那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子是在痛苦折磨中过的年。”第二天，侯波赶紧带孩子到当时延安有名的中央医院，请苏联治烧伤的专家医治。过了3个多月，孩子的烧伤才治好。

“文革”期间，侯波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先是在新华社机关挨斗，后被下放到山西永济新华社干校改造。临走前，她被允许回家一次。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作为一名摄影师，自己只是在真实地记录历史，怎么突然就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分子。在家中，徐肖冰在监管人员监视下为侯波做了一顿午餐，一遍遍地鼓励妻子要学会坚强，要照顾好自己。侯波后来回忆说：“在那样的情景下，徐肖冰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使我感受到了丈夫和家的温暖。”

1973年干校被解散，侯波回到北京新华社印刷厂车间继续劳动改造，在车间做了8年胶片漂水工。凭着一个女人的坚韧与刚强，她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1977年春天，组织上取消了对侯波的不公正待遇，安排她到新华社图书馆工作。这一时期，徐肖冰同样失去了从事摄影的权力，被下放到北京大兴的一个干校劳动，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注下才被解放。晚年的徐肖冰和侯波，时常会回忆起“文革”这段非同寻常的人生岁月。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侯波说，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侯波告诉笔者，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大都在中央档案馆珍藏。“我们总以为这些都是历史了，究竟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心里没有多大把握。可是事实上，人们对那段历史一直抱着浓厚的兴趣。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来看影展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这次影展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应许多外地观众要求，侯波夫妇带着那些摄影作品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反响之强烈连侯波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当年，秦基伟看了展览后感慨不已：“像这样的照片，应当出本画册，让更多的人都看得到。”其实，侯波、徐肖冰也动过这样的念头，可是苦于没有经济能力。在杭州展览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看了展览后当即跟侯波、徐肖冰谈了画册出版的事宜。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邓小平同志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聂荣臻、杨尚昆派人送来了他们的贺信。“江泽民同志那时已是总书记了，他也给画册出版问世写了贺信。”说到这些，老人很开心，也很得意。

他们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影象资料。1999年，举国庆祝建国50周年。这年4月9日，侯波、徐肖冰摄影回顾展《从延安到中南海》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开幕式一结束，两位老人就被众多观众围了起来，老朋友向二老表示问候、祝贺，摄影爱好者纷纷拿出此次影展的纪念封请二老签名留念。“人们真是太热情了！听说还有一个观看影展的女同志，她拿来了40多年前我为他父亲照的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见到她！”侯波不无惋惜地说着。据悉，徐肖冰的家乡浙江桐乡已建起了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采访时，他们说，我们多年的作品总算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笔者进门时就发现客厅的小桌子上摆放着许多书、纸，还有一个大盒子。问起他们是不是又在准备出画册，问答是肯定的。侯波告诉笔者，最近有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他们的作品集，跟他们进行了电话联系，并跑到他们家来过两次。“准备做一本照片加文字形式的书，跟上回那本有些差别，每一张照片下都附有拍摄背景及相关故事等，档案性更强，收藏价值更高。”徐肖冰补充说。为了赶这个集子，两位老人这段时间都在忙着找资料、写说明文字。

当问及她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是哪一张时，徐肖冰抱出一本彭真画册，“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的一组图片，是她最后拍的新闻图片。”翻开一看，第一张就是侯波拍的，图为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跨页画面凸显出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形象。笔者顺手翻到最后一页，竟也是侯波的作品—画面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小道，这幅图片向我们真实再现了革命伉俪情深义笃的一面。出版者无意间将这两幅由侯波拍摄的图片列为首尾两个跨页，足以显示其摄影艺术之精湛。“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看来侯波同彭真似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徐肖冰的一席话让笔者终于释疑。原来，彭真与她同为山西老乡，平时就联系较多，“彭真同志在北京住的时候，有时他家里来了些其他方面的专家，他就打电话给她，请她去拍照，有时还派车子来接。”

岁月不饶人，接受采访时两位老人都是高龄之年了，他们都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就在采访前不久，受国家外交部、广电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的联合约请，侯波、徐肖冰不顾年事已高，协助法国一家电视台在中国拍摄有关毛泽东的一个电视纪录片。片中以侯波夫妇为采访对象，回顾并引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革命与建设活动，展示一代伟人风采。于是，两位老人离家半个多月，辗转南北，配合摄制组拍摄。“我的身体还能勉强应付，他可不行了；医院来过几回通知，要他去检查身体，他自己也准备住院去。”侯波一边招呼老伴不要坐到空调跟前，一边回答笔者的提问。从那言语、神态中，笔者阅读到这对老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感。

晚年，侯波夫妇已是四世同堂，每天钟点工上门打扫卫生、买菜洗衣、做一顿中午饭，他们早餐就冲一杯牛奶就饼干，晚上熬一些稀饭就咸菜，生活非常简单。“没离休前忙拍摄任务，以为离休了会清闲。谁知退下来以后，各种群众组织找上门来，不好不参加，反倒比以前似乎更忙。这两年身体不行了，守在家的日子稍微多起来。”侯波讲到离休的生活时，徐肖冰指着小桌上的一堆资料抢白：“守在家也不得闲，整理这些资料，这项工程很庞大。不过，我们乐意发挥余热，做点实事。昨天固然珍贵，但明天更美好。”